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乡镇服装企业的崛起

4.2　改革开放后乡镇服装企业的崛起

4.2.1 宁波乡镇服装企业为上海服装店加工

改革开放后，宁波服装业的崛起主要依赖于乡镇服装企业。宁波的乡镇服装企业始于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称社队工业。1956年底，宁波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工副业队930个，产值186万元，成为社队工业的雏形。1979年，国家开始对乡镇企业实施低税、新产品和新办企业免税、信贷照顾等优惠扶持政策，乡镇工业兴盛。现有的许多乡镇企业研究文献，大多将乡镇企业的崛起简单归因为灵活经营、自负盈亏、多劳多得、参与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而忽略了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联结获得市场进入的事实。事实上，从宁波乡镇服装企业的早期发展来看，乡镇服装企业大多有过替上海国有服装企业加工的经历。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虽然在政策上开始鼓励乡镇企业及个体企业的发展，但是，无论是在服装面料，还是产品销售渠道方面，基本上都还是由国有服装企业所控制。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内服装市场的繁荣，大城市中的国营服装企业却在产能扩张方面存在很大的难度，因此产生了向乡镇服装企业外包加工的需求。在这两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宁波乡镇服装企业走上了为上海服装店加工的道路。

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是全国商业的“大哥大”，上海的服装也是全国最出名的，特别是西装。上海的培罗蒙是全国最出名的西服企业，也可以说是全国西服的正宗。上海还是全国衬衫业的中心，有许多名牌衬衫，如开开、海螺、司麦脱、康派司等，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最出名的品牌。在这些服装店或服装厂中，有一大批宁波籍红帮师傅，这些师傅有些是服装店的领导，有些即将退休。宁波地区，特别是奉化和鄞县两地的许多村镇，正是利用了与上海服装店的传统联系，通过多种途径与上海的服装店建立了加工业务联系，使鄞县和奉化成为上海服装企业的外包加工基地。

“上海的服装商店，宁波的服装工厂”是当时宁波服装业的真实写照^[11]。当时宁波的绝大部分服装企业，基本依靠来自上海的加工业务起步。如奉化市滕头村书记傅嘉良创办的滕头服装厂，与上海南京路上的新时代服装店建立了业务关系，为其加工中山装、大衣。雅戈尔的前身——鄞县青春服装厂成立于1979年，开始为宁波市第一服装厂加工，1983年为上海开开衬衫公司加工衬衫。现在宁波的许多服装企业，包括一些著名的品牌企业，早期都曾经承接过来自上海的加工业务，见表3-4。

表3-4　部分宁波服装企业与上海服装企业的加工联系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实地企业调研和访谈资料整理所得。

表3-4仅仅只是宁波服装企业与上海服装企业存在加工联系的冰山一角，因现存服装企业的名称经历了多次变更，许多企业与上海的业务加工联系已经很难考证。但是，宁波市服装企业早期依靠上海的加工业务而起步几乎是所有采访对象普遍认同的事实，以下一段采访录音记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上海加工业务对宁波服装企业的重要作用。

“到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有句流行的话叫做‘干活靠阿乡’，这些企业自己做销售或者接单，将业务分给乡下的企业进行加工。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末，像这样的加工企业在这里基本上开始轰轰烈烈起步了。到了80年代中期的时候，通过亲朋的关系，把上海的很多业务都拿到了乡下来。因为上海干活的成本较高，所以很多都拿到乡下来了。像培罗成和罗蒙当时都是跟上海的培罗蒙联营的，联营当时就是将业务给他们，也就是培罗蒙接了业务，自己做一部分，做不过来的给培罗成和罗蒙一部分。”（访谈资料，2006-07-03-A）。

上海服装企业与宁波服装企业之间的劳动分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地的成本差异。改革开放初，无论是鄞州，还是奉化，基本上还是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土地也非常便宜。而上海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地价，都比宁波高出很多。而鄞州、奉化长期有缝制衣服的传统。笔者在调研中得知，20世纪80年代早期，鄞州、奉化两地的农家在女儿出嫁时，一般都会购置缝纫机作为嫁妆，可见当地的裁缝制造流程的普及状况，这些女子基本不需经过特殊的培训就能很快成为熟练的服装工人。即使现在大量的外来员工进入宁波服装工厂之后，许多企业在采访中仍然抱怨外地工人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赶不上本地工人。加上宁波籍红帮裁缝为这些乡镇企业带来加工业务和技术指导，使宁波服装乡镇企业得以快速成长起来。

4.2.2 乡镇服装企业中的上海师傅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宁波乡镇农村的办厂热也随之兴起。由于服装企业的设备要求比较简单，进入门槛比较低，成为许多村办企业或镇办企业的第一选择。而奉化和鄞州两地红帮裁缝很多，他们大多在上海国营服装企业工作。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师傅大部分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在做了大半生的裁缝手艺之后，不仅有着丰富的技术经验，也有一定的销售渠道。作为宁波人，他们对家乡有一种天然的亲情感。

宁波人正是看到了红帮裁缝这个宝贵资源，想尽一切办法与上海的红帮师傅建立联系。除了红帮裁缝祖籍宁波之外，宁波服装业早期的发展还有一种重要资源：奉化和鄞州两地有许多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据奉化服装商会副会长阮华成先生介绍：“20世纪80年代，有许多上海、宁波市区的知识青年来奉化插队（奉化当时属于农村）。他们来了以后，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经常问这些知识青年在上海或宁波有没有亲戚，可以帮助本地发展经济。当时在奉化有2000～3000名知青，以来自宁波和上海的知青为主。在来自上海的知青中，有一些知青的父母在上海服装名店中从事缝制工作，这些名店包括培罗蒙、啟发、开开等，比如其中有一个叫江开中的知青，其父母就是上海一个服装名店的师傅。”（访谈资料，2006-07-05-A）许多服装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知识青年，将这些已经退休的红帮裁缝师傅请到奉化，来做服装工厂的技术顾问或技术指导。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0多位上海师傅参加了宁波服装业的创业活动（钱茂伟，1999）。

这些红帮师傅除了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外，还在宁波服装企业的发展早期从上海带来了大量的加工业务。正是这些红帮师傅的积极参与，为宁波服装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经验，成为极为重要的“方向标”和“助推器”，大大缩短了规模企业形成的周期。红帮师傅在宁波几家著名服装企业的发展历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最好的证明，详细情况见表3-5。

表3-5　宁波服装企业中的红帮师傅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企业访谈资料整理所得。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青春服装厂”，不仅与上海开开衬衫公司实行过产销联营，还于1992年聘请了红帮老师傅、上海人立服装店副经理奉化人王良然等两位师傅为技术顾问，“人立”还经常派技术人员来公司指导，帮助安装生产线。在雅戈尔着手转型生产西装时，王良然鼎力相助给予技术上的支持。此后，雅戈尔又聘请了红帮技师夏定国和柴建明为雅戈尔西服厂技术指导，这两位上海师傅为雅戈尔西服品牌的提升与业务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杉杉集团的前身“宁波甬港服装总厂”，在1980年的建厂方案中有这样一段话：“鄞县素称红帮裁缝之乡，盛名于世，生产呢绒服装历史悠久，技术力量有基础。据摸底，县内现有红帮裁缝退休老师傅50人左右，新厂一建立，即可聘为技术辅导人员”^[12]。在甬港服装厂建厂之初，就聘请上海红帮老师傅陈菊堂回家乡工作，继而又聘请红帮技师鄞县人李峰为技术科长。这样，由红帮传人为主体组成的技术力量，使“甬港”建厂后就得以迅速投产，以从事西服加工为主，并制作中山装等呢绒服装。时任上海春秋服装公司经理的鄞县人孙富昌给“甬港”以积极支持，第一次就向“甬港”下达中山装3000件的业务加工合同。后来在市场上流行化纤西装时，“甬港”再度与春秋服装公司合作，由孙富昌出面邀请南京路上的“王兴昌”、“裕昌祥”、“鸿翔”和西藏路上的“北京”等21家服装店，到宁波参加订货展销会，做成生意400多万元。

罗蒙集团从江口镇的镇办企业起步，建厂伊始，“罗蒙”就聘请余元芳、陆成法、董龙清等红帮老师傅担任企业高级技术顾问。据说当时企业没有汽车，就开着拖拉机到上海接师傅们回乡授艺。1985年“罗蒙”产品定型后，也找到了上海春秋服装公司经理孙富昌，不但在春秋服装公司经销罗蒙西服，还把“罗蒙”介绍给其他服装经营商家，从而使罗蒙西服打入上海市场。

培罗成集团有限公司起步于1984年，建厂之初就与上海纺织局合资创办培罗成西服厂，并邀请红帮前辈、高级技师陆成法来厂指导，并委以技术厂长的重任，后来在陆成法的推荐下，又请来了陆梅堂和陆宝荣两位红帮师傅进行技术把关。在上海培罗蒙西服盛销时，红帮嫡传、经理江辅丰又与“培罗成”合作，让其为“培罗蒙”加工西服。

一直到现在，宁波服装业的拳头产品是西服和衬衫，而这些服装企业最早就是傍靠上海发展起来的。宁波现在的西服企业“罗蒙”和“培罗成”，仅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两家企业与上海培罗蒙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