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水端平，不打击员工的积极性

一碗水端平，不打击员工的积极性

团队领导者对待下属要一视同仁，要平等看待每一个员工，这说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却又是最难做到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所以即使提醒自己要表现得平等，也会不由得对自己比较满意的下属温柔亲切，而对不喜欢的下属很严格。或者容易对奉承自己的下属很宽松，对无视于自己存在，反抗自己的部下严格以对。这样做后果是很危险的。非但不会使你的策略实施，反而造成你和下属间的隔膜越来越加重，你没有找到借口去支配他们，他们会先一步找好借口离开你，或者对你进行抗议并采取行动。

美国著名的石油资本家洛克菲勒在对待员工的问题上真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在洛克菲勒即将退任时，当时有望成为继任者的两位副总裁，其中一位是洛克菲勒的弟弟，在培养继任者的过程中，洛克菲勒从未因为其中一位是他弟弟，便对他有一些特殊照顾，给他一些特权。

在竞选之中，他采用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两位副总裁受到了平等的待遇，其结果是，另外一位副总裁获得总裁职位，洛克菲勒的弟弟失败了。洛克菲勒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他觉得他亏待了弟弟，弟弟帮助他打下江山，而却没能继任公司的总裁之位。

洛克菲勒这种不徇亲情，平等对待员工的做法，深受员工的尊敬。对员工伤害最大的往往是，当员工工作取得成绩时受表扬的是领导者；当领导工作发生失误时，挨批评的是员工，造成心理上的失衡。

因此，团队领导要善于发现和研究哪些是员工关注的中心，并抓住这些中心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员工最迫切的需要，从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真正优秀的领导无一例外地任人唯才，越是自己的至亲，越要严格要求。从不靠自己的关系，让自己的亲朋好友走什么捷径，而是让他们接受磨炼，凭借自己的才华，逐渐地成长起来。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实际上等于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和王鑫的湘勇，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势力，特别是江忠源的楚勇出境到广西，个个战功显赫。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以及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宪、李续宜、蒋益洋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人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了保国安民、立志杀贼的目标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产生于他所极力倡导的“忠”、“诚”和“恕”，也就是“忠诚报国，待人以诚，容人以恕”。

曾国藩任人唯才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与左宗棠性格迥异，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但他早期仕途不顺，屡试不中，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听到父亲的死讯，立即率兄弟返乡奔丧。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在左宗棠的带头下，湖南官绅都对曾国藩的行为表示不满，一时间舆论哗然，这使曾国藩颇失众望，造成曾国藩很被动。

尽管这样，曾国藩还是认为左宗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多次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曾上奏称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后来任命为浙江巡抚，并依据曾国藩的奏请，让左宗棠的部下蒋益澧做了浙江布政使。为了让左宗棠可以在浙江放手大干，开创属于他自己的大业，曾国藩不仅一手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还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逾令。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与千里之外，不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保举左宗棠，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所以，左宗棠在给曾国藩的挽联中，发自内心地写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现代所有成功的大企业都有一定的共性，就是在选拔人才、任用人才上都尽量做到了公平、公正，这是企业精神中最基本的砝码。

领导自身做到公平对待员工，这也是在许多企业文化纲领中反复强调的，但要落实并不容易。这并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上。比如说，在企业的活动中通过可行的措施让员工更多地参与企业经营活动；通过和员工的交流拉近领导与普通员工的距离。在西方为什么再大的老板对员工都没有架子，除了尊重外，还有一种强烈的公平意识在里面。虽然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人情意识，但在团队管理中，尤其是身为领导者，一定要一碗水端平，不能讲情面，讲私情，这样才能真正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形成融洽的工作气氛。

激励语录：

作为领导者，必须要一视同仁，这是和下属配合工作的基础。双方间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有利于上下级的工作配合，更使双方在人格上获得了尊重。平等对待你的下属，把个人的喜好抛开，是理智和正确的领导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