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南疆城市有一定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规模，包括人口规模和城区规模都有一定的扩大，城市功能有所强化，城市经济有所发展；二是数量较清代中前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参见下表。
表1 20世纪40年代初南疆各主要城市人口分层统计表
续表1
续表1
资料来源：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编纂《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210～348页。
从上表可知，南疆大城市喀什噶尔仅有5万人，不及内地的一个普通城市，与同是开埠通商的沿海沿江城市相比则相差更远。此外，南疆城市人口在2万～3万人之间的城市有2个，在1万～2万之间的也只有2个，在0．4万～0．9万之间的有6个，在0．2万～0．4万之间的有5个，在0．1万～0．2万之间的有5个，在0．1万人以下的有4个。从上可见南疆大多数城市的人口规模仅数千人。导致南疆城市发展迟缓，城市规模较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南疆城市发展的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对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自然地理环境是指人类生存的自然地域空间，由地球表层中无机和有机的、静态和动态的自然界各种物质和能量所组成，具有地理结构特征并受自然规律控制的环境整体（系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地理环境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不同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对人类的生存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世界上有很多地区不适合人类居住，因而在这些地区也就不可能出现城市；而一些地区的环境较差，人类生存困难，这些地区也不可能出现城市。南疆自然地理环境十分特殊，位于天山和昆仑山之间，包括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而广阔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占了南疆大部分地区，在塔里木盆地周边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绿洲，而这些绿洲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类生存和城市发展的载体，在南疆，城市的分布与绿洲的分布具有一致性；绿洲的大小和水资源的多少直接影响城市的大小和规模，特别是在生产力落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十分有限的农牧时代，这种影响就更为明显。南疆地区虽然土地面积很大，但是可以有效利用的绿洲面积却较小，加上影响该地区的自然灾害种类比较多，如洪水、地震、干旱、风沙、寒潮、冰雹等，特别是干旱、大风、沙尘暴的发生比较频繁。另外该地区虽然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分布很不均匀，而且沙漠、山地占有很大比重，绿洲城市的生态功能较脆弱，承载能力较为有限，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
水、植被等环境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城市兴起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民国时期，南疆地区水利设施虽然得到一定的改善，但不足以改变该地区水资源紧张的问题。而城乡居民饮水主要从河水、湖水、灌溉渠水、涝坝水直接采集使用，水质差，含氟量高，含碘量低，居民患氟斑牙病、大脖子病率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20世纪上半叶，不少游牧民和农业居民一样，开始向定居生活转变。随着城市居民数量的增多，区域内生活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愈加明显。城市周边大量的胡杨等植被被砍伐，用来做柴火或建房的材料。由于荒漠植被减少，生物种类也随之减少，水资源也随之减少，城市周边自然环境恶化，影响了城市规模的扩大，从而形成环境的恶性循环，这对城市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生存环境的恶劣，新疆的人口数量长期较少，晚清时期新疆全省的人口仅200余万，而到民国后期全省人口也不过400余万，不少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仅1～2人。人口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也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因而人口数量甚少是新疆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二）经济因素对南疆城市发展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南疆东北部地区处于军阀统治之下，长期的战乱和天灾等给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这一时期沙俄对南疆的渗入方式有所改变，由单一的商品输出转向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掠夺同时进行，致使区域商业贸易长期被外国资本所垄断。从晚清开始，南疆的经济遭到沙俄和英国的侵略，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原材料，并大量输出包括鸦片在内的各种商品，投资建厂和培植买办人等，对城市、农村的经济影响非常大。19世纪末期帝国主义势力在南疆享有通商贸易的自由及领事裁判等权利。沙俄和英国的经济掠夺，对南疆东北部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导致该地区的商品经济畸形发展，成为国外垄断资本的附庸；另一方面，由于开通商埠和外国资本的进入，国外商品和南疆地区的货物得以交换，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一些城市工商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新疆地方政府采取亲苏政策，得到了苏联的支援，社会经济和工业生产水平得到一定提升，阿克苏等南疆东南城市成了区域性的商业城市，带动了周边村镇的发展。
南疆工业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发展。晚清民国前期，南疆地区的工业发展一直处于极低的水平，除了有少数几座纺织工场外，基本没有现代工业。直到盛世才执政新疆时期，南疆的近代工业才有所发展，在两期三年计划期间先后修建了喀什电灯厂、喀什印刷厂、喀什制油厂、和阗造纸厂、喀什面粉厂。但是这些规模不大的工业企业对于地域广阔的南疆地区来说，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甚微。由于缺乏制造业和加工业，南疆地区民众所需一切工业品都要从俄国—苏联进口；而农业商品化后所生产的大量农产品和土特产品也需要向外出口，交换所需要的工业品，这就推动了南疆地区喀什、莎车等中心城市商业贸易的繁荣，特别是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后，中心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周边城镇商业的发展。但是，商业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城市的贫穷和落后，商业贸易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由于南疆城市缺乏现代工业支撑，无法吸引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因而造成南疆城市规模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状态；同时，由于缺乏现代工业的支撑，南疆城市的经济规模也十分有限，无法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财政来源，极大地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城市政府在财力困乏的条件下，很难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建设。正如俄国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所说：“抛开上述贸易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喀什噶尔就是个无足轻重的穷乡僻壤了。”[42]
从总体上看，20世纪上半叶，南疆东南部地区的城市经济与东疆、天山北路以及伊犁地区相比明显发展迟滞，缺乏现代工业支撑，城市对区域的聚集力和辐射力相对薄弱，从而制约了城市的发展。
（三）交通运输的落后对南疆城市发展的影响
南疆地区面积广阔，城市分散在大大小小的绿洲之上，城市之间相距较远，且被沙漠阻隔，因此交通在城市间经济联系和人员相互往来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上半叶，新疆地区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都较落后，技术和资金的缺乏也限制了包括南疆地区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交通的发展。
民国时期，南疆的现代交通较清代的驿路交通有一定的发展，但相比内地和邻国苏联等则仍较为落后。杨增新执政时期，修建了一条从库车到和阗的公路，但是公路建设标准较低，仅能够通行骆驼或骡车。金树仁主政时期，南疆的交通建设基本停滞。盛世才执政时期，修筑了从迪化到和阗的公路，南疆地区与国外的公路交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当时的道路质量较差，现代运输工具少，因而所起的作用仍然有限。新疆的新式交通运输对苏联有较大依赖性，因而随着新疆与苏联关系的恶化，新疆原有苏联进口车辆，因零配件、油料来源断绝，能够行驶的车辆越来越少，运输能力随之越来越小。由于交通发展滞后，南疆城市与城市之间、南疆城市与外部地区之间，在经济交流中商品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较高，运输效率低下，由于南疆、北疆的重要城市迪化、伊犁与苏联和印度的重要城市，在空间上距离都非常遥远，道路崎岖难行，货物运输除部分路段可用汽车等现代运输工具外，大部分时候都以骆驼或马匹等畜力为主，因而货物运输的数量非常有限，运输成本较高，商品从国外和内地运到南疆后价格远远高于北疆地区同类商品；而南疆地区的农牧产品要出口到国外或运输到内地，也因运输成本甚高，收购价格被中外商人压得极低，严重影响了南疆农牧业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
民国时期，新疆与内地之间的道路建设、交通运输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多种原因，发展速度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影响道路建设的原因除自然地理环境和财力等外，政治斗争也是其中之一，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为阻止中央势力进入新疆，控制新疆通往内地道路的建设，新疆就只修了一条质量较差的公路通往内地，但为了发展与苏联和英印的贸易，投入了较大的财力物力来建设对外道路，如相继建有迪塔、迪伊、迪喀公路，与中亚、印度相连。除了道路建设较落后外，运输力量薄弱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新疆虽然开始发展汽车运输，但数量甚少，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的货物运输还是得依靠畜力。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民国三十年以前，全疆通常行驶车辆已达二百辆以上之数，自三十二年以后，基本来源断绝，补充困难，旧有车辆，大半寿命终了，运输能力逐渐减弱。迄止现在，运转车辆，仅有五十辆之数。”[43]另外，新疆公路因养路费缺乏而基本不能及时修补维护，因而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公路破损非常严重。道路建设滞后，汽车数量减少，运输能力减弱，极大地制约了南疆货物的流通，不利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四）社会动乱与政局变化对南疆城市发展的影响
社会环境的安定是区域城市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20世纪上半叶，南疆的社会环境并不安定，相继爆发了多起大规模的暴乱、起义，以及多种势力的斗争，严重影响了社会环境的稳定，使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受到很大破坏，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1912年1月7日，伊犁起义爆发，随后起义军与清军在精河、乌苏等地进行激战；1916—1919年，俄国哈萨克、吉尔吉斯族前后数万难民逃入阿克苏、喀什、伊犁、塔城等地，给新疆带来极大的社会震荡。此后新疆长期处于战争与各种政治势力对峙的局面。1931—1934年，新疆发生大规模的战乱，人口大幅度减少，经济遭受了全面的破坏与停滞。1944年“三区革命”爆发，南疆虽然没有直接处于战火交锋之下，但也受到社会动乱的影响，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营的工商企业，都遭受到沉重打击，有的停产减产，有的“业务全部损失告罄”[44]，许多工厂业主背井离乡，对内对外的商业贸易也因动乱而大减，从而对城市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
（五）影响南疆城市发展的民族、宗教因素
南疆作为多民族聚居地，一般城市内有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并存。20世纪上半叶，南疆居民主要由维吾尔、汉、回、哈萨克、蒙古、刻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构成，其中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只有少数居民信仰佛教或基督教、天主教等。民族和宗教的多元化对南疆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积极的、正能量的影响，多民族和多元宗教在城市的聚集对城市的建筑、空间布局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这些城市富有个性和特色，促进了南疆城市的发展，如喀什回城就是一座典型的伊斯兰城市，城市建筑受伊斯兰文化很大的影响，长期以来都是南疆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在喀什的各个发展阶段，各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对城市经济、文化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民族、宗教在某些时候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成为阻碍南疆城市发展的因素。20世纪初，中亚兴起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开始渗入南疆地区，1915年，极端主义分子以南疆主要城市为中心，先后在阿图什、喀什噶尔、莎车、和阗等地开办学校，大肆宣传“两泛”思想。后来虽然被新疆当局及时制止，但“两泛”思想在南疆地区也有一些赞同者和支持者，仍然四处传播和蔓延。“两泛”思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演化为一种极端的宗教观和民族观，将中央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视为殖民统治者，鼓吹民族独立，要求建立伊斯兰王国，妄图将新疆分裂出祖国的怀抱，这就构成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20世纪30年代，南疆各地爆发反对金树仁统治的起事和暴乱，“两泛”思想分裂组织利用各地起事、暴乱，趁机篡夺起事、暴乱领导权，并将起事、暴乱引导向分裂，于1933年11月在喀什回城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势力范围包括莎车、和阗和英吉沙，并引发了大量的冲突，部分南疆城市遭到了损毁，如商业繁荣的莎车集市遭到极大的破坏，商业贸易陷入萧条。虽然“东突”成立不到3个月就宣告垮台，但是作为新疆近代史上第一个分裂政权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和所宣扬的“两泛”思想，对南疆城市的发展起了较大的负面作用。“东突”崩溃后，极端分子四处逃逸，但幽灵不散，他们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战争，破坏民族关系，为了达到分裂的目的，他们制造了各种恐怖事件，这不仅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和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还严重阻碍了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进步。这充分表明，民族关系和睦与民族团结对于南疆城市发展十分重要，而如何处理好南疆地区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是今天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作者：何一民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注释】
[1]［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1页。
[2]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占地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3期。
[3]［日］橘瑞超：《橘瑞超西行记》，柳洪亮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页。
[4]吴绍璘：《新疆概观》，仁声印书局，1933年，第152页。
[5]吴绍璘：《新疆概观》，仁声印书局，1933年，第152页。
[6]［日］橘瑞超：《橘瑞超西行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页。
[7]李宏、姜宗禹主编：《喀什地区志》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8]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
[9]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占地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3期。
[10]［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1页。
[11]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
[12]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
[13]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30页。
[14]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21页。
[15]［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1页。
[16]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占地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3期。
[17]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39页。
[18]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21页。
[19]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21页。
[20]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23页。
[21]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26页。
[22]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26页。
[23]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45页。
[24]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45页。
[25]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25页。
[26]以上所引资料均见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31～333页。
[27]以上所引资料均见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34～348页。
[28]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05～306页。
[29]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01～302页。
[30]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06～307页。
[31]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13页。
[32]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285页。
[33]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05～309页。
[34]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09页。
[35]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10页。
[36]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15页。
[37]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316页。
[38]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289页。
[39]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293页。
[40]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294页。
[41]支那省别全志刊行委员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东亚同文会发行，1944年，第296页。
[42]［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1页。
[43]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0册，台湾兰溪出版社，1980年，第5815页。
[4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建1－1－19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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