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来农村生产力快速发展

三、1978年以来农村生产力快速发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率先启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的禁锢，将家庭经营引入农业生产中，克服了原来体制僵化、运行费用高昂等缺陷，并释放了改革前所积累的生产物质要素，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等加快农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国农业的落后状况，认真地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农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要求各地认真纠正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切实保护农村中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加强劳动管理，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这两个文件的试行，推动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经历了从不允许、允许例外、小范围允许到全面推广的过程。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强调要清理过去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影响，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围绕加强农业、农村工作多次发出重要文件，推动农村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农业生产及整个农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基础。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在农村建立乡政权，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政社分开”，适当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国家的农业政策也做了较大调整：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仅1979年一年18种农产品收购价就提高了22.4％；大幅度增加化肥、柴油和农电的投入量；进口大批粮食，减少征购量，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一大批适用农业技术得以推广；农业基本建设长期积蓄的潜在能量得以释放。

从1978年到1984年，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协调，农业出现高速度增长。全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6％，其中种植业年均增长6.8％，畜牧业年均增长10.7％，农业新增产值中60％的份额来自种植业的增长。粮食和棉花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5％和19％。在粮食播种面积减少6％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增加1／3以上，连上两个台阶，增加1亿吨，1984年达到40731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93公斤，接近世界平均水平。^[9]棉花、油料、糖料等主要农副产品也大幅度增长。

1984年农业大丰收以后，我国开始对农产品流通体制进行改革。但这次改革只涉及收购体制，没有触动销售体制，财政补贴越来越重。1993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提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放开价格，放开经营，增强粮食企业活力，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向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方向推进。但是，在粮食大丰收的情况下，从1993年11月开始，市场上的粮食价格突然大幅度上涨。对此，我国政府再次提出对粮食收购市场进行管制。1994年，国家加强了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国有粮食部门掌握了市场粮源的70％—80％，建立和完善中央、地方粮食储备制度，稳定了粮价，保障了有效供给。同时，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也取得了进展，一大批区域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相继成立。总之，这一时期，我国农业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市场机制在农业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这期间，粮食产量起伏波动，农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在波动中有所下降。粮食总产量1984年达到高峰40731万吨后，从1985年开始陷入四年的徘徊状态；1989年粮食恢复增长，1990年达到最高纪录44624万吨，1991年又开始进入徘徊状态，与1990年相比，1994年粮食总产量仍下降0.2％；1995年恢复增长，1996年达到最高峰50453.5万吨。在粮食总产量发生波动的同时，畜牧业、渔业发展却很快。1984—1995年，粮食总产量只增长了14.6％，而肉类产品产量增长了211.2％，水产品增长了306.6％。正是由于农业中非粮食部门的增长，使得农业总产出在粮食生产徘徊时期仍有3.4％－10.9％的增长率，这也说明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在加快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新的难题。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1997年至2003年，农民收入连续7年增长不到4％，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农村各项社会事业也陷入低增长期，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农村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在一度缩小后又进一步扩大。面对“三农”的严峻形势，党中央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对城乡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做出重大调整：党的十六大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加强“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连续出台10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形成了新时期加强“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构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掀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篇章。

2003年1月17日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胡锦涛、温家宝等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把解决“三农”问题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提出了今后要更多的关注农业，更多的关注农村，更多的关注农民。会议提出了评价农村改革和发展工作的三条标准：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是否有利于改变农村面貌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针对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农民增收困难，2004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农业和农村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也是建国55年来中央首次就农民增收问题出台文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意图。2005年，针对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以及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为了提高农村综合生产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着手建立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重点打造农业核心竞争力。2006年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从而有利于启动内需，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核心是发展农村经济，多予少取，重点在于多予，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迈出有力的一步。文件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深化农村改革等8个方面，提出32条支农、惠农具体措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是在实行城乡统筹战略，逐步走向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既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也表明我们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顺应现代化建设和农村全面发展的要求，既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原则，也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既是对“三农”问题认识的质的飞跃，也是解决“三农”问题政策定位的根本转变。2006年2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农村全面进步。要始终把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特别是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持续增加农民收入。”^[10]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把加强“三农”工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文件指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必须把建设现代农业作为贯穿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全过程的一项长期艰巨任务，切实抓紧抓好。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提出了200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以“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为主题，强调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机制。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不断显现的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提出了28项措施促进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在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情况下，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提出，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强化近年来三农工作的好政策,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原则和措施:对“三农”投入首次强调“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努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11年，针对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严重水旱灾害，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暴露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的状况，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明确了新形势下水利的战略定位，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强、覆盖面广、含金量高的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2012年，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围绕强科技保发展、强生产保供给、强民生保稳定，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夺取农业好收成，促进农民较快增收，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强调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加大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以及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确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作用，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在这一系列中央一号文件指引下，农村改革高潮迭起，发展迅速。2012年全国粮食产量实现创纪录的“九连增”，总产量达到了58957万吨，比2011年增加1836万吨，增长3.2％；比2003年增加了15887万吨，增长了36.9％。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917元，实际增长10.7％，连续三年增幅达到两位数以上，延续了快速增长好势头，农民收入增长实现了“九连快”。^[11]

2013年，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四化同步”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对过去十年我国的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了总结，按照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的工作目标，提出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政策扶持力度、科技驱动力度，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优越性，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大好形势，再创农村改革发展新的辉煌！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三农”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全面确立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四化同步”等战略思想，制定了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政策，全面构建了农业生产经营、农业支持保护、农村社会保障、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农村面貌得到很大改善、农民群众得到很大实惠，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期，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农村贫困人口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村民生加速改善；农村综合改革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加快破除，为我国综合国力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大幅提升，为现代化建设在重重风险挑战中昂首迈进，为党和国家事业在各种困难考验中兴旺发达，注入了强劲动力，增添了应对底气，赢得了战略主动。实践证明，中央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大政方针完全正确，出台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卓有成效。

但是，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乡发展加快融合；人多地少水缺的矛盾加剧，农产品需求总量刚性增长、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农业对外依存度明显提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任务艰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势在必行；国民经济与农村发展的关联度显著增强，农业资源要素流失加快，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的要求更为迫切，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任重道远。因此，需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