城市发展中的人口迁移

二、城市发展中的人口迁移

一般说来，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无外乎两个途径：一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即出生减去死亡人口的数量；二是城市人口的社会增长，由迁入减去迁出人口的数量。对于城市人口增长是由高自然增长率还是高社会增长率导致，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例如，Davis（1965）和Preston（1979）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来源于高自然增长率，而Todaro（1969）则认为高自然增长率来源于高迁移率，原因在于由乡村迁往城市的迁移者本身具有较高的生育率。此外，Ledent（1982）和Keyfitz（1979）认为乡村与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的差异并不大，正是由于人口由乡村迁向城市的高迁移率提高了城市化发展水平。而蔡昉等（Cai and Wang，2008）在讨论中国城市化主要动因时，也发现城乡人口迁移是决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孙清山（1997）根据Ledent（1982）的方法分析了台湾城市人口增长的来源，发现在1961—1981年期间，乡村向城市的净迁移率逐年上升，从1961—1965年的0.62%增加到1976—1981年的1.27%，而与此同时，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却逐渐下降，由期初的3.33%降至期末的1.38%。这表明，随着台湾城市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近年来城市人口增长的驱动力越来越向社会增长倾斜，因而促使我们更应通过考察地区间人口迁移来寻找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

除了发展中国家的城乡间人口迁移，20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口迁移模式出现了很多新特征，成为其后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将要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中心城市人口的郊区化现象，这种情况在北美、西欧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特征。众多针对美、欧、澳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如Frey，1988；Ford，1999）发现，发达国家的人口迁移流向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出现了显著的改变，由之前向工业化城市集中区的迁移，转向低密度的边陲地区迁移，某些学者（Champion et a1.，1998）将其称作逆城市化或反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第二个特征是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占据的绝对地位，人口迁移往往在城市内部或城市之间进行，脱离了城乡迁移的范畴。Ze1insky（1971）在其迁移转型的研究中指出，目前发达国家由乡村迁往城市的人口显著下降，而城市间与城市内部的迁移逐渐增加，具体表现为长距离迁移明显衰退，而让位于城市内部的短距离迁移。^[1]类似地，与台湾地区发展水平相似的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是以乡村地区之间的迁移为主，在1955—1985年间则是以乡村向城市迁移为主，然后则是以城市之间的迁移为主（Kwon and Jun，1990）。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台湾经济结构逐渐向后工业化社会发展，其城市化进程也逐渐步入成熟期，人口迁移的作用逐渐由带动城市发展向平衡不同层级城市规模方面发展，因而不仅城乡间迁移，城市之间的迁移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内外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考察了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最早的关于人口迁移的系统性研究出现在19世纪，Ravenstein（1885，1889）在其著名的“迁移法则”中提出了下列观点：第一，城乡人口迁移具有阶段性特点；第二，迁移规模与距离呈负相关，而与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与工商业发展正相关；第三，拉力对迁移的影响大于推力，其中最主要的为经济因素。基于该理论，Lee（1966）进行了系统性改进，把影响迁移的因素分为四大类：一是影响迁移的因素，包括迁出与迁入地因素、中间阻碍因素以及个人因素等；二是迁移规模，与迁出与迁入地的差异密切相关；三是迁移流向；四是迁移者的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Zipf（1946）将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采用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1）引入了迁移研究中，该模型可以很好地拟合迁移行为，但在考察迁移动机方面存在一定缺陷。Tiebout（1956）则提出了居民通过迁移最大化其效用的“用脚投票”（voting with their feet）理论，认为该机制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在公共品提供上达成帕累托最优，而居民则往往倾向于迁往拥有更合意的公共品—税率组合的地区居住。

其后，经济学家不断扩展了上述研究，其中的宏观研究大多针对人口的跨地区迁移，考察的范围包括地方财政支出差异、税率差异以及社会福利差异对不同群体居民迁移行为的影响（Day，1992；Yu，1995；Cebu1a and A1exander，2006）。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分析了迁移人群自身特征的作用，包括收入水平（E11son，1980）、种族差异（尤其是白人与黑人）等（Cebu1a，1974，1978；Kohn et a1.，1973；Sommers et a1.，1973；Cebu1a and Be1ton，1994；Cebu1a et a1.，1983）。近年来，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微观研究，充分利用了微观数据的优势详细分析了不同地区、不同迁移人群的特征对迁移行为的影响。这类研究不仅分析决定迁移的主要原因（John et a1.，1995；Borrow，2002；Liebig and Sousa-Poza，2006），还考察进行不同距离迁移的人群特征（Dah1berg and Fredriksson，2001），并区分是否迁移与迁往何处的差异（Woo，2007），以及不同国籍—年龄—教育组合的影响（Liebig et a1.，2007）。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探讨了政策因素对迁移行为的影响，例如蔡昉（Cai and Wang，2008）、Au和Henderson（2006）就讨论了中国的户籍制度对居民迁移行为与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针对导致台湾各地区人口跨区域迁移的主要因素，很多学者进行了相当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归纳起来大致分为七类：第一类是有关迁移流向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如陈昌盛（1996）、李朝贤（1995）、苏益忠（1990）等；第二类是探讨迁移与城乡发展差异关系之研究，如李文朗（1986）、江玉龙（1986）、边瑞芬（1991）等；第三类是探讨迁移与就业市场或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如吴仁裕（1992）、陈宽政及廖正宏（1984）、蔡宏进（1981）、洪栋霖（1993）、叶士侨（2005）等；第四类是关于迁移与城市财政差异的研究，如李静雯（1996）、韩干和李静雯（1997）、黄干忠（1991）、王国明（1984）、蔡宏进（1995）、Liu（1999）、施妤铮（2004）、邓瑞兆（2005）、康琪佩（2007）等；第五类是探讨迁移者社会经济特征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如陈肇男（1990）、徐中强（1984）、薛立敏、曾喜鹏和陈雅君（2002）等；第六类是探讨迁移后的适应性，如谢高桥及张清富（1997）、谢高桥（1981）等；第七类是探讨都会区内部迁移的研究，主要有刘小兰和刘念华（1995）、陈肇男（1992）、孙清山（1983）、熊瑞梅（1988）、陈淑美和张金鹗（1998，2002）、薛立敏和曾喜鹏（2000）、洪春诚（2007）等。上述前五类研究大多属于宏观研究，即通过对截面或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统计与回归分析，探讨城乡发展差距、居住质量差异、城市特性、产业结构、就业市场、财政差异或社会经济特性等因素对于迁移人口地点选择的影响，被解释变量大多为某城市的迁入人口数（迁入率）、迁出人口数（迁出率）或净迁移人口数（净迁移率）等。近年来采用微观数据进行分析的文献逐渐增多，采用的方法多为包括probit、1ogit等离散选择模型，可以分层次分析不同城市、社区以及个人特征对于迁移行为的影响，如许道欣（1992）、姜渝生及吴欣修（1994）、薛立敏、曾喜鹏和谢钰伟（2007）等。

在迁移研究中，除了考察其决定因素之外，众多的研究工作还围绕人口迁移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展开进行。事实上，人口迁移与城市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从城市产业发展与人口增长角度看，一方面人口迁入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城市产业发展与集聚又带动人口由乡村地区或是未集聚产业的地区迁入。不过，人口迁移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又十分复杂，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其表现都是不同的，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了类似“先有蛋还是先有鸡”问题。例如，Muth（1971）考察了美国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产业发展往往是由城市人口迁入规模决定的，而该结论也被Greenwood和Hunt（1984）对发展美国东北部和中北部的政策研究所支持，该研究建议政府在采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扶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吸引人口迁入的政策作用。此外，邓瑞兆（2004）发现在台湾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乡就业人口的数量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逆转，之前城市总就业量显著低于乡村，而其后则开始领先，并呈现大幅超前的态势。同时，城市地区的就业量大幅度增长，导致城乡间就业机会差距日渐扩大。通过就业乘数分析，他发现台湾地区城市不论在基础就业对总就业量，还是基础就业对非基础就业量等的乘数影响效果上，均比乡村地区显著，而且人口乘数分析也发现台湾城市内基础就业对总人口数的影响程度高于乡村。上述发现说明，台湾地区城市人口数量及城市迁入人口的增长与产业增长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从而使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后者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