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行为的群发性

2.1　从舆论边缘到中心的倒置：CPA越轨行为的群发性

在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漫长历史中，越轨一直是一个边缘化的概念，扮演着不起眼的小角色。在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帕森斯（Parsons）和墨顿（Merton）那里，越轨一直被看成是偏离社会系统结构的反常的、病态的或者偏差的现象，它们“要么被看成是集体意识⁽¹⁾的匮乏状态，要么被看成是结构紧张在社会行动上的表现，要么被看成是个体心理上的病态征兆。所有这些，都与我们对社会世界的意义假设以及自然状态学说有所牵连，后者从正当性和自然性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结构性假设出发，以真理的名义剥夺了失范（越轨）存在的生存论意义及其特有的社会价值”。⁽²⁾

尤其在中国，区别于西方社会，传统“楷模”在社会控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如巴特（Bakken）就认为，中国的控制技术与法纪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的隐蔽性和匿名性相反，楷模是可视性的规范，即他认为中国是用“典型”来控制人的行为的，即所谓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³⁾。即使在我国古代社会，所谓“打官司”也被看成是一件非常丢“面子”的事情。这种楷模式的控制一般通过树立正面宣传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负面舆论报道讳莫如深，小心翼翼绕过的灰色区域，非常鲜见。

虽然由于特殊国情，中国CPA行业发展呈现出断层式、跳跃式等特征，明显区别于英美的自然发展历程，这种现象也鲜明地体现在CPA行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中。以法律惩戒为例，李若山曾把中国CPA法律责任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源阶段（1981～1991），这10年间，CPA生活在“世外桃源”中，未发生一例诉讼纠纷，财政部也未对CPA的过失进行过任何处罚。可以说，这一时期CPA的影响力仅仅囿于行业等有限的范围之内，行业管制也基本上处于传统“榜样”力量的映射之中，社会上更是鲜有关于CPA的负面报道。这种边缘地带的状态也使圈外的公众对CPA处于一知半解的懵懂状态之中；第二阶段是法律责任的萌芽阶段（1992～1995），以深圳原野和北京长城公司案件的发生为标志，揭开了CPA法律责任的序幕；第三阶段是CPA法律责任纵深发展阶段（1996至今），以1996年1月《独立审计准则》发布为标志⁽⁴⁾。

可以说，从进入李若山等所讲的第三阶段之后，不断爆发的诉讼案件把CPA一次又一次从沉寂推到舆论的风头浪尖上。在国内，以四川德阳会计师事务所诉讼案为起点，深圳原野、北京中诚、海南新华、海南琼民源、蓝天股份、红光实业、东方锅炉到银广夏等涉及CPA的案件此起彼伏，涉案金额不断增长，与国际资本市场上连续爆发的安然、世通、施乐和韩国SK集团等巨额财务舞弊案遥相呼应，形成一个全球性诉讼和争论的浪潮。每一次曝出的天文数字都会引起公众新一轮的惊呼，在国内有近百家事务所被推上被告席，网站上、报纸上充斥着关于CPA参与财务丑闻运作的报道，相关理论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20世纪末的CPA扮演了舆论界“光彩夺目”的角色，只是很不幸的是陷入丑闻中，备受谴责。这些都直接动摇了公众对CPA的信心。许多事务所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此相关的诉讼支出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如安永会计公司1987年因一家银行审计失败支付了超过5亿美元的诉讼费及赔偿金；1999年12月17日，负责山登公司审计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同意向山登公司的股东支付3.35亿美元的赔款；受安然事件所累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同意支付2.17亿美元，就核数失误同阿里桑尼亚州佛教基金会达成庭外和解，创安达信史上的最高和解金额（中新网2002年3月4日）。法律作为一种介入力量，像一把时刻悬在CPA头上的剑，开始逐渐取代传统控制方式，扮演事务所风险控制中的核心角色。

除此之外，CPA其他方面的执业行为也备受关注，如证监会在证券市场监管过程中，发现CPA存在变通审计意见的现象。李爽、吴溪（200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法律责任加大的情况下，CPA采取变通审计意见的形式避免法律责任的承担。笔者把CPA采取的这些绕过规范的“潜策略”用“审计行为变通”来表示。

那么，什么是CPA越轨行为？为什么最近几十年法律惩戒在CPA执业领域作用凸显，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CPA变通行为属于什么性质？法律惩戒与审计行为变通是什么关系？审计行为变通出现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如何对CPA越轨和变通行为进行合理的社会控制？这是本书即将展开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