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中的技能互补与户籍制约

既然高技能劳动力是城市发展的引擎，那为什么低技能劳动力也会共存于城市呢？其背后的原因在于，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技能互补。

技能互补体现的是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假设城市内存在高低技能劳动力两种劳动力，从生产率来看，若高低技能劳动力能够互相促进对方生产率的增加，则说明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从就业情况来看，若高低技能劳动力能够互相促进对方就业量的增加，同样说明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

表4.5　城市高技能比例对城市劳动力工资的影响

首先，从生产率的角度来看高低技能互补。我们用2005年的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考察城市高技能比例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结果见表4.5。表4.5显示，当城市高技能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时，高技能的小时工资会增加6.11个百分点，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会增加7.17个百分点，增幅略大于对高技能者的影响。另外，如果我们将低技能劳动力细分为具有高中学历和大专学历的中等技能者和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低技能者，同样发现，城市高技能比例对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增幅影响最大，和其他的文献类似（Glaeser and Lu，2014；Moretti，2004b）。因此可认为，在城市内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

然后，从就业量变化来看高低技能互补。如果初期高技能劳动力比例的增加，不仅会促进下一期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也同时会促进低技能劳动力比例的增加，则说明高低技能存在互补。我们利用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考察具体情况，结果见表4.6。结果发现，2000年高技能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则在2000—2010年之间，高技能比例显著增加1.129个百分点，中等技能劳动力显著减少1.479个百分点，而低技能劳动力则会增加0.351个百分点，虽然显著性水平没有达到10%，不过系数的t值已经大于1（系数大于标准误）。因此可认为，在城市内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类似情况在美国也出现，从1970年到2000年期间，城市的初期高技能劳动力比例导致后续10年内高技能劳动力比例增加的同时，低技能劳动力比例也在增加（Berry and Glaeser，2005）。

表4.6　人口增长的异质性

在企业层面同样可以看到技能互补现象。技能互补会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面对异质性的劳动力，企业在雇佣决策时就必须考虑异质性劳动力之间是否存在互补性。异质性的劳动力之间的交流会产生外部性，同时也会存在沟通成本，只有当正外部性大于沟通成本时，即只有当异质性员工之间存在互补时，企业主才会增加员工的多样性（Lazear，1999）。一般而言，不同教育程度的员工产生的正外部性大于沟通成本，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而年龄、种族等异质性的影响则相反（Garnero and Rycx，2013；Parrotta et al.，2012）。Liang和Lu（2015）利用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当企业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内就会出现高低技能互补。

技能互补的存在就可以解释为何高低技能劳动力会共存于城市中。反过来，城市的发展会如何影响技能互补呢？大城市中，具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具有更强的人力资本外部性，这必然会促进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与此同时，大城市也可能影响高低技能之间的互补性。大城市具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但平均技能水平和小城市却相差无几（Bacolod et al.，2009），而且大城市间的技能水平具有更大的方差（Gautier and Teulings，2009）。Eeckhout等（2014）首次从城市经济学角度来考察技能互补，并利用美国数据分析大、小城市的技能分布，发现在大城市中具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而中等技能劳动力的比例则更低，这充分说明了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

我们利用2005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对比不同城市间的技能分布情况来考察高低技能互补情况。我们将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定义为高技能，大专和高中学历者定义为中等技能，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者定义为低技能，然后直接看大小城市间这三类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对比，具体情况见表4.7。我们可以知道大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785年，而小城市的为8.465年，二者之间相差1.32年，在1%下显著。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大城市具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者，但低技能劳动力的比例却更低。美国的情况与表4.7的情况相反，美国的大城市中具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者的同时，也具有更高比例的低技能者。

表4.7　大小城市的技能数量比较

如果以实际工资来衡量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并考察城市内劳动力的技能分布，结果见图4.3。从右图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大城市的技能分布具有“厚尾”性质，这意味着大城市同时具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而中国大城市的技能分布则是完全向右偏移，这意味着大城市拥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更少的低技能劳动力。

图4.3　大小城市的技能分布比较

注：技能水平是利用年工资对房价进行调整后的结果，具体表达式为，其中Eeckhout等（2014）中的α＝0.24，中国的α＝0.3。图中的结论对α的取值是稳健的。

大城市通过共享、匹配和学习等机制提升劳动力收入的同时，也会增加生活成本。通过权衡可得的收入和相应的生活成本，劳动力选择不同的城市以获得效用最大化。在劳动力自由流动时，同类技能的劳动力在不同城市之间会获得同等的效用水平，进而达到空间均衡。一旦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一方面劳动力无法流动到本可以获得更高效用的城市，就会造成效用损失；另一方面劳动力可能会为了某些特殊利益而迁移到特定城市，或者会为了享受既得利益而滞留在特定城市，也会造成扭曲。

从图4.3中，我们知道美国的大城市中集聚了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而中国大城市的技能分布整体向右平移了，说明了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却没有更高比例的低技能劳动力。对比美国和中国的情况，我们认为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的户籍制度等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提高了低技能劳动力向大城市流动和定居的成本。

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Chan and Buckinham，2008），缺乏所在城市的户籍，会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面临种种歧视（陈钊、陆铭，2015）。户籍制度是偏向高技能的，它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户籍制度基本上不会阻碍高技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更常见的情况却是高技能劳动力为了享受户籍背后所包含的公共服务，宁愿牺牲部分工资以获得大城市的户籍，而不是到其他城市寻找更为匹配的工作。其二，户籍制度阻碍低技能劳动力自由流动到收入更高和就业机会更好的城市^[4]，这不但导致个人福利无法得到改进，而且也会抑制技能互补进而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

首先，户籍制度改变不同城市的技能分布。从图4.3中，我们已经发现中国大城市的技能分布是右偏的，大城市相比于小城市并没有吸引更高比例的低技能劳动力，而这多大程度上是户籍制度带来的，却是需要回答的。我们参考Firpo等（2009），将影响技能分布的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见表4.8。表中的落户门槛指数是借用吴开亚和张力（2010）的研究，指数越高则说明落户难度越高，户籍限制越紧。结果表明，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比如处于技能分布10分位点），落户门槛指数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户籍指数越高，处于10分位点的技能劳动力来自大城市的比例会降低；而对于高技能劳动力（比如处于技能分布90分位点），落户门槛指数显著为正，意味着户籍指数越高，处于90分位点的技能劳动力来自大城市的比例会提高。因此，户籍制度确实会导致城市中集聚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和更少的低技能劳动力。^[5]

表4.8　户籍对城市技能分布的影响

户籍制度影响了城市的技能分布，进而会抑制高低技能互补。Liang和Lu（2015）考察了企业内的技能互补情况，并分析户籍制度对企业内技能互补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大城市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企业内技能互补性。因为大城市具有更强的户籍门槛，我们分别在模型中考虑了城市人口规模和户籍门槛的影响，结果发现，更高的落户门槛指数的确不利于增加企业内部的技能互补性，而一旦控制了城市的落户门槛指数的影响之后，城市规模有利于提高企业内技能互补的作用便得以显现。

此外，当存在户籍限制时，外来移民（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无法在大城市落户，无法享受所在城市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只能将老人和小孩留在老家，并且导致妇女更多地留在老家照顾老人和小孩。家人分离一方面会影响孩子教育、成长和老人的健康；另一方面会导致外来移民更多地将工资寄回老家，进而降低所在城市的消费需求，而这种“外地人只挣钱不花钱”的消费需求萎缩又进一步影响到本地居民的工资。我们利用CHIPS2002年移民的样本算出城市每个移民汇款回家的均值，然后乘以2005年的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中每个城市的移民数量得到每个城市中移民寄回家钱的总额，估计它对本地居民工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移民寄回老家的钱每增加1个百分点，或者一个城市在家庭层面汇回老家的钱的均值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得城市本地人的工资减少大约0.05个百分点（Liang and Lu，forthcoming）。这个数值在量上虽然并不算大，但至少说明，如果城市不能让外来劳动力安居乐业，那么，其消费需求的萎缩对本地居民并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