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产业片面发展和资产泡沫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

五、第三产业片面发展和资产泡沫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

由于各种原因，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资产市场泡沫急剧膨胀，资产价格大幅度攀升，房地产市场的超级牛市影响尤为广泛、深远，从多个方面重创中国制造业：

首先，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大大抬高了制造业的发展成本，把大批科技人才驱离本来产业发展条件最好的城市，对我国产业结构提升产生了深刻的损害。

其次，资产市场泡沫过度膨胀导致实体经济部门在吸引资本投入、人才的竞争中落入下风，削弱了实体经济部门持续发展的后劲。资产市场相对的轻松和高收益本来就对资本和人力有着较强吸引力，再加上资产价格过高大幅度抬高制造业发展成本，制造业预期利润率显著下降，流向资产市场炒作投机而非实体经济部门投资升级的资本、人力就会进一步激增。在新世纪以来的房地产大牛市中，抛弃主业投身于股市、房市的并不仅仅是中小企业，也包括我国许多产业的骨干企业，如联想、海尔、海信、雅戈尔都设立了专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地产业务对其近年利润固然贡献颇大，但许多企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损害主业的发展。有的制造业企业本来已经树立了不错的品牌形象，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房地产暴利吸引之下，企业掌门人把主要精力转向房地产开发，原来的制造业主业交由缺乏经营管理才能的亲友、乃至情妇负责管理，结果是这些企业原来的主业在同行中的地位每况愈下。

第三，过度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使得国内大多数消费者将收入的过多份额用于居住消费，可用于其他制成品的购买力相应萎缩，从而压缩了中国制造业的有效需求，或使其有效需求增长无法达到本可达到的速度。尽管有一部分居民收入、购买力因资产市场的财富效应而增长，但这部分增长远远不足以抵消大多数消费者购买力的萎缩，而且其增长的购买力中会有较大份额投向昂贵的进口品，而非国货（下文将进一步分析这一机制）。

本来，对于中国制造业及其有效需求发展而言，房地产价格并非越低越好。这一方面是因为过低的房地产价格不利于激励企业集约用地，我们这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无法承受其长远后果；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密度高于美欧发达国家，只要我国能够保证房地产价格不失控，我国制造业/贸易部门将因此而获得额外的优势。因为房地产属于非贸易品，一国国民假如将过多的收入和精力用于消费非贸易品，无形之中将削弱其可贸易品部门得到的购买力和研究开发动力。而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密度较大、不可能在住房面积消费方面达到美欧水平，在必要居住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我国居民必然要对可贸易品给予更多的购买力和精力投入，从而推动可贸易品部门的发展。看看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手机等消费类电子产品花样百出，多年来明显领先于美欧，就不难理解这一点。我粗略计算分析了中国和16个主要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发展中大国居民消费构成，发现在2002—2008年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构成中，狭义可贸易品消费所占比重始终高于55%，广义可贸易品消费占比一直高于62%，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中狭义可贸易品消费占比也一直在55%以上，两类居民差别不大。相比之下，10个主要发达国家居民消费支出中狭义可贸易品占比多数在40%以内，最高不到44%，按较宽泛定义的广义可贸易品支出占比也在50%左右，最高不到58%；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居民消费中狭义可贸易品占比在36%—49%之间，按较宽泛定义的广义可贸易品支出占比最高不到58%。然而，经过新世纪以来持续的房地产超级牛市，特别是经过2009年的房价暴涨，太多居民为了满足必要的居住需求就几乎要耗尽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剩余不下多少收入可用于消费其他可贸易品了。

第四，资产市场泡沫过度膨胀大大加剧了收入分配失衡，不利于本土制造业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市场，而且在与西方企业的竞争中丧失了部分优势。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助于购买力集中于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而且，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平均，也意味着每种新兴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爆炸式膨胀，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在发现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因为决策环节少于外资跨国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场）优势更为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长期为西方主要国家之最，一度号称“一亿总中流”，正是这种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令日本以内资企业主导迅速完成了大件消费品的普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新锐思想家们争先恐后对“平均主义”大兴问罪之师，殊不知正是这种“平均主义”在新中国前期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了足够的消费市场，国内工业基础从而得以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家电消费热潮兴起，同样正是凭借上述机制和当时的贸易壁垒，几乎白手起家的中国家电行业迅速成长为可与西方同行同台竞技的巨头。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产量、出口量遥遥领先的全世界第一家电大国。倪润峰、张瑞敏、李东生诸人得以成就事业，他们个人的才智和努力自然不可否认，但倘若没有新中国前期留下的工业基础和收入平均分配遗产，他们绝无可能以民族企业家身份成就这般事业。然而，资产市场泡沫过度膨胀所造成的财富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上述机制，从而从两个方面损害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与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