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必然性和紧迫性

第二节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必然性和紧迫性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证明。其中，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在前文中已多有涉及，故下文中从略）。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直接从生产力方面即从现代大生产的内在矛盾出发，对此作出某些重要结论。换言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即使舍弃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体制等原因，我们也可以直接从生产力发展的固有矛盾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生产力基础

到目前为止，理论经济学所关心的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对生产力自身的内在矛盾，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作为现代生产力的具体表现，社会化大生产也具有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由分工专业化进程引起的产品生产单一化和产品需要多样化这两种共生趋向之间的矛盾。这一内在矛盾是我们重新确认建立市场体系的必然性，进一步揭示经济关系发展趋势和特点的基本依据。

（一）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

社会化大生产是规模大、范围广、节奏快、效益高的现代生产形式，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分工专业化趋向日益增强。分工专业化一方面推动了现代生产门类的产生、分化和发展，大大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内在矛盾的不断加深，导致了互相依赖的双重后果。即从产品供给角度看，分工专业化意味着每一生产部门和企业的产品越加具有单一化趋向。即它们只提供某种系列、某种类别甚至某种局部性产品。诚如列宁所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各个独立的工业部门的数量增加了；这种发展趋势是：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变成专门的工业部门；——不仅把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制成消费品的各个工序都变成专门的工业部门。”⁽⁵⁾这一趋向的背面，便是需求的多样化。因为从需求看，分工专业化意味着每一生产部门和企业为了生产单一化产品，必须从越来越多的其他生产部门和企业获取它们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即需求呈多样化趋向。生产单一化越是加强，需求多样化也就越是明显。单一化和多样化的共生关系构成了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一种内在矛盾。它反映着社会生产机体的日益复杂，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可以从生产领域表现出来，也可以表现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现代社会成员所面临的矛盾。无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性质和形式如何，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生产部门、企业和社会成员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便都不能不受到这一矛盾的制约。

正是基于这一内在矛盾。使社会化大生产同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小生产存在着根本区别，导致了流通过程的产生和发展。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采取商品生产的形式，由此引起的流通过程表现为商品流通或市场流通。⁽⁶⁾在这种场合，生产部门、生产企业或分工不同的社会成员的生产行为之间的互相依赖，具体表现为在时间、空间上对商品流通过程的依赖。商品流通过程无非是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总和。它（他）们要分别向流通系统投入单一化的产品以供社会吸收，也要分别从流通系统取出多样化的产品，以获取社会的供给。不仅如此，它（他）们常常是此时此地投入某种产品，而需要从彼时彼地取出产品，在具体的时间、空间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如前所述，由于这种社会范围内的共同作用，商品流通便成为在一定空间、经历一定时间使社会产品重新组合和聚散的经济循环系统和资源配置系统，成为部门、企业、个人之间在时空上相互依赖的动态性载体。借助这一载体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经济生活的内在矛盾得到相对的解决。不言而喻，倘若处于如此重要地位的商品流通过程发生故障，社会生产中相互依赖的链条便会中断，引起社会经济秩序的极度混乱，并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全局。这就是商品流通过程存在的深刻原因和重大意义。

在现代社会，商品流通不仅有其深刻原因和重要意义，而且有其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内在矛盾的加深，同生产过程的复杂化进程相比，商品流通过程存在着加速复杂化的发展趋势。

（二）市场流通过程的加速复杂化趋势及建立市场体系的必然性

市场流通过程加速复杂化趋势是指，由于社会生产呈分工专业化发展以及供给单一化与需求多样化的矛盾加深，致使各种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呈网络状不断扩张并加速密集。

当生产完全是自给性生产时，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广义，含生产消费主体）是重合的，因而不存在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当生产发生专业化“裂变”，由孤立的系统分解为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系统（生产门类及其经济主体）时，相互依赖的经济联系便应运而生，并以更快的速度日益复杂化。这是因为，在分工专业化发展的场合，在“裂变”中每产生一个新的生产部门、生产企业以及一些新的分工劳动者，都会立即产生一组新的经济联系，以便与原有的经济机体一一联通。原有的社会生产（消费）机体越是复杂，新产生的那组经济联系的组值便越大。无论专业化经济主体是按自然级数还是按几何级数增加，与之相对应的“市场流通纤维”总是有规律地增加得更快，且越来越快。⁽⁷⁾因此，市场流通关系（Y）按照原有社会经济机体复杂程度（X）加速复杂化的一般函数关系是Y=F（X）。⁽⁸⁾若把这种函数关系表示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生产（X）与交换（Y）构成的坐标系上，则这条经济曲线呈越加平行于（Y）轴的直线。这种市场流通系统加速复杂化的性质，是由现代大生产内在矛盾运动直接引起的，与生产关系的性质无关。它不仅符合市场交换关系的一般历史进程，而且还在被今天的现实证明着。例如，中国农村自给性、半自给性生产向生产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重大转变，首先遇到的问题，正是买难卖难的市场流通问题。因为每个农村专业户一经出现，都立即要借助一组新的“流通纤维”去同专业化生产体系和市场体系相联通。故加速发展市场流通事业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再例如，中国工业体系在破除“大而全、小而全”的自然经济残余的过程中，加快了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和商品化改组，而“破除”的另一面，正是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和市场流通体系的加速成长。

市场流通过程的加速复杂化趋势是经济生活现代化的综合表现之一，并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多向性的影响。了解这一趋势不仅可以使我们对许多经济现象得到统一的合理解释，而且直接从生产力发展内含的矛盾方面，为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供了新的可靠依据。

1．市场流通过程的加速复杂化趋势直接从生产力方面给微观经济造成了加速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因此，这种趋势和环境并不顾及企业属于何种所有制的性质，只是对各种企业提出了一个起码的要求：必须实行分散决策，有灵活应变的能力，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经营型战略。

2．市场流通过程的加速复杂化趋势直接从生产力和现代大生产内在矛盾的方面，对传统的宏观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这是因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生产供给单一化与消费需求多样化）是在横向经济联系中求得解决的，生产专业化与市场流通的关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时刻无法分离，因而构成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形态。而传统体制是纵向型体制，它总是用直接的行政手段割裂经济运行中固有的横向联系。这就不仅扭曲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应有形态，而且直接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本身。所以，建立市场体系，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微观决策分散化、自主化，不仅是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的需要，更是保护和发展现代生产力的直接要求。

3．市场流通过程的加速复杂化趋势从生产力角度对传统的经济运行机制提出了挑战。这是因为，市场流通过程的加速复杂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经济变量的急剧增长，经济参数间的互动关系和波及效应日益明显。因此，企图只靠人为的力量和智慧去直接操纵国民经济的运行，不仅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而市场体系及市场机制的自组织系统本身则为适应经济关系加速化造就了巨大的信息容量和参数联动回路，使市场价格机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就为改变传统的经济运行机制（计划排斥市场，政府操纵企业），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奠定了客观基础。因此，建立新体制的宏观间接控制系统、市场传导系统和微观动力系统，首先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直接要求，是有效克服现代生产力内在矛盾的唯一途径。

4．市场流通过程的加速复杂化趋势从生产力角度提出了市场流通产业革命的要求。这是因为，流通过程的加速复杂化的直接结果是商品流量和信息流量的剧烈增长及其与原有的市场流通技术和基础设施状况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的累积，必然要求实行市场流通领域的产业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包括现代运输系统、仓储系统、信息系统和市场交易中心系统等，为市场体系建立深厚的现代物质技术基础。在中国，要实行这种产业革命，就不能仅限于偿还以往“轻市场”、“轻流通”造成的历史欠账，还要使市场流通产业后来居上。即制定鼓励技术改造、开发和应用的优惠政策，开拓新的投资领域和流通技术产业。以商品储运、包装等技术改造开发为基础，以发展信息系统和现代交易手段（如电子化、信息化）为先导，带动整个市场流通产业的优先发展，使经过改革活跃起来的市场流通领域和初步发育的市场体系，在物质技术基础方面更上一层楼。

综上所述，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有着深厚的生产力基础。这种必然性不仅来自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自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更来自现代大生产的内在矛盾本身，来自由此引起的横向经济联系网络的加速复杂化。同时，适应这种必然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在实践上也显得更加紧迫了。

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紧迫性

如前文所述，由于种种原因，排斥市场机制的体制选择和经济发展战略，使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时间表被一再推迟了，以致造成了市场发育成长的“断代期”。因此，无论从经济建设实践的长期目标还是中近期面临的任务来看，培育市场的紧迫性都是十分明显的。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上半叶，国民经济和人均收入、生活水平要先后跨上两个台阶。一是在本世纪末跨上温饱有余的小康台阶；二是在新世纪上半叶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考虑到中国资源总量大国和人均小国的强烈反差，以及人口增长的绝对量和人力资源素质的普遍偏低，要分别实现这两个目标，任务是相当艰巨的。除了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和政治思想教育以外，在经济运行中亟待造就社会财富和经济实力增长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竞争激励机制，建立健全财富和收入分配中的稳定约束机制。这些经济机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市场体系的发育和成长。离开了这个基础性条件，任何宏观控制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特别是在解决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经济利益等深层次问题方面更是如此。

从中近期看，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一系列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如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结构失调、总量失衡、短缺拖拽、效益下降、秩序混乱、分配不公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有的是改革以来新出现的，但归根到底是基于传统计划经济和目前双轨运行的体制现象，从而不可能像在原有体制下那样，凡事采用行政手段就能奏效的，只有采取新方式、更多地依赖经济手段，主要依靠市场取向的改革来求得根本解决。党的十三届三中、四中、五中、七中全会决定在近期内集中力量实行治理整顿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治理整顿的目的，是集中解决前期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为后续改革创造环境和条件。在治理整顿期间，也需要有某些改革措施来配合。因此，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不能理解为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条件的关系，根本目标，都是为了建立和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因此，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增强经济活力、提高经济效益、转变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重视市场，规范和培育市场，不仅始终是重要的，而且是十分紧迫的。探索中国市场模式不仅具有远期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国不仅不能有效克服目前的困难，也将再度失去后来居上、跻身世界前列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