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外溢效应的经验分析

第五章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

第一节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战略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实践表明，外商对中国的投资是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其技术投入也与进入中国市场一样，遵循着同样的原则，采取了十分谨慎的策略。通常的做法是：首先，设立企业（小规模的），向所投资企业适当转让生产应用技术；其次，逐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新产品的生产，相应加大技术投入，并不断地投入动态技术；最后，在中国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在中国市场占有了相当的份额后，开始设立研发中心，从事既满足中国市场也面向全球的基础研究。

一、由逐步进入到大幅度引进技术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吸收外资的绝大部分来自港澳台地区，投资主体主要是中小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很少。当时中国吸收的外资主要集中在产品封装、组装以及低级产品的生产领域，技术含量普遍不高，基本没有技术投资。20世纪90年代初期，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也拉开了对中国进行技术投资的序幕，但当时的技术投资基本上属于试探性的。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和国内市场逐步对外开放，跨国公司争相到中国进行投资。应该说，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重心仍然是制造业领域，R&D投资并不是投资的重点。但随着跨国公司在华生产性投资的增多，在华R&D投资也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中国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投入明显加快。跨国公司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投入，而且开始注重对高新技术的投入，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研发中心的设立。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引进约占全国技术引进总额的五成以上，外商投资企业正逐渐成为中国技术引进的主体。中国技术引进主要涉及机械、电子、能源、交通、信息、化工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同样也是外商投资最集中的行业。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也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来进行的，中国几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快的城市都是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的，而在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引进中又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来进行的。跨国公司的技术投入促进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中外商投资企业约占1/2，申请的专利数约占高新技术产业申请专利数的2/3，在高新技术出口和机电产品出口中都占有较大的比重。^[1]目前，在中国投资取得成功的通用电气、摩托罗拉、IBM、郎讯、杜邦、宝洁、英特尔、西门子等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投入都在加大。

二、由被动的硬性技术转让到自觉的技术投入

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跨国公司是世界领先技术的代表，中国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市场换技术。因此，中国政府以往对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有强制性的要求，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在2000年底修改前就明确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这对跨国公司的技术投入是一种被动的硬性要求。在设立中外合营企业的谈判中，中方也往往要求外方要为合营企业转让先进技术。中国政府审批部门在对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过程中，也是按照这一原则来操作的。

根据WTO的规则和中国政府在加入WTO谈判中的承诺，目前中国取消了对跨国公司技术投入的强制性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法》修改为：“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或者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删除了关于设立外资企业，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的硬性规定。^[2]中国政府在加入WTO的议定书中明确承诺：“中国政府应保证国家和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对进口许可证、配额、关税配额的分配或对进口、进口权或投资权的任何其他批准方式不以下列内容为条件：此类产品是否存在与之竞争的国内供应者，任何类型的实绩要求，例如当地含量、补偿、技术转让、出口实绩或在中国进行研究与开发。”^[3]

跨国公司普遍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在未来10～20年，其发展速度将难以估量。因此，跨国公司从竞争的内在需求出发（产品不管是在国内市场销售还是在国际市场销售，都要有先进的技术做支撑），都自觉主动地加大了对中国的技术投入，加快了对中国技术转让的步伐，在汽车、家电行业表现得最为突出，几大汽车厂商都开始将最新的车型投放到中国市场。跨国公司对其在华设立的企业的技术投入越来越大。摩托罗拉公司、诺基亚公司在北京建立十几亿美元的星圆，巴斯夫、BP、壳牌都在中国建立了技术最先进的大型石化项目。中国台湾几乎所有的从事IT产业的大型企业都大规模地在大陆设厂，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生产已具世界先进水平。

三、技术投入与发展配套相结合

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一个较为普遍的做法是与大学等科研机构开展各种科研技术合作，由跨国公司出研究经费，大学等科研机构具体进行研究，通常这种研究课题都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的产权也都属跨国公司所有，跨国公司再将这些成果拿回去继续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方法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了中国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廉价科研力量，同时也不担心技术泄密。当然，对高校等科研机构来说也不失为解决科研经费不足的有效途径，也是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初始过程。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另一做法是对内资企业进行技术扶植，通过OEM、ODM的方式进行合作，并不过多地投资设立企业，而是寻求内资企业作为供货商，对一些内资企业进行技术支持，使其达到所需的技术标准，采购其产品使其进入其全球生产系统。中国加入WTO以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明显地加强了对配套生产的要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表示，不光是要在中国建整车厂，还要将所有的零部件配套厂都带到中国。

四、由单纯的技术投入向研发经营战略的转变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R&D投资日益出现全球化的趋势，跨国公司在海外R&D投资的区位选择上日益重视自身技术优势与当地知识资源的有效结合。目前，中国正在成为跨国公司全球重要的R&D基地之一。中国“入世”带来的市场开放促使跨国公司加快了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进程，具体表现为：一是设立的速度明显加快。跨国公司在中国的R&D投资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4年北方电讯与北京邮电大学合作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R&D机构——北邮北电R&D中心，至此之后，IBM、微软、Intel、宝洁、爱立信、西门子、松下、郎讯、GM、联合利华等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相继在中国设立R&D机构。根据中国外经贸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07年年底，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各类R&D机构多达1160多家，中国正在成为跨国公司全球重要的R&D基地之一。^[4]二是对研发中心的资金投入明显加大。许多跨国公司增加了在研发中心的投资，有的一年就增资几千万美元，而且进口了许多最先进的设备。三是研发中心的技术成果显著，基础研究在加大。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所研发的技术大都是和生产相连的应用技术，研发中心以发展为主，纯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多，一般来讲，这种基础研究大都在跨国公司的本部的研发中心来进行。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是，跨国公司已开始将一部分基础研究放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来进行。这些研发中心主要位于上海和北京，主要集中在计算机、软件、通信、化工、汽车、医药等领域。总体上讲，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还是以应用技术研究为主，服务对象还是在华投资的企业。跨国公司在华进行R&D投资的动机有以下几点：

1.应对在华跨国公司间的激烈竞争，支撑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与销售

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相当不错的制造业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吸引了许多跨国公司大量的生产性投资，成为跨国公司制造业或者制造环节国际转移的首选之地。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将中国列为全球重要的目标市场与产品供给基地，跨国公司在华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从细分市场的角度来分析，跨国公司要在中国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在成本和质量上胜过对手，更要建立快速反映中国消费者特殊需求的机制，在产品开发的速度上胜过对手，提高产品或行业的进入壁垒。例如，IBM公司在中国投资过程中发现，为在中国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汉语语言识别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显得尤为重要，公司R&D中心成立之后，着重对汉语语音识别与输入技术进行研究与开发，成功推出汉语普通话Via Voice软件。

2.利用中国的科研能力和人才

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一定程度以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然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进行生产，就要根据中国市场的具体情况从事研发活动，要有专门从事研发活动的研发中心，而中国大量优秀的高素质科技人才也为设立研发中心提供了可能。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的科技水平相对较高，人才优势十分突出。例如，北京是我国高水平科技人才的集中地，有我国国家级科研单位中国科学院和北大、清华等全国一流院校所，有依托中科院和大学园区的全国最大的科技园区中关村，这种人才集聚的条件，对外商投资研发机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坦言，在中国设立微软在亚洲的第一个研究院，是因为中国拥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人才。因此，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设立，利用中国技术人员从事科研开发的目的就越发突出。一些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其科研人员全部是博士、硕士，绝大部分来自本土。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对人才的竞争空前激烈，跨国公司企图充分地利用中国廉价的科技人员的头脑。

3.建立全球R&D网络，将中国纳入全球R&D体系

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在全球任何一地设立的子公司与跨国公司全球体系及时交换资料成为可能，从而使研发活动可以分散于全球不同地点进行。例如，美国宝洁公司设在中国的R&D中心与公司全球18个R&D中心联网，实现科研资料的交流与共享，极大地提高了科研水平和效率。

4.与中国政府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当前，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根据WTO规则的要求取消了对跨国公司技术投入的强制性要求，但是中国政府、企业与民众仍然把是否在华设立R&D机构看做判断跨国公司在华经营是否对中国有利的一个标准。一些跨国公司也感到，只从事制造不引进技术开发能力这种状况，不利于它们在中国的长期发展，需要加以改善。与政府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和改善公众形象，成为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R&D投资的重要动机之一。罗克韦尔与中国多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赢得信誉，取得长久的成功。

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R&D投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R&D全球化特征的重要体现，是其技术创新全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R&D全球化已经成为继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趋势。为了实现全球化的战略意图，跨国公司就必然在我国进行R&D投资，把原来在母公司进行研发的部分技术与产品转移到中国来进行。

五、技术的先进性与投资方式密切相关

跨国公司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对技术的独占性。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其核心就是技术的竞争，谁拥有了最先进的技术谁就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跨国公司拥有的技术大都是专有技术，因此如何对技术进行保密就成为跨国公司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总结以往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规律：越是高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企业越是要对企业控股，越是技术先进的企业，跨国公司越是倾向于采取独资方式。实际情况也表明，跨国公司投资的独资企业技术的先进程度要优于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中跨国公司控股的企业技术水平要优于其不控股的合营企业。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要大大优于其向内资企业转让的技术，这也是这几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大都选择独资企业的原因之一。2001年外商投资新设立的项目中独资企业占50.93%。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一趋势愈加明显，2002年和2003年外商投资新设立的项目中独资企业进一步上升到60.15%和62.39%，2007年则高达68.56%。^[5]

第二节　技术外溢效应的经验分析

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

（一）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联系效应

外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往往需要与国内的上下游关联企业发生经济来往。当国内企业从这种经济往来中获得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又不需支付相关费用时，技术外溢效应便形成了。

1.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内配套企业的技术支持情况

由江小涓主持调查的一项研究表明，在74家有国内配套企业的外资企业中，有51家以各种方式对配套企业提出要求和提供帮助，占样本企业的69%。按照出现的频率，这51家外商投资企业帮助国内配套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方式依次为：提出新的质量标准，提供技术帮助、投资参股并开发技术、共同出资开发。以天津摩托罗拉为例，其在天津市有80家配套企业，在天津以外有170家配套企业，为了提高国内配套产品的质量，公司按照自己的技术规范对国内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提出要求，除了提供图纸外，甚至派出技术人员对上游企业的生产加以指导。

表5-1　　　　　　　　外商投资企业为国内配套企业提供帮助的主要方式

资料来源：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可口可乐公司与供货商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案例。20世纪80年代初期，可口可乐公司准备将可口可乐罐装线引入中国，希望在中国找到玻璃瓶供货商。按可口可乐公司的技术标准和安全标准，要求玻璃瓶能够承受32个大气压的压力。但在当时，国内玻璃瓶制造企业的产品最多只能承受16个大气压的压力。为了在国内形成合格的配套商，可口可乐公司从美国本部请来几位技术和管理专家，考察了国内数家玻璃瓶制造企业，提供提高产品质量方面的咨询。他们从工艺到设备都提出了建议，可口可乐公司还免费提供了部分设备和模具，使这些企业生产的玻璃瓶达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质量要求，成为可口可乐在中国的配套供货商。

2.外商投资企业国内配套（采购）率逐步提高

在我国利用外资的较早时期，外商主要将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的加工组装基地，零部件主要靠进口，在中国制造和增值的比重较低，表明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较低。这种状况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与跨国投资相关的研究中，东道国的产业与外商投资企业融合度较低的问题是一个长期被关注的问题。我国以往存在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跨国公司在战略上将中国定位为加工组装基地；二是国内产业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合格配套产品的能力较低；三是外商投资企业在海外的配套企业进入我国的较少，即跟随性配套投资较少。

然而，上述问题在近几年有所改善。近几年，国内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配套产品的能力不断提高，外商投资企业与我国国内产业的关联度明显提高。1992年，日资企业在我国国内的配套率仅为20%左右，当时日资企业在东盟投资企业的配套率已达到46.7%。但日资企业在华配套率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上升，到1999年，日资企业在我国的配套率已上升为47.3%。^[6]而同期，日资企业在东盟国家的配套率几乎没有变化。2001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国产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以移动通信设备为例，三大巨头都进一步提高了在国内的采购比例。摩托罗拉在中国已有700多家供应商，2000年在华采购金额为75亿元，2001年达到120多亿元。诺基亚2000年在华采购数额已超过10亿美元。爱立信近年来在华采购数额猛增了四倍，其部分手机的本地化程度已超过六成，与手机配套的充电器和电池则已全部实现国产化，大量移动电话的附件已从中国采购并出口。^[7]

（二）外资企业产生的示范和竞争效应

在华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示范效应体现在生产工艺、销售方式与管理水平等各个方面。示范效应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企业对技术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基础相对较强，跨国公司进入产生的技术示范作用在一些行业中很明显。以营销方式为例，我国企业会亲身体验到跨国公司的促销方式、产品的宣传与包装，会了解到产品的售后服务是如何进行以及这一过程是如何提高企业形象等一系列与产品销售和提高企业竞争力有关的营销方式与理念。这些从跨国公司那里得到的“溢出产物”对于国内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的转变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当面临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竞争时，原先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甚至垄断地位的企业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会加快技术开发的速度和提升技术水平。跨国公司竞争产生的压力，是我国通信设备、汽车、工程机械、电站设备等许多行业中的内资企业不断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推动力。例如移动电话行业，摩托罗拉、爱立信和诺基亚是最早在中国投资设厂生产移动电话的三大国际移动电话生产巨头，最初它们都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面向国际市场生产的，使中国成为世界重要的移动电话生产基地，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配套企业。随着国内移动通信市场逐渐扩大，这些跨国公司既向国际市场出口，也在国内市场销售，刺激了国内需求。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张，国内企业也逐渐开始涉足移动电话生产，一些国产品牌的移动电话如TCL、夏新、波导等都取得了不俗的市场业绩。2002年国产手机的市场占有率从2001年的12%上升到30%以上，波导、TCL的市场占有率都位居前五名之列。^[8]由于这些国内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处于外商投资企业产品的激烈竞争之下，一旦这些企业在国内市场取得成功，他们也将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人员流动效应

外商来华投资，为了使其技术、设备能够有效运转和经营方针能有效贯彻，就必须和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在我国培养掌握其经营理念、经营管理知识和技术能力的人才。目前，几乎所有在华有较大型投资项目的跨国公司都在我国设立了培训基地。许多企业为其在华雇员提供的培训机会和培训设施，与母国公司的雇员相差无几。跨国公司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支出远远超出我我国国内同类企业，并且在我国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越高，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就越大。跨国公司遍布全球的生产网络以及庞大的全球信息系统，使其人力资源的开发能力和效率很高，其在华投资企业的雇员，有些到公司总部受训，有些到其他海外子公司受训，还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教育、培训中心进行系统学习。对许多跨国公司投资企业来说，选拔在华雇员到总部或其他公司接受培训，既是公司人力资源开发计划的内容，也是激励我国雇员努力工作的有效措施。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普遍对其内部员工进行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培训。据对500强投资企业的调研，500强在华投资项目几乎都以多种方式对我国员工进行培训和再教育。^[9]①在母公司或海外培训基地进行培训。许多500强在华投资企业对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普遍采取送往公司总部或全球性培训中心进行培训的方法。通过这种培训，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经营理念、技术要求、管理特点、营销方式等被这些高级技术及管理人才所了解和掌握。例如，500强在天津的投资企业中，约有40%的企业对员工进行过短期和中长期的培训，其中不少企业每年定期对中方员工进行培训。丰田在天津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在开始生产之前即送出300名人员到日本接受最新的生产技术。②在企业内部对员工进行多层次的培训。500强在华企业普遍对其员工进行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培训。这种培训可以分为对各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对各类专业人员如财务、营销、生产、质管、人事等人员的专业培训，对普通员工的培训等多个层面，针对性很强。跨国公司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信念是，公司的竞争优势需要全体员工的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无法脱离其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而仅仅体现在设备和技术上。尤其在财务、管理、营销、质量控制等方面，由于这些专门领域的业务不能分解，不可能将“高水平”的业务留在母公司而只将“中等水平”的业务转移给在华企业，因此在上述方面，所有的管理理念、专有知识和诀窍都要向子公司传递。这些跨国公司对员工培训的内容丰富而实用，培训工作的效率很高，不仅提高了本企业员工的素质，还为国内企业培训员工提供可供借鉴的现成方式及教材。如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对新聘用的国内工程技术人员经常性地派往香港地区、新加坡和美国总部受训，并定期轮换安排中高级管理人员到其世界各地的半导体企业接受培训。通过这一过程，我国的技术人员可获得先进设备的操作技巧与应用技术，管理人员可获得外商先进的管理经验与组织模式。

当一些拥有跨国公司工作经验的人员流动到国内企业或者自创企业，他们所掌握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就会通过国内企业之间的交流在全国得到推广，从而有利于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二、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以汽车工业为例

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AMC汽车公司（后被克莱斯勒公司收购）正式签约，成立了我国第一家整车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拉开了汽车工业大量引进FDI的序幕。此后，德国大众、法国标志、日本五十铃等世界知名汽车制造商相继进入我国。特别是1992年之后，进入了跨国汽车制造商到我国直接投资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世界知名的企业如美国通用、美国福特、日本本田、日本丰田、韩国大宇等世界500强企业都纷纷进入中国。20多年来，通过吸引FDI特别是大型跨国生产商，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引进设备使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水平通过技术外溢的方式带动了我国汽车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联系

1.后向联系

跨国公司生产商在我国进行汽车生产时，往往会与我国国内的一些零部件供应商发生业务联系，这时就会发生技术外溢。而衡量这一效应最好的指标就是国产化率。以德国大众在我国的投资为例。1984年大众与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建立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主要生产桑塔纳轿车，后来又在1991年与一汽集团建立一汽大众汽车公司生产捷达、奥迪轿车。到1998年大众汽车集团已达到年产并销售30多万辆的规模，占中国市场份额的58%以上。上海大众与一汽大众这两个合资企业目前与大约300家批量配套厂合作，并与500多家配套厂有业务联系。这些配套厂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长春以及相邻地区。为了在产品技术、制造工艺、产品质量和企业现代管理等方面达到要求，这些配套企业都需要得到大众汽车集团的认证。大众汽车公司也会对这些经过认证的厂商提供诸如技术援助、信息支持、提供培训和协助管理等服务。通过这些途径，大众汽车的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就会随之外溢出来，扩散到国内的配套供应商，带动后者技术水平的提升。另外，配套供应商之间为了得到大众的认证，得到“订单”，无疑会展开激烈的竞争，于是它们竞相提高技术水平、提高产品质量。这样也会促进我国国内的汽车零部件厂商总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到1998年底，上海大众桑塔纳的国产化率已从当初的几乎为零提高到93%，一汽大众捷达达到约87%，一汽大众奥迪达到约63%。^[10]

2.前向联系

跨国公司对下游企业提供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与指导，为销售商培育销售渠道等活动也会导致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带动我国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大众集团为例，到1998年底，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20家服务站，一汽大众拥有220家服务站，构成了我国最大的售后服务网。同时，大众公司的销售网遍布全国各地。这些服务站、销售商都得到了大众公司的技术培训与指导。随着技术的外溢，不仅带动了我国的汽车维修厂商、销售厂商的形成和发展，而且维修技术、销售手段、销售技巧也随之提高。

（二）示范与模仿

跨国汽车制造商进入我国使许多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先进产品都随之进入我国，对我国汽车工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且不说跨国公司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产品带来的示范作用使我国企业的技术设备更新了，新车型的更新换代已经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光是跨国公司带来的管理模式的示范作用就已经非常显著。在汽车合资企业中，跨国公司都参与了企业的管理。国外先进的管理技术也随之带入了我国企业，使我国企业的管理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在引进外资以前，我国大部分汽车企业根本不知道何谓“看板生产”、“价值工程”，经过十几年的学习，我国企业在生产组织中，不但能够熟练运用常规的管理技术，而且还研究和运用更先进、难度更大的“精益生产方式”。

（三）人力资源开发

来我国投资的跨国制造商都十分注重对我国当地员工的培训，当这些员工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发生流动时，技术外溢效应就非常明显。还是以大众为例，大众汽车集团非常重视提高中国员工的素质，对中国员工的培训既包括在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培训，也包括在中国本地的培训。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和一汽大众汽车公司都建立了员工培训中心。而且培训完全是按照德国的双轨制培训制度，这一培训方式得到了中国员工以及中国汽车工业同行的高度赞同。

（四）引入竞争机制

跨国公司进入后，中国汽车产业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在原来若干汽车生产基地的基础上，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嫁接，形成了一批势力日趋相近、生产规模较大的汽车厂商。以轿车生产为例，在跨国公司进入之前，我国仅有一汽和上汽两家企业生产国字牌轿车（上海牌、红旗牌），市场格局类似于寡头垄断。1983年以后，多家跨国公司为了尽早实现进入并达到领先占领中国庞大潜在轿车市场的目的，先后以合资方式投资生产桑塔纳、奥迪、夏利、奥拓等外字牌微型及中型轿车。结果，中国的现代汽车产业出现了由计划型寡头垄断逐渐向市场竞争型寡头竞争的转换，生产竞争、合资竞争、产量竞争向价格竞争、产品差异竞争、销售竞争、服务竞争的转换。目前，中国原先那些规模小、产量低、质量差的所谓“汽车作坊”已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被兼并、收购或破产而退出市场，代之以一汽、东风、上汽、广州本田、重庆长安、安徽奇瑞等上规模、上档次的大型汽车集团。这些汽车集团为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展开激烈的竞争。现在新车型推出速度越来越快，几乎几天就会有不同的公司推出新的车型，价格也逐渐被广大普通居民所接受。

第三节　技术外溢效应的计量检验

在上述对技术外溢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本节对我国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目的是提供一个适合我国FDI技术外溢效应实证检验的计量模型，并结合数据总体上考察外溢的效果是否显著。

一、中外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

FDI产生技术外溢的前提条件是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高于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为此，在进行技术外溢的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中外企业的技术水平做一比较。

江小涓于2000～2001年主持了一个系列的调研项目，对北京、上海、苏州、深圳等127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研，其中当面访谈的企业有67家，占全部调研企业的一半以上，企业的技术水平是调研的重要内容之一。该调研设定了国内、国外两个参照系，考察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相对技术水平。调研的结果如下：①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提供了母公司的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外商投资企业中，使用母公司比较先进技术的企业最多，为57家；使用母公司先进技术的企业次之，为53家；使用一般技术的最少，仅有17家。②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提供了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被调研企业中，使用国内空白技术的企业共83家，占样本企业的65%；其余为使用先进技术的企业44家，占总样本的35%；没有企业使用国内一般技术。由此可见，多数外资企业的技术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11]

其他一些调研也得出类似结论。王志乐通过对一系列跨国公司的调研，发现美国、欧盟、日本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企业中，大部分使用新技术和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其余企业也使用先进技术。对33家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的研究表明，有17家企业提供了填补空白的技术，占被调研企业的52%。对日本在华40家企业的调研表明，这40家企业绝大多数技术先进、产品有竞争力，如果将新技术、填补空白技术和先进技术三种类型的企业加在一起共有39家，占全部调查企业的95%以上。^[12]

为了能从数量上更好地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的差异，本书选取资产效率即工业增加值与总资产的比率这一指标来粗略衡量企业的技术水平。选取这一指标来衡量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因为特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总是存在于资产中并能通过资产的运作发挥出来，所以可以用企业新创造的产值即增加值占总资产的比例来体现其技术水平。因为在我国FDI一直以来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所以本书就我国工业部门考察外企和内企的技术水平差异。另外，把研究对象限定在国有工业企业，一方面，是受数据资料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国有工业企业的增加值在我国工业增加值构成中占有明显的比重。

1.时间序列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3年以来，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国内巨大的市场潜力，欧美等国的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取得突破性进展，使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图5-1　中外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8）数据整理计算。

从图5-1中可以看出，1993～2007年的15年时间里，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效率都明显高于我国内资企业的资产效率；从资产效率的平均水平来看，外资企业的0.2552明显高出我国企业的0.1924，高出32.64个百分点。所以，从总体上可以认为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高于内资企业。

2.横截面分析

通过对时间序列的分析可以从总体上认为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高于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但这一分析忽略了不同行业资本密集度不同这一条件，为了体现行业间资本密集度的不同从而使分析更具有说服力，本书又选取了2006年外商投资的39个国有工业行业来进一步分析比较中外企业的技术水平。

表5-2　　　　　　　　2006年分行业中外企业技术水平比较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在表5-2中，从外资资产效率与内资资产效率的比值可以看出，只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烟草制品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三个行业外资的资产效率低于内资企业，其他36个行业外企的资产效率都高于内资企业，并且从39个行业的平均水平来看，外企的0.3645明显高于内资企业的0.2381，高出53.09个百分点。在表5-3中，从外资资产效率与内资资产效率的比值可以看出，只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其他采矿业、烟草制品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这四个行业外资的资产效率明显低于内资企业，其他各个行业外企的资产效率都高于或与内资企业相差无几，并且从39个行业的平均水平来看，外企的0.3623明显高于内资企业的0.2645，高出36.98个百分点。所以，从总体上看，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高于内资企业。

表5-3　　　　　　　　2007年分行业中外企业技术水平比较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总之，从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的分析都可以得出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高于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结论。

二、技术外溢效应的计量检验

（一）模型和方法

技术外溢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如何选取合适的指标来衡量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本书乃至目前国际投资学界的一个难题。综合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本书选取外资的资产比重来近似地反映外溢效应，原因是FDI是包含资本、专利、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结合体，而所有这些生产要素都是通过资产的运作来发挥作用的，所以FDI的总体外溢效果本书假定是可以近似地通过外资资产比重来衡量的。

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由于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因素提高了要素使用效率、带来了更高的要素生产率，从而使得相同的要素数量投入能够得到更大的产出。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后者，即FDI的流入，外资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管理经验等通过与内资企业的前后向联系、同行业的竞争和示范、人员流动等途径，渗透到内资企业，促进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技术外溢通过影响内资企业要素使用效率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在我国，FDI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工业，所以评价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通过对我国内资工业的考察来进行。

假设中国内资工业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d为内资工业企业产出，Kd为内资企业资本，Ld为内资企业劳动力，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A为全要素生产率，即要素使用效率提高对内资企业产出的作用。

假设FDI技术外溢通过改变各要素的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A而影响内资企业的产出的，且两者之间存在指数关系：

其中，SPILL为外资资产比重，0＜SPILL＜1；δ是技术外溢系数，度量了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C衡量了除FDI技术外溢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将（5.2）式代入（5.1）式，得到新的包含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内资企业的生产函数：

对（5.3）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并添加随机变量u后得到如下模型：

在式（5.4）中，如果δ＞0，则说明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外溢到内资企业，提高了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促进了内资企业的产出增长。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在式（5.4）中，Yd为内资工业总产出，用全部工业增加值扣除外资增加值来表示，Ld为内资工业劳动力，用全部工业职工人数减去外资职工人数来表示，Kd为内资企业资本存量，用全部工业资产减去三资工业资产来表示，SPILL为外资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资本存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采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而很难找到西方经济意义上的资本存量。在以往的实证中，往往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加上“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来代表资本存量。然而这一资本变量忽略了除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之外的其他资产形式，尤其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而此类资产正是内资与外资质量差异的关键所在，特定的生产技术总是存在于上述某种资产中并通过各种资产的共同运作发挥出来。因此，本书采用的是年鉴中提供的资产合计这一指标来代表资本存量，以求更准确地描述内资与外资间的差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外溢效应。

从第二章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FDI的技术外溢效应都是发生在产业层次，因而应用目前国际上比较先进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方法能够更好地反映外溢效应。由于我国是从1995年开始对外资工业进行分行业统计的，但1995年却没有外资分行业的职工人数，所以本书所取的面板数据时间范围界定在1996～2007年。

由于面板数据既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又包括横截面数据，可能产生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问题，从而使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失效，因此本书采用处理联立方程组时经常采用的似然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方法进行检验，以消除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的影响。

（三）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应用Eviews软件，分别对1996～2001年、2002～2007年和1996～2007年内资工业和外资工业分行业数据进行参数估计，得到表5-4。

表5-4　　　　　　　　技术外溢的计量检验

注：①表中的估计结果由Eviews4.0软件计算。表中括号内数值是该系数的t统计值。②*、**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

在表5-4中，共进行了三次估计，三个回归模型的效果都很显著，并且所有解释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检验。从回归结果中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资本的产出弹性远远高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并且在1996～2007年的12年时间里，资本的产出弹性处于相对上升阶段，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处于相对下降阶段，这说明资本增加对工业产出增长的贡献远高于劳动力增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这一结果与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相对过剩，国有企业中又存在着冗员问题，而资本则相对稀缺，因此工业产出增长最重要的源泉来自储蓄与投资的增加所不断形成的资本积累，而不是劳动力的增加。

（2）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变量SPILL的回归系数都为正，这说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技术外溢提高了内资企业各要素的使用效率。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通过外溢，的确提高了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技术外溢是内资企业提高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四节　技术外溢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

根据第二章的理论分析，技术外溢的作用机制主要分为产业间的联系、产业内的竞争和示范以及人员流动三种途径，本节就对我国技术外溢的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我国目前情况下哪些途径比较显著地传导了技术外溢，哪些途径不显著。

如前所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通过改变内资企业各要素的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A而影响内资企业的产出的，而技术外溢效应按传导途径又可分为竞争和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联系效应，因此式（5.2）可变为：

其中，SPILLC、SPILLE、SPILLF、SPILLB分别表示竞争和示范、人员流动、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对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δ1、δ2、δ3、δ4分别为各效应的外溢系数。对模型（5.4）施加规模报酬不变限制，即α+ β= 1，并将（5.5）式代入，得到新的估计模型：

在模型（5.6）中，如果δ1＞0并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说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存在着显著的竞争和示范效应，竞争和示范显著地传导了技术外溢；如果δ2＞0并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说明FDI通过人员流动对内资企业明显地产生了外溢效应，人员流动是技术外溢的显著传导途径；如果δ3＞0并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说明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前向联系，技术外溢明显地通过前向联系进行传导；如果δ4＞0并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说明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后向联系，后向联系也比较显著地传导了技术外溢。

如何选取合适的指标来代表模型中的各技术外溢变量仍然是本书的难点所在，在尽可能收集到数据的前提下，本书尝试着对模型进行估计。竞争和示范效应发生在产业内部，故本书采用行业内外资产出占全部产出的比重来衡量竞争和示范效应。理由是在一个行业内部，产出比重可以近似地衡量竞争程度，另外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合理竞争的前提下，外资产出越大，就越有可能对内资企业产生竞争和示范效应。外资企业员工在由外企向内企跳槽时，其所具备的知识、技能、管理经验等都会随之在内企发挥出来，于是技术外溢就产生了。衡量这一机制，最好是使用企业层次的数据展开行业分析，也就是内资企业中有多少人员曾经就职于外资企业，但在我国，这方面的数据几乎无法找到，故本书采用某一行业内外企员工人数占这一行业全部企业职工人数的比例来代替。之所以采用这一指标，是因为一方面如果外企员工比例越大，发生跳槽的几率就有可能越大；另一方面这些外企员工与内企员工接触、沟通的几率也越大，因而技术外溢效应发生的几率也大。对于外资与内资企业的后向联系，从理论上讲，最适合的指标应是内资企业为外资企业配套提供了多少原材料、半成品等；而对于外资与内资企业的前向联系，从理论上讲，最适合的指标应是内企为外企提供了多少半成品的再加工、内企为外企提供了多少营销服务等，但在实践中要获得这些数据非常困难。所以本书采取了Peretto （2002）^[13]的方法，采用反映产业间互相影响和感应的指标——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近似地度量后向和前向联系。影响力系数度量的是一个产业对于其他产业的影响程度，用来近似地衡量外企和内企的后向联系；感应度系数度量的是一个产业受其他产业的影响程度，用来近似地衡量外企和内企的前向联系。

要获得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只能通过投入产出表来进行计算。我国是从1982年开始编制投入产出表的，目前只有1982、1987、1992、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而1982年、1987年和199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又没有外资工业分行业的统计数据，所以本书只能选取1997年和2002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在数据处理上，先根据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求出17行×17列的里昂惕夫逆矩阵，然后依据该矩阵计算某一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由于统计年鉴中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布和工业统计中的行业分布不一样，所以对于内资工业的职工人数、工业增加值、资产和总产值，外资工业的总产值和职工人数按照投入产出表的十大行业进行重新归类计算。

为了详细测量各技术外溢效应的系数，本书采取逐步回归法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5-5和表5-6。

表5-5　　　　　　　　1997年技术外溢传导途径分析

注：①表中的估计结果由Eviews4.0软件计算。表中括号内数值是该系数的t统计值。②*、**、***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表5-6　　　　　　　　2002年技术外溢传导途径分析

续表

注：①表中的估计结果由Eviews4.0软件计算。表中括号内数值是该系数的t统计值。②*、**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

在表5-5中对1997年的样本数据共进行了五次回归，每一个回归方程中各解释变量基本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五个模型的回归效果都非常好，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检验。第Ⅰ个回归方程是对我国1997年内资工业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人均资本每增长1%，人均产出就将增长0.7803%。在第Ⅲ个模型中，变量SPILLE没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在接下来的两个估计中都删去这一变量。在第Ⅳ个模型中，变量SPILLF虽然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回归系数为负，这说明在1997年外资和内资企业的前向联系并不显著，所以在第Ⅴ个模型中删去这一变量。

在表5-6中对2002年的样本数据也进行了五次回归，每一个回归方程中各解释变量基本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五个模型的回归效果都非常好，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检验。第Ⅰ个回归方程是对2002年我国内资工业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人均资本每增长1%，人均产出就将增长0.8089%，比1997年提高了0.0286个百分点。与1997年相同，在第Ⅲ个模型中，变量SPILLE也没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在接下来的两个估计中都删去这一变量。在第Ⅳ个模型中，变量SPILLF虽然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回归系数为负，这说明在2002年外资和内资企业的前向联系也并不显著，所以在第Ⅴ个模型中删去这一变量。

综观1997年和2002年10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如下几点结论：

（1）2002年我国内资工业的技术水平比1997年略有提高，提高了0.0186个百分点。

（2）变量SPILLC在所有的模型中回归系数为正，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同行业中外资企业通过对内资企业的竞争和示范，传导了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了内资企业要素的使用效率。

（3）变量SPILLE虽然回归系数为正，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通过外资企业的人员流动对内资企业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显著，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相吻合，由于制度、待遇等多方面原因，在我国很少有外企员工流向内企或自主创业的。

（4）变量SPILLF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说明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前向联系也不显著，前向联系没有明显地传导技术外溢。

（5）变量SPILLB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说明在同一行业内，内资企业通过为外资企业提供配套产品等联系提高了技术水平，后向联系也显著地传导了技术外溢。

总之，通过对1997年和2002年技术外溢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可以认为，在我国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间的前向联系和人员流动没有显著地对技术外溢进行传导，同一产业内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竞争和示范、不同产业间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后向联系是我国技术外溢的主要传导途径。

第五节　技术外溢效应的案例分析

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间的前向联系和人员流动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显著，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所产生的竞争和示范、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间的后向联系是我国技术外溢的主要传导途径。为了在现实中考察上述研究结果的真实性，本书选择了我国移动电话行业进行相应的案例研究。

移动电话制造业是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的行业，尽管起步较晚，但其具有别的行业所无法超越的发展速度。特别是相对于其他行业，移动电话行业代表新兴产业，具有高科技的特征，是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希望发展起来的行业类型，因此，也必然是考察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重点行业。因此，笔者选择这一行业进行辅助的案例研究。

一、我国移动电话行业的发展及利用外资的状况

（一）发展历史及前景

通信行业包括电信运营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而移动电话制造业是通信设备制造业中的重要部分。我国的移动电话制造业是一个近十几年来新兴的并且发展迅猛的行业，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

（1）起步期：1987～1994年。1987年我国在广州建立公用蜂窝式移动电话基站，开通第一部模拟移动电话（俗称第一代移动电话）。那时动辄几万元一部的移动电话，成为少数权贵的象征。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移动电话发展较缓慢，技术不成熟，基础设施不完善，而且使用费用高。从数字上看，1987～1994年只发展了150万用户。

（2）成长期：1994～1998年，我国移动电话市场步入了稳步成长的阶段。随着国家“九五”期间对移动通信业的大力发展，邮电分离、电信改革的进行以及电信资费大幅下调和移动电话价格的一再下调，移动电话用户每年以100%的速度增长，用户规模由1994年的156万达到1998年年底的2500万，四年间增长了17倍。

（3）高速发展期：1999年至今，移动电话裸机价格、电信资费的下调使得移动电话行业进入飞速发展期。目前，我国移动电话用户规模超过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一位。移动电话已从昔日的“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消费电子产品。国内市场也一改往日被国际产品占领市场的局面，国产移动电话近年来开始发起冲击，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业内专家认为，中国虽为全球最大的移动电话拥有国（2002年12月底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已达到2.06亿，位居世界第一，并且还在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其实还远远没有发挥出其真正的市场潜力。

Ovum咨询公司最近对全球12个国家的移动用户在移动业务方面的使用特性进行了调查。这12个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根据调查结果，Ovum认为，尽管现有的移动应用非常丰富，但是用户对于很多新业务的认知和使用程度并不高，移动运营商下一步需要解决资费昂贵、使用不方便等方面的问题。

Ovum此次进行了大量调查，在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每个国家至少有1000名用户填写了调查问卷；在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每个国家至少有500名用户参加了调查。

被调查者的性别比例大约为50∶50。在年龄分布方面，所有的受访者都在15岁以上；36～49岁的被调查者占整个样本的大多数，这个年龄段的被调查者在各个市场中的比例为17%～33%。就职业分布来看，被调查者大部分是全职上班族，少部分是兼职人员、学生、家庭妇女及退休人员。

由于本次调查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因此被调查者大多是新兴技术的最先使用者，这使得被调查者出现了一定的群体特征：大多数人拥有手机。例如，尽管中国目前大约40%的移动电话普及率低于西方一些国家，但是接受调查的中国用户的移动电话保有量高达98%，这一比例甚至超过西方一些国家。各个国家的移动电话普及率以及被调查者的移动电话拥有率情况见表5-7。

表5-7　　　　　　　　移动电话普及率情况（%）

资料来源：http：//market.c114.net。

由于所调查的大多数是成熟市场，因此大多数国家的移动电话普及率超过75%。其中，普及率超过90%意味着有的用户可能有几张SIM卡。

与发达国家80%多的市场拥有率相比，我国不到40%的普及率还远远没有达到市场成熟的水平。因此，移动通信产品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市场也处在高速发展阶段，这对于生产商、分销商以及零售商都是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市场格局逐步形成的阶段。

（二）移动电话制造业利用外资状况

移动电话制造业是一个典型的利用外资发展起来的行业，可以说，没有外资的进入，就没有我国移动电话行业的今天。从1987年该行业兴起开始，外资企业就开始了长达10年的垄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模拟移动电话市场几乎由摩托罗拉一家公司垄断，我国消费者以明显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使用其生产的落后于国际市场的产品，这个时期，摩托罗拉在中国获得了丰厚回报。在移动电话制造业中，中国市场的高成长性和投资于这个市场的高回报率，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1994年中国数字移动通讯网建成后，诺基亚、爱立信开始迅速扩大其在中国的生产规模，摩托罗拉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这三家企业一直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着激烈竞争，市场份额此起彼伏、交错变化。其他几家制造移动电话的跨国公司也相继进入中国市场，到90年代末期，形成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松下、三星等众多跨国公司相互竞争的局面。

目前，虽然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手机销量开始下滑，但摩托罗拉正在加大在华投资，并不断快速调整自己的节奏，以应对国内外市场更为险恶的竞争形势。位于北京望京的研发大厦已成为摩托罗拉全球最大的研发基地，并位列全球三大电磁干扰实验室之一。摩托罗拉还把亚太的物流配送中心移到了天津，天津的会计中心的服务范围也扩张至全球范围。中国俨然已跃升成为摩托罗拉全球产业链的最核心环节。20岁的摩托罗拉中国已有三家独资企业、一家控股公司、16个研发中心、5家合资企业和22家分公司，一万多名员工，摩托罗拉在华总投资已达36亿美元，在英特尔完成耗资25亿元的大连芯片厂建设之前，外企在华投资冠军的宝座一直为摩托罗拉所拥有。可以说，移动电话制造业内的外商投资是与日俱增的，这和我国移动电话市场的表现十分吻合，是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致使外国直接投资纷至沓来、形成气候。

二、我国移动电话行业的竞争分析与溢出效应的产生过程

（一）1999年以前行业的竞争分析与溢出效应的产生

如前所述，在外商进入该行业之前，国内不存在移动电话制造产业。而外商的进入，更多的是针对中国这样一个潜在的目标市场。虽然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本地市场上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内资企业与之竞争，但外资企业的产品可以为中国市场所接受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和价格。与此同时，技术和价格也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之间竞争的焦点。其中，技术是移动电话这一产品被市场接受的基本功能支持要素，而价格则决定了市场上有效需求的规模。

在技术方面，核心技术一直被国际上几大品牌生产商牢牢地控制着，技术外溢的情况非常少。虽然外资企业在中国也是本地生产本地销售，但他们在中国设立的企业均为面向中国市场的装配工厂，国产厂商通过合资的方式并不能从国外厂商中获得任何实质的技术。例如东方通信1992年就从摩托罗拉公司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获得了生产技术，但是更进一步的研究技术则始终掌握在摩托罗拉手中。由此可见，技术成为进入这一行业的国内企业的巨大障碍。

在价格方面，国际几大品牌生产商一方面依靠其全球的生产规模实现了采购成本的有效降低，另一方面，通过在中国的装配工厂避开了高关税，同时通过利用本地低廉的劳动力和各种优惠政策实现了生产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国际厂商这种基于大规模生产以及本地化优势而形成的资本与规模方面的优势无疑构成除技术以外的另一个巨大的进入壁垒。

此外，由于在这一阶段国外的移动电话制造商垄断了整条产业链，行业一体化特征程度很高，从而进一步加大了行业的整体性进入壁垒。在1998年我国政府针对这一行业的专项政策未出台之前，很显然对于我国任何一家国产厂商，在如此巨大的技术、规模、资本等方面的障碍面前，要依靠自身的实力进入这一行业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因此，从溢出效应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太大的能力差距，阻止了本地企业对这一行业的进入，从而也无法从中获得相应的行业内溢出效应。

与此同时，由于外资企业在这一阶段通过合资或合作的方式建立了一些装配企业和供应商企业，从而使得一些内资企业开始介入这一领域的生产过程中，接触和学习到了一些相关的生产知识与技术，因此，我们有理由估计在这一阶段由于与外资企业发生上下游产业链的联系，这一行业中还是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行业间的溢出效应。

（二）1999年之后我国移动电话行业的竞争分析与溢出效应的产生

1．政策、市场环境以及厂商经营模式的变化

（1）政策出台。1998年底，为了扶持国产移动电话制造业，国务院以国办发［1999］5号文件明确了扶持国内移动通信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涉及市场准入、技术转让、市场控制、资金扶持、自主技术研究与开发等方面。

在市场准入政策方面：为避免厂商重蹈VCD生产之覆辙，大量盲目生产，开展价格战而导致血本无归的恶性竞争，信息产业部决定采用许可认证制度扶持重点企业。1999年底，九家企业被确定为发展移动电话的重点企业（定点生产企业），其中包括东方通信、中国科健、厦华、TCL、中兴通讯、康佳、波导、海尔、南方高科。与此同时，国内于1998年底不再审批外商独资及合资的移动通讯产品生产企业，对1994年以后未经中央认可、由地方政府审批的合资企业（投资金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下之企业）将由中央重新确认。

在技术转让政策方面，1999年11月中央提出了强化独资及合资企业之技术转让制度，且外商须在国内设立研究开发中心。除了通过中外合资的方式让本地厂商得以分享利润与借机吸收国外厂商的生产、管理、研发能力之外，更通过内购比例的规定让移动电话组装厂成为架构当地移动电话零组件产业体系的一大助力，以培育产业链。

在市场控制政策方面，对进口移动电话采取限额，规定外商在大陆生产移动电话最大年产量为150万台，同时，对输入零组件的总量进行控制，由信息产业部及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审查国外厂商输入的零组件数量，鼓励外商本地采购以培育产业链。并进一步要求国外厂商提升产品的出口比例，2002年在国内生产产品须有40%的外销比例，当地采购或生产的零组件须达60%，以限制外商利用成本优势在国内倾销的可能性，从而为国产厂商提供了市场空间。

在资金扶持政策方面，国家从1994年起每年从固定电话的初装费中划拨5%作为国产移动电话的研究及产业化计划经费，1999年起从移动电话网络的使用费中拨出14亿元人民币投入研发。1999年底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则划拨国债4亿元人民币及提供17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融资预算来推动“数字移动通讯国产化计划”。

在国家技术研究支持政策方面，信息产业部的邮电科学院及电信所已构筑了数字移动通讯的仿真网络环境、电信网络设备数据库、检测系统，并设立了数字移动通讯研究中心，用以推动移动电话的国产化进程，缩小与国外技术的差距。政策公布后，对行业的影响巨大。从1999年至今，国内对于GSM生产执照的发放，仅开放13家国内厂商和12家国外厂商。2001年上半年信息产业部表示不再发放外资在国内开设贴牌生产厂的执照，国家计委与信息产业部于2001年8月29日仅批准了19家CDMA移动电话生产企业，除了摩托罗拉以合资企业的名义赢得一张CDMA移动电话生产资格牌照之外，其余18张尽在国内移动电话企业的手中。垂涎CDMA这块大蛋糕的国际通信业巨头要想着来瓜分一块，便只有走“联姻”的道路，与这18家国内企业“捆绑”。

（2）市场环境的变化。随着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移动电话的市场需求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应用技术的推陈出新又进一步诱导了新的市场需求的产生，从而使移动电话市场呈现出一派日新月异的繁荣景象。

移动电话市场需求的变化非常明显。移动电话作为高科技新产品，初次上市时具有高价格的特点，但消费者更多的是注重这种新产品的质量和功能，对价格不是十分敏感，同时对外观等方面的要求也不高。随着移动电话核心技术的不断成熟，产品的基本质量和功能有了相当的保证，市场的消费需求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并且对价格的敏感性也大大上升了。

根据赛迪顾问公司（CCID）的一项调查结果，发现2001年国内移动电话消费呈现以下特点和趋势：展现个性与时尚。此次移动电话消费行为的调查显示30岁以下用户的比例持续增长，其中以21～25岁最为明显，由1999年的15.8%上升到2001年的23.4%，从而逐步成为一支重要的消费群；30岁以上的用户比例均有下降，截至此次调查下降到26.8%，31～35岁段的用户群已让位于26～30岁用户群，但在高龄用户群中仍占绝对的优势，35岁以下的用户占到整个用户群体的80%。总的来说，移动电话用户呈年轻化趋势。这种市场用户群体的变化显然对移动电话的选择因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调查显示消费者购买移动电话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仍然是质量，所占比例为55.4%，但移动电话功能和外观也占了很大的比重，显示出消费者越来越关注移动电话的外观和新功能。

另外，消费者对价格的重视表现在国内移动电话市场上，2500元以下的中、低档移动电话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约有70%的用户在使用这个档次的移动电话，其中低、中档移动电话用户各占约35%的比例。近两年来，移动电话价格呈现高台跳水的走势，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商家，都从这种持续降价的行情中看出了中、低档移动电话的市场潜力所在。

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迎合并且诱导了新的市场需求的产生。从WAP到GPRS，从短信到彩信，从语音到视频，众多新技术的出现使得消费者在功能和时尚上的追求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满足，并且引发了消费者对体现自身个性化的功能和设计的进一步渴望。技术的发展除了吸引更多的新用户加入移动市场外，更推动了移动电话更换市场的发展，为移动电话厂商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同时技术发展带来的需求多元化的趋势也为移动电话产品差异化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3）厂商经营模式的变化。市场变化的同时，移动电话产业的价值创造过程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为了迎合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原来一体化程度很高的价值创造过程出现了专业化分工发展的趋势。这种专业化分工的实现为我国从零开始的国产移动电话厂商创造了生机。

2.新形势下的市场竞争与溢出效应的产生

我国移动电话市场需求的迅速扩大以及需求多元化的倾向使得移动电话厂商的竞争在多个细分市场和多个层面上展开。在我国政策扶持下诞生的国产移动电话厂商面对实力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开始了艰难的追赶过程。由于本书所探讨的溢出效应是在中外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中产生的，因此，将首先探讨我国新生的移动电话生产企业与外资竞争的过程，探讨其在竞争能力方面与外资企业的对比以及在竞争中的变化，从而总结出溢出效应的产生状况。

（1）新形势下的竞争要素。针对移动电话这样一个新兴行业，技术毫无疑问是市场竞争的第一要素。从1999年以后的价值链结构以及中外厂商的运营模式可以看出，随着产业技术自身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技术要素在这样的行业中体现为核心技术和应用层面的技术；除此以外，技术还包括开发层面的技术和生产制造层面的技术，这些不同的技术在最终产品上起着不同的作用。从中外企业的运营模式上我们也看到，中外企业取得这些技术的渠道不同，但最终我们将从它们提供给市场和消费者的角度来比较两类企业在技术方面的能力差异。

移动电话产品的售价是移动厂商竞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如前所述，移动电话产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随着产业核心技术的渐进成熟，人们对产品价格的注重程度显然提高了，因此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开发、购置、生产、营销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成本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外厂商控制成本的能力显然也是与其采用的生产运营模式紧密相关的。

除此之外，由于移动电话是一种大众消费品，因此，对于厂商来讲，品牌营销和渠道建设也构成了市场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2）技术能力的竞争。总体而言，国家的“市场准入政策”和“市场控制政策”为从零开始的国产移动电话生产厂商提供了市场空间；而全球范围内移动产业技术的发展以及产业价值链的专业化发展为我国移动厂商的崛起提供了外部环境；竞争和产业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本地企业的技术成长过程。

①国产厂商技术能力的获得。从技术战略的角度来说，初进入市场的中国厂商不具有研发能力，而且全部技术靠自我研发也不现实。因此竞争的压力迫使国内厂商积极寻找各种可以和国外厂商竞争的技术和产品。而在这一时期，移动电话的核心技术已经不是仅仅把握在少数几家巨头手中，并且那些掌握了核心技术但又尚未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厂商又急于分享这一高速发展的市场可能提供的丰厚的利润，于是中外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合作就成了现实的解决途径。通过和国外厂商合作、采购国外厂商的芯片模块，甚至是由国外厂商完成整个移动电话的设计和生产，国产移动电话厂在短期内迅速具备了和国外厂商竞争的技术实力。

②产业技术的发展与内资企业技术的不断提高。从移动电话行业的技术发展层面来看，可以将技术划分为核心技术和应用层面的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是指RF模块、基带信号处理器及其软件。核心的技术一旦开发完成，其余的工作只是维护、补充功能、提高性能，一次开发成功后，对特定的通信标准，核心技术基本无须做大的更改。应用层技术，主要是指人机界面（MMI）软件和应用软件，实际上这部分软件与通信标准，或者说通信平台最具无关性，可以脱离目标板和通信平台进行开发和仿真，这方面韩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做的是最好的，实际上韩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基本上并不掌握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但是通过人机界面和应用程序的开发，其移动终端产品更有市场的引力。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移动电话的主体核心技术相对成熟，厂商之间核心技术的同质化程度较高，核心技术所表现出来的通话质量相差不是很大。而市场需求外部化的倾向使得应用层面的技术显得特别重要。

通过技术合作，目前国产移动电话的设计水平大多达到了结构外观、应用层软件的开发层次。在应用层面的技术开发上，总体来看，移动电话的开发设计大概有两个层次：半散件组装（sack knock down）与基于模块和移动电话芯片的全散件组装（completed knock down）方式。全散件组装大致又分为两个层次：一种就是买GSM或CDMA模块进行开发和装配。这种模块通常已做好基带部分和射频部分等移动电话的基本软硬件，可直接利用，只缺天线、智能卡、电池、扬声器、麦克风、显示屏等部件。这些外围部件与模块的接口设计工作和应用软件、人机界面的开发就由移动电话制造商来完成。另一种全散件组装方式是基于参考设计进行移动电话的开发和生产。在这种方式下，一些企业是从ADI、TI、飞利浦、摩托罗拉、科胜讯等移动电话芯片（或平台）供应商那里购买完整的参考设计，另一些企业则从专门提供通用设计方案的公司，如新加坡Mobile1ink公司（现被美国博通公司收购）、英国TTPCom公司等，购买参考设计。然后，移动电话企业需要对这些参考设计进行性能和成本上的优化，增减一些功能，并完成应用软件的开发，然后做成印制电路板，使其产品化并具备可生产性。在这几种模式中，基于半散件组装方式的开发和生产模式的成本太高，几乎没有什么下降的空间；而基于第一种全散件组装方式，国产移动电话企业很多可以从Wavecom公司、萨基姆公司、西门子和三星等公司购置模块。虽然模块的设计采购成本下降的空间也不大，但其推出机型速度很快，开发周期约为三个月，可以满足快速上市的要求。而基于全散件组装方式，由于设计已到芯片级层次，采购成本可大大下降，而且研发人员可从参考设计中逐渐学习和掌握底层射频电路、基带电路的开发。不过采用这种方式后，产品开发周期还需要六个月左右。

最初，国内GSM移动电话厂商多是基于半散件组装（引进部件组装）方式的开发和生产，但由于其成本较高的明显弱点使企业在价格竞争中难以取胜，后来大多都转向了全散件组装的方式。目前在采用全散件组装模式中，由于国产移动电话企业之间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存在差异，从平均程度上看，全散件组装模式中采用基于模块设计方式的比例要高于采用参考设计开发的比例。但随着国产移动电话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技术实力的提升，特别是在竞争的压力下参考设计开发的方式将得到更多的采用。从采用半散件组装方式到采用参考设计开发的全散件组装模式，对于国产厂家来讲，显然是技术上的进步过程。以波导为例，1999年初与法国萨基姆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引进这个公司的产品技术和生产工艺，并于1999年7月贷款建成了第一条移动电话生产线。2002年，知识产权属于波导公司的移动电话，成功打入了欧洲市场，成为中国移动电话技术研发从半散件组装模式发展到全散件组装模式的成功案例。另外，根据赛迪网报道，目前，国产品牌移动电话企业已从贴牌生产进入了核心技术研发层面，在技术开发方面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正在缩短。

③“本地化”知识在竞争中的作用。底层核心技术和人机界面软件等应用技术的分离为国产厂商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技术环境。国产厂商在了解市场需求后，在自身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可以从外部及时获取针对此项需求的技术服务，迅速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这大大增强了国产厂商的竞争力，使国产厂商可以根据市场的潮流及时推出自己的产品。善于把握中国移动电话的流行趋势、更快的速度和更准的对中国市场流行的感觉是国内很多移动电话厂商的特点。很显著的例子是：一些欧洲品牌移动电话厂商在中国主推欧洲人喜欢的直板机，但是市场的选择却是国产厂商主推的折叠机。而且，技术的进步和多渠道的外部技术来源也促进了国内厂商推出新款移动电话的速度，国产移动电话的推出速度已经和国外品牌不相上下，目前波导移动电话的款式已经可以达到一年推出16～20款。

④国际企业的技术更新。国内厂商本地化知识带来的竞争优势迫使国外厂商必须考虑中国本地市场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简单地把其他地区的需求特性和市场潮流搬到中国。为应对这种竞争，国外厂商纷纷在中国设立研究中心，加快设计本地化的进程。例如诺基亚推出的首个能手写输入汉字的6108型号移动电话，就是由诺基亚北京研究中心专门针对国内市场而设计制作的。摩托罗拉也加大了中国市场研发移动电话的力度。摩托罗拉现在在国内市场已经建立了16个研发中心，投资金额达到了36亿美元，在市场中销售不错的388系列就是由摩托罗拉个人通讯产品部北京研发中心研发的。此外，部分外商为弥补自身本地化设计的缺陷，也积极考虑采用外部设计服务，增强自身产品的竞争力。如摩托罗拉的CDMA V680产品就是由韩国厂商负责完成所有的设计和生产，交由摩托罗拉进行品牌推广的一款产品。西门子移动电话为了适应中国市场，推出的8088折叠形女性化移动电话，就是专门请中国台湾广达公司代工设计的。

国外厂商在本地化知识上的进一步掌握，迫使国产厂商必须加深自身对技术的掌握和对市场的理解，从而推动了国产厂商的技术进步，也为未来国产厂商进军海外提供了很好的本地化实施战略示范。

国产厂商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本在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外资企业感到了威胁，特别是，本地企业基于丰富的本地知识在满足需求多元化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活力使得国际知名企业都无法小觑。国产厂商这种快速的跟进以及强劲的竞争迫使国外厂商为保持技术优势必须不断推出功能更新、技术更高的产品。而外国厂商新产品开发的加速，反过来又为国内企业设立了新的追赶目标，国内企业为了不在竞争中再次落后则进一步加速地进行追赶，国内外厂商这种为了争取市场优势地位而竞相推出新产品的行为带动了我国整个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

⑤国内厂商向市场核心技术进发。市场竞争的加剧，移动电话价格的不断下降，逼迫国产移动电话制造商必须加强自身的技术实力，否则一味依靠外部合作方，成本始终无法降低，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被淘汰出局。为了能更好地应付未来的竞争，部分国产移动电话制造商积极向移动电话的最核心技术进发，通过多种方式获得核心技术。

华立集团收购飞利浦所属的美国圣荷赛CDMA移动通信部门（包括在美国达拉斯和加拿大温哥华的研发分部），一举成为国内首先掌握CDMA移动电话芯片设计、生产核心技术的企业之一。而中电信集团的下属中电东方通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则将获得与世界同步的移动电话研发资源，大大增强了其在GSM/GPRS移动电话核心技术方面的竞争力。同时，中电信集团也在移动通信终端产品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熊猫电子与麦克赛尔的合作堪称“取长补短”，麦克赛尔的设计技术将成为熊猫电子向上游产业延伸的重要一步。

⑥从技术能力的竞争看溢出效应的产生。从我国国产厂商技术能力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溢出效应产生的过程。

第一，相对于1999年前的状况，很显然是我国的行业准入政策人为地为本地企业创造了进入这一行业的机会。同时，由于该行业技术的成熟与扩散，使得新进入的、本身没有技术能力的本地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合作、购买等方式获得相应的技术，从而跨越技术的障碍，得以跻身于这一新兴的行业。这实际上也为本地企业能够在未来获得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创造了基本条件。显而易见，如果没有上述条件，我国本地企业要靠自身的能力克服这一巨大的技术差距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进入了移动电话行业的内资企业在市场上承受了巨大的来自外资企业的产品的竞争压力。这种竞争压力最直接地挑战内资企业在获得的技术上迅速消化、不断提高的能力，因为这不仅涉及技术本身的跟进和对市场需求的反映，同时也直接涉及产品成本降低的可能性。巨大的竞争压力迫使内资企业不断地、迅速地学习，在实践中努力地把握参考设计开发的全散件组装模式，从而使自身的技术能力不断增强。

第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内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在技术上开始与外资企业的产品相接近，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能力方面的差距也明显缩小。在此基础上，国内市场多元化需求的出现为内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一方面，满足这种新的需求所需要的应用层面的技术并不是难以把握的；另一方面，内资企业相对丰富的本地市场知识使之能够相对于外资企业更加及时和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从而利用可掌握的技术能力开发出满足市场的新型产品。因此，面对新的市场需求形势，内资企业的综合技术能力显然得到了迅速的提升，从产品的角度来看，内资企业的综合技术与国际企业的综合技术的差距则进一步缩小了。

第四，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原本非常明显的技术优势，在内资企业综合技术能力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受到了威胁，为了维持其技术优势、保持其市场地位和经济利益，国际企业在内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加速了自身的技术开发与技术转移的速度。

第五，外资企业技术开发的加速以及技术产品的不断推出，反过来又刺激了内资企业的进一步学习与追赶过程。目前正是这种内外资在技术方面的相互促进推动了我国产业的发展与繁荣。因此，从技术能力的竞争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我国移动电话行业外资企业溢出效应的产生过程。

（3）成本能力的竞争。从国内外厂商的商业模式可以看出，移动电话产业的成本主要包括研究和开发成本、芯片采购成本、生产成本、营销成本和融资成本等方面。中外厂商之间成本能力的竞争体现为上述各个方面综合能力的竞争。

①政府在研究和开发投入方面的支持对国产厂商至关重要。移动电话产业是一个高科技产业，无论是核心技术层面还是应用技术层面都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投入以保障产品的技术性能、企业的长期发展以及其市场地位。

影响研究和开发成本的关键因素是技术人才和资金的投入。由于移动电话产业在我国国产厂商起步时期核心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并且可以从不同的国际厂商手中购买到，因此在进入这一行业时避免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投入。然而，作为新进入者，技术上从射频（RF）的设计、内部数字讯号处理器（DSP）、软件到各阶段测试，都需要相当的时间和投入去学习和调整，特别是为了真正在这一产业中立足还需要不断地研究和开发投入。在这方面我国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在研究和开发资金方面的投入与对研究和开发的直接组织及参与不仅在技术上给予了企业重要的技术支持，而且大大降低了国产厂商的研究和开发成本。与我国新进入的国产厂商相比较，我们不难想象，外资厂商已经付出的、正在付出的以及将要付出的研究和开发投入都是非常巨大的，虽然外资厂商在全球范围的市场销售有助于其研究和开发成本的分摊，但这方面的成本仍然相当高。因此，相对于外资厂商，我国国产厂商在研究和开发成本的分摊方面目前暂时有一定的优势。

②产业的专业分工帮助国产厂商绕开规模性进入障碍。移动电话的生产存在非常明显的规模效应，从资金投入规模来看，国产移动电话项目最低投入要两亿元，最低销售盈亏平衡点是50万台。国产厂商自身开发一款移动电话至少要九个月，投入2000万元人民币。这一规模方面的进入障碍对于任何新进入者都是难以克服的。然而，由于世界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导致的专业化分工的出现，使我国国产厂商在进入时期有机会绕开这一巨大的规模障碍，而通过向韩国、中国台湾的厂商购买代工服务，同时向韩国、法国厂商直接购买模块、外观设计等方面的服务来帮助完成制造过程。当然，代工的移动电话不可避免地要缴纳23.5%的关税，但相对于从零开始自己生产所需付出的成本已经毫无疑问是走捷径了。

③市场规模主导采购成本与生产成本。首先，芯片采购成本，无论是对于国产厂商还是国外厂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根据对国内移动电话厂商的调查，就移动电话成本来分析，原材料及零组件的成本比重占72%、研发费用的比重占13%、销售成本约占13%、其他成本占2%；而在原材料及零组件中，芯片成本占的比重最高。国产移动电话厂商多不具备芯片研发能力，芯片主要依靠外部采购，因此市场规模决定了移动电话成本。就移动电话的成本结构而言，以IC所占比重最高，达到70%以上，包括基频IC约占40%，中频和射频IC约占30%，软件部分约占2%（分摊）。另外，分立器件约占10%，其他周边零组件，如印刷电路板、LCD、LED和周边的天线、连接器、键盘和扬声器等约占18%。

移动电话的组成零组件IC，全为国外大厂所垄断，如得州仪器公司、朗讯、美国科胜讯公司、英特尔、西门子、飞利浦、摩托罗拉等，闪存（Flash Memory）则多来自欧美、日、韩等半导体大厂，如英特尔、AMD、日本电器、东芝、三星等。由于来源的多元化，购买本身并不会对国产厂商构成阻碍，但芯片的采购成本基本上是由采购规模决定的。由于国外厂商一方面具有全球市场规模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如摩托罗拉等国际企业早已在国内实现了本地化的生产和采购，因此国际企业相对于国产厂商在采购成本上处于绝对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市场上体现为洋品牌与国产移动电话的差价约为20%～30%。

在生产成本方面，虽然作为起步，大范围的代工服务有助于国产厂商快速地进入这一行业，但随着行业内竞争的不断加剧，国产厂商几乎全面的代工方式相对于在中国自行生产的国际企业来讲毕竟成本高昂，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从代工走向自行生产是降低成本、提高竞争能力的必然方向。

多年来，我国国产厂商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生产技术的成熟还有赖于市场规模的支持，因为生产过程的管理以及生产过程技术的成熟都需要大量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学习过程。据业内人士反映，在生产环节上，目前国外品牌移动电话生产的直通率达98%，而国产移动电话只有60%～70%，可见国产厂商虽然掌握了生产技术，但是在管理流程、控制流程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总的来讲，由于市场规模的差距，国际企业无论在采购成本还是生产成本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对于国产厂商，虽然有国家的准入政策和市场控制政策的支持，但国际对手强大的规模与成本优势，迫使国产厂商必须竭尽全力去开拓市场。可喜的是，经过近几年的不断努力，国产移动电话的规模增长迅速，在市场中的份额也节节上升。2000年底国产移动电话已形成500万部的年生产能力，当年国内10家移动电话生产厂共生产自有品牌移动电话371万部；2001年国产移动电话数量为1020万部，市场所占份额为12%；2002年国产移动电话数量为2615万部，市场所占份额为22.87%。随着国产移动电话生产数量的增大，国产移动电话的生产成本也有了明显的降低。最明显的证据是国产厂商随着规模的扩大，不断地在所有的移动电话领域发起了价格战，以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促进企业规模效应的体现。波导移动电话从2002年8月中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降价促销，一个半月内，连续发动三轮移动电话促销，TCL、熊猫、联想等企业也都纷纷跟进，大量抛出降价移动电话。价格战的最终结果就是2003年第一季度国产移动电话市场占有率超过了50%，第一次整体上超过了国外品牌。

随着国产厂商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外厂商同样也积极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他们的目标不仅是针对中国一个市场，而是将中国作为了其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从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规律看，100万台是“生死线”，300万台是“发展关”，1000万台则是全球移动电话第一方阵的“入场券”。目前，在全球移动电话业竞争中，规模效应已是必不可少，谁率先突破千万，谁将在未来的竞争中打下良好基础。国产移动电话第一名波导产量累计已突破千万台，这表明波导移动电话的产销量在国内移动电话制造业中率先突破千万大关。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的《2007～2008年度中国手机市场分析报告》中称，在经历了2006年的衰退之后，国内品牌手机的出货量呈现上升趋势。2007年，国内品牌手机的出货量达到48%，占据中国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报告显示，2007年我国手机企业共生产手机5.49亿部，比2006年增长了14%。其中，国内市场出货量达到2.4亿部，同比增长23.5%。一组组数据告诉人们，我国手机市场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几年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从《2007～2008年度中国手机市场分析报告》中能够发现，国内手机企业的排名出现了轮换现象，昔日国内品牌的领军品牌，如联想、CECT等在2007年的出货量呈下降趋势，而2006年以后进入手机市场的一些企业，如金鹏、江苏高通和步步高等后来居上，跻身国内手机市场前20名。没有具备足够实力的中坚力量，便无法从高处带动其他国产品牌，最终国产手机的整体实力仍难提高。从产品层面上看，国产手机虽然已经拥有一些独立开发能力，但其核心软件和手机芯片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进口，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国产手机厂家推出新机型的速度总会比国外手机慢半拍，国产手机在消费者心里成了国外手机的“跟从者”，而这种状况将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

④中外企业资本成本暂时相当。移动电话制造业是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因而也需要支付大量的资本成本。一般而言，外资企业相对东道国本地企业具有资本优势，因为外资企业一方面可以借助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另一方面可以在其全球的分支机构之间进行调剂，因此外资企业具有资本雄厚且资本成本较低的竞争优势。在我国移动电话市场上运作的外资企业无疑具有相应的资本能力。然而，由于我国的产业政策对国产厂商在研究和开发投入等多方面的资本支持，加上国产移动电话厂商大部分是国内的上市公司，由于国内资本市场不完善、所有者权利不到位等原因使得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很低，因此，就目前的现状来看，在资本成本方面国产厂商并不一定会高于国际企业。

⑤营销成本。市场营销，对于移动电话这样的消费品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因此国内外厂商纷纷在市场营销上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市场拓展。市场营销成本和市场定位、产品定位、营销渠道等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规模越大，投入越大，因此国外厂商市场营销成本相对高于国产厂商。以广告投放量为例，国外厂商由于巨大的市场份额和强力的品牌推广，广告成本一直远高于国产厂商。据北京中企市场研究中心广告监测网对全国618家平面媒体广告监测统计，2002年1～11月，我国移动电话广告投放总费用为80095.37万元，其中国外品牌广告投放费用为46431.96万元，占总费用的58%；而国产品牌的广告投放费用为33663.31万元，占总费用的42%。

从平面广告投放费用上看，摩托罗拉、诺基亚两个品牌的广告投放费用具有明显优势，远远高于在国内品牌投放中排名第一的TCL。总体排名第一名的摩托罗拉投放费用为13139.87万元，第二名诺基亚的投放费用为10436.38万元，第三名TCL的投放费用为8576.18万元，第四名厦新的投放费用为5242.83万元。

在2002年前的四个月，移动电话广告投放的品牌集中度比较高，前五个品牌的投放比重约占移动电话广告投放总量的62%，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等广告总额远远高于TCL和东信等国内品牌。其中摩托罗拉以4511.34万元的广告额列居移动电话广告投放首位。

表5-8　　　　　　　　主要移动电话厂商广告费支出排名

资料来源：CTR市场研究提供。

⑥从成本竞争看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技术竞争相比较，成本竞争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溢出效应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第一，如前所述，移动电话行业不仅是一个技术密集型行业，而且还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特别是在发展初期行业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时候，资本的高额需求构成了进入障碍。同样得益于政府的准入政策，1999年后内资企业才能跨越这一巨大的进入障碍。与此同时，行业的专业化分工使刚刚进入行业的内资企业有可能借助代工方式进行初期的生产，从而又进一步降低了资本方面的进入障碍。从溢出效应的研究角度观察，我们认为，这两种外在条件帮助本地企业客观地缩小了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资本差距，从而使内资企业有可能加入到“与狼共舞”的行列中。

第二，在这种高科技的行业中，研究和开发的投入是资本需求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与外资企业在技术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国家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支持政策给我国内资企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同时也与国家在资本方面的扶持政策一起有效地为企业进一步降低了资本的压力、缩小了与外资企业资本实力方面的距离。

第三，上述各种有利条件并不能保证内资企业在市场上的成功，但却毫无疑问地帮助企业有效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并且帮助企业在巨大的竞争压力面前有能力通过不断的学习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正是迫于成本方面的巨大压力，内资企业在努力拓展市场的同时，从多方位的代工作业积极转向部分的自行生产，从而使生产技术以及相应的管理技术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生产成本也随之而不断下降。

第四，原有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新型市场需求的出现使得内资企业获得了迅速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面对具有成熟的生产技术、广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和显赫的国际品牌的国际企业，如果内资企业没有机会拓展市场份额，再多的支持性政策也无法帮助企业在市场上取得长久的生存空间。得益于国内外移动电话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中国国内新兴市场需求的及时出现，已经具备了一定综合能力的内资企业依靠其敏锐的市场把握能力和销售能力，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实现了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大，开始享有了规模经济的益处，有效地缩小了与外资企业在规模方面的差距。

第五，与技术能力的竞争相似，由于市场规模是中外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国内企业市场规模以及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减小了与国际企业这方面能力的差距，威胁了国际企业在中国市场以至世界市场的份额，于是国际企业也相应地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使内外资企业的规模竞争更加激烈。目前在国内外手机市场仍然迅速发展的环境下，内外资企业之间的规模竞争产生了良好的相互促进的作用。

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我国移动电话行业中的内外资企业在成本能力不断接近的条件下通过有效的竞争促使外资企业产生了充分的溢出效应，同时内外资企业之间也达到了相互促进的效果，从而促成发展中国家最希望看到的溢出效应的良性循环。

（4）品牌营销与渠道建设能力的竞争。

①正确的高端市场定位为国产品牌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如前所述，随着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对产品的需求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这种需求特点的出现也为国产厂商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机会。目前移动电话市场有非常明显的高低端市场的区分，通常是功能越多、越新，价格越高，即功能是区分移动电话高低端市场的标准。对于高端产品，由于新功能的推出，国外厂商需要保持高价格以维持品牌形象和弥补巨额研发费用。国产厂商虽然可以通过外购技术实现新功能产品的推出，但是高昂的采购成本同样迫使国产厂商把价格维持在高位。此外，高端产品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化特征，价格战并不能吸引高端用户的购买，反而会损害产品和公司形象。因此，在高端市场，价格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个性化的设计和功能才是影响客户购买的主要因素。而对于中低端产品，则恰好相反，由于功能类似，所有的技术都是成熟的，产品的差异性非常小，同时中低端用户对价格非常敏感，因此价格成为中低端市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进而成本也就成了中低端产品市场上厂商最核心的竞争能力的体现。

国产移动电话在国外品牌垄断中国市场之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市场定位于中低档产品。和其他行业的本地企业一样，国产移动电话厂商曾期望通过利用本地的低劳动成本以及零部件当地供应等当地优势来建立企业自身的优势。然而，这种最基本的认识对于移动电话这种非常国际化的行业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原因在于，国际上移动电话行业起步比我国早，进入我国的国际企业不仅在技术上占主导地位，而且一方面由于其拥有广大的国际市场而在综合成本上占据优势；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后广泛的本地化过程已经将中国本土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化为企业自身优势，这方面已经与本地企业没有区别。因此，综合以上两方面，特别是加上国际企业在国际品牌方面先天的优势，国际企业在提供基本功能的移动电话方面，也就是在所谓的低端市场产品方面，几乎占尽了优势，国产企业完全无法通过价格战来与之抗衡。

然而在移动电话的高端市场情况却不同。与一些高技术产业的高端市场的概念有所不同，我国移动电话的高端市场是迎合人们对移动电话功能的多元化的需求产生的，而支持这种多元化需求的技术并不是属于移动电话核心技术的层面，基本上是基于应用层面。例如，可拍照移动电话只是在传统移动电话的基础上增加摄像功能、图像处理功能等，并不涉及核心技术的改变。与此同时，对移动电话产品的这种高端需求具有明显的本地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需求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是以我国为主要发源地的，不是从国际市场传入的国际流行趋势。这样一来，对于本地需求更加敏感的本地厂商立即把握了这种商机。相对于提供基本功能的低端产品，这种高端需求主要倾向于满足时尚的追求，而对时尚的追求则更注重于个性的张扬，从而把对价格的苛求看成了第二位的要素，因此，在这一细分市场上，只要国产厂商能够满足个性化这一第一需求，其在成本方面的劣势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与此同时，准确把握这种需求的变化，从而迅速作出反应以满足这种需求，是内资企业相对外资企业的优势所在。正是由于看到了高低端市场的这种需求特点的不同，面对外资品牌的步步紧逼，国产移动电话选择了高端市场定位的战略。据信息产业部相关数据表明，国产移动电话的定位节节攀升，集中到了中高端移动电话市场。国产移动电话在各条产品线中销售最好的是中高端的移动电话，价格在2200元以上的占60%。

②瞄准区域市场是国产厂商的另一片天地。在区域定位上，国产厂商也采取了和国外厂商完全不同的市场战略。国外厂商由于进入中国早，对市场的不熟悉要求外商必须借助国内的合作伙伴，采用代理的模式进行销售。而代理总是根据市场的利润空间做投入，因此在二、三线城市的力量比较薄弱。移动电话市场在国产移动电话制造商进入时，中心城市基本已经被国外厂商牢牢地控制，因此国产厂商把市场转向二、三线城市。由于国外厂商采用代理的制度，自身对销售终端的控制力度不足，因而在二、三线城市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的控制力都不是很高，这就为国产厂商“乡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大部分国产移动电话厂商都是由家电厂商转变过来的，其对国内市场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特别是表现在渠道的建设上。因此，我国厂商就依据这些本地知识和市场经验赢得了大片的二、三线城市市场的份额。

③渠道竞争国产厂商优势突出。虽然赛迪顾问公司2007年移动电话消费行为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购买移动电话产品的渠道由单一化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但消费者仍将移动电话专卖店和通讯商店作为购买移动电话的首选渠道。调查显示，有75.6%和20.4%的消费者选择移动电话专卖店和通讯商店。因此销售终端的控制权对于移动电话厂商来说特别重要。

另外，近年移动电话销售渠道格局演变速度越来越快。这是因为移动电话市场竞争加剧使整个行业由高利润逐步向平均利润转化，这就需要生产企业不断降低产品成本。但是企业在制造成本方面降低空间较小，因此降低营销成本是企业着重关注的领域。而在营销费用中，渠道建设和维护是企业营销环节中较大的成本构成，所以渠道建设的好坏对于竞争至关重要。

以摩托罗拉、诺基亚为代表的国外品牌都实行代理制，而且大多是实行机型包销，即一个机型只授权给一个或有限几个代理商承包销售，然后再分给为数众多的省级或地区级代理商（二级批发商）；接下去，再将移动电话转批给第三级、第四级，最终到达零售商的手中。这种体制下，经销商层次太多，每一层的利润率微薄，并且销售体系混乱，批发商之间经常还会有串货和倾销大战；在信息流、物流以及市场终端控制方面成效也不显著。而且代理商往往热衷于产品销售，而对产品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方面表现不尽如人意。

我国移动电话厂商进入这一行业较晚，有机会认识到摩托罗拉、诺基亚在销售渠道方面的弱点，加上这些厂家具有多年的家电销售实践经验，因此在渠道建设上没有盲目地模仿国际企业的做法。在国内移动电话企业看来，移动电话最好的销售体制就是区域代理制。即在一个省级市场，主要发展一家实力大的代理，然后将各种机型和市场资源都集中在这家代理身上，使这家代理有实力直接供货到全省的多数零售店，这样，不仅使市场结构更加扁平化，也使生产商对零售终端的控制进一步增强，同时，这种主要发展一家代理商的垄断结构也有利于控制价格和利润。

进入移动电话市场的国内品牌，尤其是TCL、海尔、夏新、海信、康佳等家电品牌，都具有多年经营的营销网络和营销经验，特别是在二、三级城市市场，明显比国外品牌占有优势。这些品牌对中国消费者的熟悉程度高，市场信息反馈及时，渠道管理效率高，物流成本低，可以利用自己的渠道在推广产品的同时兼顾对客户的售后服务。以TCL领衔的国产移动电话制造商尝试渠道扁平化的做法，砍掉了外资品牌采用的全国总代理、一级代理（一般只有几个），直接寻找、设立十几个甚至数十个省级代理分销商。渠道的缩短一下子使利润分配空间充裕起来，而卖国产移动电话利润高也很快调动了经销商们的积极性。这一切都有效地降低了产品营销成本，提高了国产移动电话的市场竞争能力。可以说国内品牌市场份额主要是从二、三线外资品牌或是一线外资品牌不太关注的二、三级城市市场中抢来的。

同时，由于国内消费者在购买移动电话时仍未对特定品牌有特别偏好，那么销售人员的推荐与介绍便成为消费者决定购买与否的重要因素。为了能迅速占领市场，部分国产移动电话厂商给予销售人员的佣金十分高，有的甚至一部超过人民币100元，部分业绩好的销售人员，每月薪水及佣金可高达人民币5000元。国产厂商对待最末端的销售人员的这种激励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国产厂商的竞争力。

除减少环节、缩短渠道的优势以外，以TCL、波导为首的国内厂商在渠道建设方面更深一层次的考虑是能够方便地兼顾客户服务。长期以来，在移动电话市场上，售后服务属于利润微薄而又麻烦的一块业务，经销商一般都不屑于做，并且做不做售后服务，也并不影响经销商的利润。然而售后服务对移动电话品牌的建设又影响很大。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外国厂商都表示将把全国特约维修中心增至100家，500家专卖店也兼有维修功能。但是卖则“专卖”、修则“特约”，这种维修环节利益主体的多元化难免带来售后服务的滞后。而国产移动电话厂商则可以在渠道中兼顾客户服务，这方面显然具有优势。

总体而言，国产厂商准确地把握了国产移动电话在市场上的战略定位，并且依托对本地市场的透彻了解，现已在渠道建设和售后服务方面明显强于国际企业，从而最终使国内厂商的综合竞争能力大大加强。

面对国产厂商的快速发展，在竞争的压力下，国外厂商也积极寻求对策。第一，减少全国总代理，实行区域代理制。国外移动电话厂商一直是大代理商伙伴和主要业务提供者，目前仍然支持大代理商发挥作用。但是由于国产移动电话咄咄逼人的进攻，让国外厂商不得不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以弥补大代理商网络之外的不足，比如对内地省份的覆盖，对三、四级城市的覆盖和管理等。2002年6月以来，诺基亚在国内对自己的销售渠道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变革，在原来七家全国总代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了二三十家省级代理；摩托罗拉则选择全国总代理和大区制、大客户直销相结合的方式建立新的销售渠道。第二，保持中心城市的优势，积极开拓二、三线城市。诺基亚把原来一个市场营销经理负责几个省变成一人一个省，集中精力做好省内非中心城市的分销，从而加速进入二、三线城市。第三，加强售后服务网络的建设，提供新形式、高质量的服务。摩托罗拉把授权全质量服务中心的数量由20余家扩展到现在的40余家，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级维修服务网点数量也突破了500家。突破传统售后服务即维修的模式，售后服务中心集移动电话换机中心、快速维修中心、配件销售、增值服务和咨询服务中心五位于一体，为客户提供“一对一”的“一站式、全方位”服务。

④从品牌营销和渠道建设看溢出效应的产生。国内移动电话产业在品牌营销和渠道建设方面的竞争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产生作用是不同的。

首先，我们从前面对技术和成本与规模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各种支持，我国的移动电话企业完全不可能进入这一行业。如果我国的移动电话企业像1999年以前那样根本没有进入这一行业，那么也就不存在品牌营销和渠道建设方面的问题，即使内资企业这方面的能力强，对于争取获得溢出效应也没法起到相应的作用。

其次，当我国移动电话企业进入市场竞争中后，在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压力下，正确的市场战略对于我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我国企业没有在激烈的竞争中选择适当的市场定位，就无法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市场规模上的迅速拓展，进而也就无法在短期内积累相当的技术知识和使综合成本的竞争能力有明显提高。由此，我们认为，在强劲的市场压力下，正确的战略选择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是促使溢出效应产生的能力保证。

最后，在我国移动电话企业具备了与强大的外资企业竞争的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对本地知识和市场特点的透彻理解以及成功地建立在这些知识之上的营销渠道，毫无疑问地大大加强了国产厂商的综合竞争能力。国产厂商综合竞争能力的加强缩小了与国际企业综合能力方面的差距，从而迫使外资企业一方面反过来向国产厂商学习，另一方面将促使外资企业进一步加强竞争优势，即外资企业为了维持其市场地位，会更加迅速地向我国转让更加先进的技术或加快在我国的技术开发。这样一来，无疑增大了溢出效应的产生空间。

三、我国移动电话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与溢出效应的潜力

（一）技术的发展与溢出效应

1.应用技术层面的竞争加剧将促进溢出效应的产生

如前所述，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发展到目前阶段核心技术已经进入了成熟期，主要的变化在应用层技术上，国内外厂商竞争的焦点也正在于此。虽然国际厂商在技术上仍有优势，但由于这一层面的技术易于跟随，加上国内厂商的本地知识相对丰富，更容易敏感地捕捉市场新需求，因此中外企业在这方面可以说实力相当。在这种状况下，面对仍然在扩展的市场需求，中外企业双方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而这种激烈的竞争必然会导致更多新技术、新功能的出现，从而使国内厂商有更多的机会获取溢出效应。

2.国际企业在设计制造平台技术方面的竞争将创造更多的溢出效应的机会

2002年初，美国微软、英特尔、得州仪器三大企业宣布新型移动电话的合作开发计划。新计划将打破为各移动电话厂商定制设计的传统，而是开发所谓的“参照设计”，在移动电话市场建立一套生产标准。这种标准实际上会在很大程度上简化移动电话的生产过程。然而，在现实的市场中，爱立信等其他大的国际厂商各自都有自己的设计制造平台。为了维持其市场地位，这些大的国际厂商将加速对外的技术转让。例如，爱立信就成立了移动平台公司，并向TCL公司转让核心的移动电话制造技术。诺基亚公司在研发移动电话软硬件的参照设计，也准备向外发放技术许可。这种形势显然对我国的国产厂商是非常有利的，可以说，国际企业之间市场核心地位的竞争为溢出效应的产生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3.我国在第三代技术领域的地位为争取溢出效应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TD-SCDMA成为国际第三代移动通信的三个可循标准之一，也为国产移动电话制造商提供了提升技术的机会。区别于第一和第二代技术，我国在第三代技术领域与国际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技术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方面可用TD-SCDMA的专利来与国外公司拥有的专利交叉许可使用，从而较容易地获取需要的相关技术，同时又可以因此而省去巨额的专利费用，这无疑大幅提升了中国在未来移动通讯市场的竞争力。因此，从技术层面上讲，由于我国国产厂商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因此从溢出效应的角度分析，在未来的竞争与发展中，我们已经具备了进一步获取尽可能多的溢出效应的能力。

（二）规模扩张与溢出效应

全球移动电话市场的激烈竞争要求生产厂商要进一步降低成本，由此，跨国公司纷纷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这将给国产移动电话厂商造成更大的市场压力。

如前所述，虽然国产厂商近几年的市场规模在快速扩大，但相对于拥有全球市场的国际厂商仍有较大的距离；此外，由于我国已经加入了WTO，国家政策给予的市场保护政策，无论是关税还是市场控制措施，都会不断地削弱。因此，在国际企业不断扩大的规模面前，我国厂商将受到巨大的压力。在这方面过于残酷的竞争将有可能削弱国产厂商的竞争能力，同时对溢出效应的激发也会是有害而无益的。

国产厂商这方面的命运还有赖于国产厂商对国内市场的更进一步的把握和对海外市场开拓的努力。

（三）对国内渠道与市场的把握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在技术能力相当、规模差距可能加大的前提下，对渠道和市场的把握能力成了未来竞争的关键。如前所述，当内外资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相接近时，两类企业之间的竞争会更加充分，而且这种充分的竞争会有利地促使企业的相互学习，激发溢出效应的产生。但是一旦两者之间的竞争过于残酷，其结果则会适得其反，产生负面的结果。对于国产厂商而言，对渠道和市场的把握能力是基于国产厂商的相对优势，是基于国产厂商对本地市场和客户的理解，因此有可能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国产厂商只有牢牢把握并不断巩固这一优势，才能保持国产厂商在综合竞争能力方面的实力。对于溢出效应而言，保持与外资企业综合竞争实力的相当，才能在竞争中有实力争取溢出效应，而不是在竞争中被挫败。

四、案例研究的基本结论

从以上对我国移动电话行业溢出效应的产生过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一行业中的溢出效应是我国本地移动电话厂商得以发展的重要源泉。

第二，在我国移动电话产业发展的初期，由于内外资厂商的能力差距巨大，内资企业显然无法依据自身的基础跨越能力的障碍，无法跻身于这一新兴产业，从而也无从获得所谓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

第三，我国政府对本地企业的相关扶持政策对于我国本地移动电话厂商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这些政策的作用集中体现为帮助内资企业缩小了与外资企业的关键性能力差距，从而使内资企业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与外资企业竞争的能力。

第四，当内资企业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具备了与外资企业竞争的基本能力时，市场竞争对溢出效应的产生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我国移动电话行业内外资企业复杂的竞争状况中可以看出，竞争是在多个方面、多个市场上展开的，无论是在低端市场还是高端市场，无论是技术、成本还是品牌和渠道，两类企业之间充分的竞争都从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产生，促进了双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五，在上述复杂而激烈的竞争中，我们进一步发现，在内外资企业具备了基本的竞争能力的条件下，两类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的较量决定了溢出效应产生的程度。在这方面，内资企业对本地市场知识的把握、对本地销售渠道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准确的市场定位与战略选择对一定程度上弥补技术与成本方面的缺欠、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显然意义重大。

【注释】

[1]王志乐主编：《2002～2003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2]汪明编著：《国际投资中国运作实务》，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

[3]申长友编著：《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解读》，中国物资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4]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网站www.fdi.gov.cn。

[5]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商务部网站www.fdi.gov.cn。

[6]王志乐：《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7]数据来源于信息产业部网站www.mii.gov.cn。

[8]数据来源于信息产业部网站www.mii.gov.cn。

[9]王志乐：《2002～2003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10]王洛林：《2002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11]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12]王志乐：《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13]Peretto，P. and Smulders，S.，Technological Distance，Growth and Scale Effects，The Economic Journal，112，2002，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