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南的人口迁移

四、移民政策之二:向西南的人口迁移

这里所说的“西南”，是指云南、贵州、广西三省。

据美籍华人李中清教授的研究，西南地区是传统的移民区，在历史上，除了影响较为短暂的汉晋、唐宋时期的移民外，元代以降共有两个阶段的大规模移民:第一阶段发生在元、明之间，主要是一种强制性的移民；第二阶段在清代，主要是一种自发性移民，但移民的规模和数量都超过了前代。正是这种移民使中国南部边疆汉化。^[146]

清代向西南的移民大多是“自发性”移民，意味着这种移民不是移民政策的产物，因此，我们也就很难系统地勾勒出移民政策的变化轨迹。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向西南的移民不受有关政策的影响。

顺治后期，随着西南地区的平定，清廷一方面重申“凡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务使逃民复业”的即定政策，^[147]另一方面，又以给予牛具、籽种等条件鼓励招民垦荒定居。顺治十三年(1656年)，“以广西卫所久废，令州县招垦荒屯，无力者官给牛具”^[148]。顺治十六年(1659年)，云贵甫定，因“民间遭兵火残毁，饥饿载道，死无虚日”，经五省经略洪承畴疏请，在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清廷拨银15万两“赈济两省穷民”，以期穷民安居，流民归复。^[149]同年，“发饷银二万两，借给苗民牛种”^[150]，表现出了对少数民族的安抚之意。顺治十七年(1660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又上疏请求“招民开垦”^[151]，寻经户部议准:“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该州县给以印票，永为己业。其滇省衝路残黎，如杨林、永昌等处，请将顺治十七年本省秋粮，借贷为春种之需。”^[152]这种招民垦荒政策，基本上与全国一致，还未见得特别优惠，因而，贵州巡抚罗绘锦于康熙四年(1665年)进一步提出:“黔省以新造之地，哀鸿初集，田多荒废，粮无由办，请不立年限，尽民力次第开垦，酌量起科。”招民开垦荒地而“不立年限”，“酌量起科”，当然是一种特别优惠的政策，但格于其他省区未有此先例，仅仅是“下户部议”，未获批准。^[153]

可以想见，清初未加区别的招垦政策，对贫瘠的西南边区而言，不会具有招徕流民的吸引力。三藩之乱期间，西南诸省作为战乱的重灾之区，“所在驿骚，肆骋痈毒”，“军民荼苦，如在水火”。^[154]

三藩之乱平定之后，清廷便着眼于战后社会经济的恢复，颁布了善后事宜44条，以“荡涤烦苛，维新庶政，大沛宽和之泽”为指导思想，禁止额外横征，并屡屡蠲免钱粮。^[155]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新任云贵总督蔡毓荣又上奏《筹滇十疏》，其中，“蠲荒赋”、“理财源”、“敦实政”、“举废坠”诸疏，也具有同样的意旨。^[156]在《筹滇第一疏·请蠲免》中，蔡毓荣还针对“变乱之后，抛荒田地，死徙人丁，在在有之，目下开垦乏人，牛种未备，逃亡无勾补之法，生聚非旦夕之功”的实际情况，再次提出了“陆续招徕开垦”的建议，以期“田畴渐辟，户口渐充”，清廷下令允行。在此基础上，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云南巡抚王继文上疏请求云南荒地“减则起科”，“仍令地方官量借牛种及出陈米石，务使力耕有成”，并承认承垦荒地者的土地所有权。^[157]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以滇省明代勋庄田地，照老荒田地之例，招民开垦，免其纳价”；次年，又“以贵州兵燹荒废，正当招徕，劝垦徐议，编审暂停”。^[158]

要之，在三藩之乱平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清廷以禁止横征、蠲免钱粮、减则起科、借贷牛种口粮、宽限编审等优惠措施鼓励流民的归复和招徕内地移民。

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元、明以来所实行的土司制度，往往体现着土司的意志，时有与中央政权的对抗，魏源有云:“云、贵、川、广，恒视土司为治乱。”^[159]并且，土司对所属人民任意苛派赋税，土司之间又相互仇杀，“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成为西南边疆的“大害”。^[160]雍正帝在上谕中曾对此反复谕及，如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谕:“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月上谕:“向来云、贵、川、广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蛮，尤复任意残害，草菅民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161]因此，“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162]

应该说，雍正年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实行，保证了中央有关政策的贯彻，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移民的迁入。

在改土归流的同时，清廷对向西南的移民采取了更加明显的鼓励政策，这包括了如下数点^[163]:

第一，按招民数额和开垦荒地数额对地方官员进行议叙或惩处。如雍正四年(1726年)覆准:“滇、黔二省广行开垦，并定开垦事例:凡官员招募佃户、资送开垦者，按户数多寡议叙；军民自备工本者，按亩多寡议叙。”雍正五年覆准:“滇、黔二省招民开垦，委员及地方官将所领工本招募良民，开垦数多、田皆成熟者，三年之内，准其议叙。倘虚应故事，召募匪类，领银潜逃，或开荒草率，不能种植报粮者，照才力不及例指参；所费工本，著落该员赔补。”

第二，针对移民新垦田地，一旦垦熟，“则群起相争，甚至伙众抢割，结讼不休”的情况，明确垦民的土地所有权。如雍正二年(1724年)议准广西例:“可垦之荒，立标招认，定限两月后开垦，即有豪强，不得再行争认。”雍正四年(1726年)议准云、贵例:“地方官招民开垦及官生捐垦者，将垦熟田地归于开垦佃户。”雍正七年(1729年)又规定了云南部分地区“每户不得超过二顷之外”的占田标准。

第三，针对边远之区“有田者不肯远种，无力者不能自种”的实情，适当资助牛具、籽种、口粮、盘费、居室。如广西在雍正二年(1724年)议准，将常平仓谷“量借贫民为牛种、饭食、置农器、盖茅庐之资，分作二年补还”；雍正五年(1727年)，又动用常平仓谷赈济因灾由广东省流入广西的灾民，并“查明姓名、籍贯及男女大小人口数目”，在梧州府、郁林州所属各县“设法安插”。云、贵两省在雍正四年(1726年)议准的招民开垦事例中，已经有“开垦工本”的规定，雍正五年(1727年)在具体议行云南东川府的招民措施时，“买水牛一百头，盖房六百间，招民开垦，酌给牛种房屋，复给以现银为半年食米之费。其自外州县来者，又给以盘费为搬运行李之资”。另外如云南丽江府、贵州威宁州等地土寒薄的“极边夷郡”，也仿此办理。为了解决“法制犹易，而经费为难”的问题，还同时鼓励官绅捐款，“务使经费有出”。

乾隆以降，随着内地人口压力的加剧，向西南地区的移民更加引人注目，但从政策上考察，则鲜见鼓励性措施，相反，还有一些禁令，如乾隆六年(1741年)的编查保甲，“苗寨大者，十户为一牌，牌有头；十牌为一甲，甲有长；寨立长一二人。小者，随户口多寡编定，寨立长一人”。若有“汉奸及外来苗瑶在寨居住，一人容隐，九家连坐”。^[164]又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议准的经理苗疆事宜规定，如果“汉人在旧疆苗地住久，置有房产，素行良善者，饬土司、土目等，于年底查造烟户民数时，附造入册，仍毋许招留册外之人。其归化未久与新疆一带各苗寨，令地方官稽查，不得听汉人置产，亦不许潜处其地”。^[165]之所以有这些禁令(“新辟苗疆”比“旧管苗疆”要严厉)，目的是为了避免“苗民争竞之端”^[166]。当然，有关禁令的效果十分有限，往往是“禁而不能止”^[167]。乾隆以后的移民大多是“亲故援引，依附而来”^[168]，构成自愿移民的示范效应。

由于乾隆以前缺少系统的人口统计数字，我们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口移入西南，但在有关政策的鼓励下，西南地区有不间断的移民则是无疑的，后来的有关记载以及移民数字统计，也应该是前此移民的结果。并且，三藩之乱以后，西南地区的经济恢复与人口增加，也与移民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169]

乾隆以后的有关移民记载就很多了。据乾隆十三年(1748年)贵州按察使介锡周奏称，“黔省虽节年首报开垦，而山坡箐林，尚多荒土，每多外来游民，往赴力垦”，其“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游民日聚”^[170]。据《黔南职方纪略》记载，雍正、乾隆以来，“江广川楚客民源源而至者，日盛月增，兵燹以前(指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湘黔苗民起义)，汉、苗之夹杂混淆，早已不能判然有别”，湘黔苗民起义之后以迄道光年间，“比年以来，下游各郡以及川播贫民偶值岁有不登，携老挈幼，担负而来，或入滇，或入粤，由郡经过因而逗留者，每岁冬春日以数百计”，以至“客多主少”。又称，“客民之贸易者、手艺者，邻省、邻府接踵而来，此客民所以多也”^[171]。据《檐曝杂记》记载，由内地移入贵州、广西的客民多黠，“在其地贸易，稍以子母钱质其产，蚕食之”，到乾隆中期，“膏腴地皆为(客民)所占，苗、倮渐移入深山，而凡附城郭、通驿路之处，变为客民世业”^[172]。乾隆以来向云南的移民，郭松义在其论著中已举出过不少典型事例，可以参看，^[173]不赘述。

另据乾隆以后西南三省的人口统计，也可以体会人口增加与移民的关系，兹选出有关年份列表5-2示之:^[174]

表5-2

西南地区乾隆以后人口统计单位:万人；年增长率:‰

乾隆十四年(1749年)，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的人口统计数，已经超过了明代万历年间的人口数额，这一方面标示着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恐怕也说明此前已经吸纳了不少的外来移民。如果再往前推数年，以有较为可信的乾隆六年(1741年)的统计为基点比较，云南从91万余口，增加至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194万余口，8年间增加了103万余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41.48‰；贵州从241万余口，增加至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307万余口，8年间增加了66万余口，平均年增长率为34.23‰。这种非常高的人口增长率，固然与乾隆六年(1741年)初始的人口统计不完整有关，但也不能说与移民的增加没有牵涉。

即使以乾隆十四年(1749年)较高的人口数额为基点，如表5-2所示，乾隆一朝西南三省的人口增长率仍然是很高的，其中云南一直到道光年间还保持着超过全国的平均年增长率(当时全国的年增长率大致在7‰)。边远地区人口的高速增长，一般地说，不是自然增殖的结果，而是移民的结果。

当然，表5-2的统计不可能区别“土著”与“移民”，对移民的增加趋势仅仅是建立在分析之上的一种推测。幸运的是，在史籍中还存在着一些移民数字，兹将道光年间对贵州“客民”的清查数额列表5-3于下，作为参照^[175]:

表5-3

道光年间贵州客民统计

表5-3总计户数为72492户，若以口计，当在30万人以上。仅此，已是相当可观。

对表5-3尚需加以说明的问题有三:第一，清代之前的“江广楚蜀客民”，在贵州“置产成家者，今日(道光间)皆成土著”，所以，这里的“客民”并不包括以前的移民，仅是清代的移入者。第二，这次清查的缘由是因着钦奉谕旨“饬禁汉奸私入苗寨，勾引滋扰”，清出的“客民”户数，是此前尚未编入人口册籍的移民，已经编入人口册者，不在此次清查之列，因此，也就不是清代的全部移民数。而且，还同时规定:“自此编查之后，如再有勾引流民擅入苗寨，续增户口、买当田土者，将流民递籍，并将勾引之客民立时驱逐出境，田产给还苗人，追价入官，仍照违制律治罪。”这既可以看出当时的大量移民已成为当地的社会问题，又可以看出对移民的限制措施。第三，表5-3的统计也不全面，缺少遵义府、仁怀厅、思州府、石阡府的客民数字，这并不等于说此三府一厅没有客民，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要么是客户超过了土著数，要么是土、客相安，不必要清查(这与上述清查意旨是相吻合的)，如遵义府，据称，“通属汉户十之六七，苗户十之三四，然苗、汉无猜”，“皆一律编入里甲”。又如仁怀厅，据称，“无苗民，惟土著与客户，相安日久，无事区分也”。不管是哪种情况，均能说明向西南的移民规模。

根据上述，笔者的拙见认为，乾隆以前，清廷对向西南的移民采取了鼓励性政策，尽管有关移民的记载较少，又鲜见移民数字统计，但移民的不断增多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乾隆初年有系统的人口统计之时，所显现的人口数字的增多，即包含着移民因素在内，这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政策与实际的吻合。乾隆以后，清廷对向西南的移民采取了限制性措施，而是时有关移民的记载反而增多，这一方面说明确实存在着相当规模的移民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政策与实际的背反，而且也可能正是由于这种“背反”，移民现象更受重视，有关记载也就随之而增多。这也是我们在凭藉史籍分析历史问题时，应该加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