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民营企业技术外溢的研究

第二节　欧盟FDI对民营企业技术外溢的研究

欧盟对华投资的特点是单个项目金额大、技术含量高。鉴于这些特点，欧盟FDI对中国的技术转移效应理应比较明显。但不能忽视的是，FDI的大量进入也可能对我国的技术进步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它会强化外国公司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企业的自主研发环境。本节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欧盟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计量模型，以具体数据为依托，分析欧盟在华投资对中国技术转移效应的影响程度，并深入探讨当前情况下中国民营企业面对欧盟在华投资应该采取的策略和措施。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

（一）欧盟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机制

在经典的内生增长理论中，达到规模经济和效率提升的途径可以通过资本或产出积累（干中学）、人力资本积累及技术研发的机制内生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的FDI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高能资本”，在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研发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更重要的是其技术溢出渠道可以直接被视为经济效率的源泉。与此相对应的现实问题是，具有技术优势的欧盟FDI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所扮演的角色，即它们具有的高科技如何影响市场上其他中国企业的行为和绩效，并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欧盟FDI企业有两种重要的技术溢出途径，即总体规模效应和平均规模效应。总体规模效应是指FDI的绝对数量或FDI占GDP的比重对技术溢出的作用，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对该效应的讨论。虽然有研究认为根据FDI的绝对数量或FDI占GDP的比重又可把该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但我们认为两者本质上都只是表明FDI的总量对技术溢出的影响。鉴于这方面已有大量研究文献，我们不再就此展开讨论。我们关注的是企业的个体规模，即FDI的平均规模效应如何影响技术溢出。我们认为，总体规模效应和平均规模效应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宏观上的量，后者强调的是微观上的量，而微观上量的变化实际上更有其质变上的意义。所以本书的研究同时关注总体规模效应和平均规模效应，即充分重视欧盟对华FDI的个体规模显著大于其他投资国这一重要特点。

假设技术进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效应和平均规模效应符合Cobb-Douglas的技术形式，则：

其中，A_t代表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它是由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总额（总体规模效应）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个体平均投资额（平均规模效应）内生决定的。B_t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的残余值，表示影响技术进步A_t的所有因素中除去由劳动力、资本和FDI带来的影响之外的剩余部分。根据以上假设，技术进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效应和平均规模效应具有对数线性关系。

上式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内生增长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总额，其中的一个关键是提高外资企业的平均相对要素生产率θ，即FDI企业相对于国内企业的平均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对FDI技术溢出的效应就越大；二是通过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个体平均投资额，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个体FDI企业规模对当地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η。理论上讲，η可正可负，η的符号和大小取决于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FDI企业的个体规模对本土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即许多因素（如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FDI企业的竞争战略、市场结构、人才流动等）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η的大小甚至符号。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综合效应由FDI的总体规模效应、平均规模效应、技术系数θ以及FDI企业的个体规模效应系数η共同决定。

（二）计量模型的构建及说明

根据以上分析，综合欧盟在华投资的特点及其他相关因素，可以构建计量模型：

其中，TFP_t是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表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各省（市、区）的地区技术进步水平A_t，EUFDI_t表示欧盟在中国各省（市、区）的投资总额，FDI ₂表示除欧盟外其他外商在各省（市、区）的直接投资总额，EUFDI_scale表示欧盟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EUFDI ₂_scale表示除欧盟外其他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TRADE_ratio表示中国各省（市、区）的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值占GDP的比重，R＆D表示中国各省（市、区）的当地研发投入，DD表示虚拟变量，用来区分2006年前后全球金融危机对各省（市、区）技术进步的不同影响程度。

关于增加的其他解释变量的说明：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与外商直接投资有关，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比如国际贸易的规模或外贸依存度、本土投入的研发费用及同时期经济周期环境的影响。此外，一国的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同时也与该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对科研创新的激励强度及内外市场环境密切相关。

在回归分析前，我们首先测算了各省（市、区）的TFP值。假设社会总生产函数为Cobb-Douglas形式：

两边取对数变换得：

根据上式，我们选取2000—2011年间的数据分别对全部样本进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得出各省（市、区）在不同年份的技术进步数据。在测算过程中，产出数据按同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折算，劳动力数据取自各省（市、区）就业人数，资本存量数据基于Goldsmith于1951年提出的永续盘存法（PIM），并参考国内近期研究文献的算法计算得出。数据均通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区）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二、数据说明及实证分析

我们采用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研究欧盟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数据的选取方面，在对各省（市、区）的统计年鉴进行查阅之后我们发现，只有浙江、江苏、江西、黑龙江、广东、湖南、河南、山东、山西、辽宁、陕西这11个省份以及北京、上海这两个直辖市有较为完善的外商投资项目和金额方面的统计数据，并且这些省（市、区）的统计年鉴具有相对明确的分类统计。而有些省份，如青海、宁夏，虽然也有欧盟投资统计数据，但是投资项目和金额很小，并且数据不具有连续性，不适宜拿来做实证研究。另外的省份，如湖北、云南、海南、福建等，则并没有分国别和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统计。我们发现，除了数据可得性外，上述13个省（市）的区域分布和经济结构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们便基于这13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各项数据的单位均为万元或者万元/项，对统计时以美元为单位的，均采用2000—2011年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值进行换算。

本书的研究运用先前测算的13个省（市）TFP值和连续稳定的2000—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1所示。由于Hausman检验法得出的样本数据更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故我们的研究采用此估计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的过程中，对EUFDI、FDI ₂、EUFDI_scale和EUFDI₂_scale这四个指标采用滞后一期的处理，对R＆D采用滞后两期的处理，原因是考虑到欧盟和其他外商的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之后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才会对T FP产生作用，而中国的R＆D从研发投入到取得成果再到普遍应用都会经历相对更长的时间。此外，我们使用交叉面板的赋权法来消除截面异方差的影响。

表4-1　欧盟在华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由表4-1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设定的现有模型下，欧盟在我国各省（市、区）直接投资的总额与除欧盟外其他外商在各省（市、区）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对我国各省（市、区）的技术进步都没有产生显著的作用。这与本节之前的分析并不矛盾，因为欧盟在华直接投资的总额不大、项目数较少且仅限于特定的地区和行业，所以其投资的影响范围不如其他外商的影响范围广泛。因此，欧盟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效应不大，技术溢出效果似乎也并不明显。同理，其他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正好与欧盟相反。回归不显著也可能说明影响其他外商投资的个体平均规模效应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由此导致了此消彼长的结果。

为了更有效地估算欧盟在华投资对中国各省（市、区）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去掉两个回归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得出如下模型：

保持其他的处理方式不变，再利用各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重新回归，可得到结果如表4-2所示：

表4-2　欧盟在华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进行了修正后的模型里，各解释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调整后的R²值在0. 92以上，D—W值偏低，但是根据D—W检验表，其并不能说明存在自相关，回归的整体效果不错。

回归结果显示，欧盟在华直接投资的企业规模和除欧盟外其他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对中国各省（市、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均为负，即都不利于中国技术进步的增长，这也可以被视作是欧盟直接投资的个体平均规模效应和其他国家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效应的现实反映。在现阶段，综合各种因素，欧盟直接投资的个体平均规模可能还不是很有利于充分发挥其技术溢出作用的规模优势。回归结果还表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和中国本土R＆D经费的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为正，即国际贸易和中国本土的研发能促进当地的技术进步。

三、实证结果的进一步探讨和初步结论

（一）欧盟企业的技术门槛和本土企业的学习能力

企业的资本规模一方面是目前技术含量的指标，另一方面可以侧面反映该企业的研发能力，也就是在长期内持续保证技术领先的潜能。从项目的平均规模看，欧盟在华投资一般都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从投资行业的角度看也是如此。近年来欧盟投资较多的汽车、化工等行业，我国均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自身技术力量较薄弱，这显露了两者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的技术转移。在回归结果中，欧盟在华投资的个体平均规模效应为负就是现实技术鸿沟的体现。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欧盟在华投资企业相关技术的高低、先进或落后与否，而是本土企业在何种程度上吸收和消化这些技术。本书研究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本土企业自身学习能力的低下及和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之间的技术差距过大，正在阻碍欧盟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中国本土企业的健康发展。

（二）其他投资国在华直接投资对技术溢出的负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增长作用同样为负。其他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效应为负，说明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外资企业带来的过度竞争等负面作用总体上超过其技术外溢给中国本土企业带来的利益。究其现实原因，可能是其他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规模相对较小且涉及面较广，这样一来，一方面有些小项目不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本身不存在技术溢出的条件；另一方面相近的技术水平和更宽阔的行业领域又可能加剧了过度竞争的深度和广度。在某些行业，外资严格的“技术锁定”策略，挤占市场份额行为，以及竞争带来的成本上升都使本土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见图4-2）。近年来的一些行业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某些行业的产能已经全面过剩，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注入会使这一状况进一步恶化。

图4-2　欧盟在华直接投资抑制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渠道

（三）国际贸易和R＆D支出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回归结果显示，国际贸易和R＆D支出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机制有多种渠道：首先，资本品的进口本身就隐含着较为先进的技术的输入，通过学习使用这类资本品进口方可以实现技术进步；其次，国际贸易可以增加中间品的种类和提高中间品的质量，而中间品种类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则会推动最终产品的质量提高和技术进步；此外，国际贸易也会带来竞争激励效应和干中学效应。同样，自主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技术进步的另一源泉，自主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和对外资技术溢出的消化吸收都是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渠道。

四、政策建议

首先，要坚持通过自主研发创新来推动技术进步。正如本书研究的实证结果所显示的，在统计上中国各地研发经费的投入对中国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大量的研究也表明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长期和最根本的动力。从理论分析角度看，长远来看研发投入不仅有益于技术进步，而且能通过本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干中学等渠道更有效率地提高本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先进技术的能力，这对中国的科研机构和企业正确高效地鉴别、选择、学习和运用外商的先进技术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自主研发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不仅不矛盾，而且两者还相得益彰。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努力改善目前的科研创新环境，加大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开发的投入力度，为培育本土战略型新兴产业提供优惠的政策支持。坚持通过对自主研发的政策扶持和增加经费投入等途径来推动技术进步，并使之成为中国的长期战略和基本国策。

其次，要努力促进欧盟在华直接投资方式的改变。欧盟在华直接投资项目规模大且技术水平高，并且主要采用独资和兼并收购的方式，这使得技术溢出相对困难，也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有效吸收欧盟直接投资的高新技术，就必须在我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努力促使欧盟在华直接投资向技术合作、合资经营等方式转变，使其加强对中国本土企业和员工的技术培训，进而促进技术溢出的发生。在这方面最为典型例子的便是中国的高铁技术，因为德国的投资合作方式有利，中国走上了“引进——吸收——改进”的创新道路，从而使中国的高铁技术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最后，要有选择有方向地引进外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利益和超额利润，维持其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普遍会采用各种“技术锁定”的方式抑制技术溢出。而中国当前的国情已经发生了变化，资金已经远不像以往那样短缺。目前中国很多行业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如果仍然不加选择地盲目引进外资，不仅不能达到吸收先进技术的目的，还会给中国本土企业，以及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产业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

因此，中国必须立足于自主研发创新的国家战略，通过改善投资方式和注重外资引进质量等途径，促进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以有利于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