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的起源

3.2.1　乡镇企业的起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7年）期间全面引入了苏联的集中控制模式。但在引入后不久，由于苏联模式和当时中国政府制度组织结构之间的冲突，引发了几次主要的政治经济运动，其中的两次运动为中央集权支付了重大的成本：即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和6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之前，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一部分原因是中央权力下放，另一部分原因是源于当地的商业传统，尤其是在沿海地区，有些地方的商业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纺织工业、陶瓷工业和茶叶加工业等。

在第一轮中央权力下放的过程中，人民公社在中国农村建立了起来，并在农村地区的生产活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们是最低端的政府权力代理机构，同时也是农村集体所有权体系中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公社内部同样也按等级进行划分，人民公社的下属单位是组，然后是生产队。除了中央政府鼓励发展乡村工业，人民公社和生产组的资金也来源于公社和生产组所属的企业（下文统一简称“社队企业”）。这为公社和小组提供了强烈的动机去建设和发展社队企业。

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发动了“全民工业化”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社队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1958年，社队企业的总雇佣工人数达到了1800万，总产值达到60多亿元（见表3.1）。然而，在民众普遍参与的自发性运动中，由于缺乏市场调控和严格的规章限制，大量社队企业生产的产品都被浪费了，只有部分记入账上。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因为面临着严峻的原材料稀缺，中央政府决定关闭大多数社队企业。从1960年到1963年，社队企业数从11.7万家下降到1.1万家，总产值从21.7亿元下降到4亿元。直到全国经济复苏，社队企业的发展才重新焕发出活力。20世纪60年代后期，社队企业又基本上恢复到50年代的发展水平（Xu，1995）。

第二轮中央权力下放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这段时期，大量资源开始从国家手中流出，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被建立起来（Xu，2008）。地方的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使得它们能轻松地通过技术和产品质量振兴农村的工业生产。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社队企业获得快速发展。到1976年，社队企业数有110万个，总产值达到了304亿元。

表3.1　社队企业1957—1979年产出变化情况

（以1980年为基期；单位：10亿元）

数据来源：1986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和Xu（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