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所的民主规划

二、工作场所的民主规划

正如艾伦·伍德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市场不仅是一种政治空间，同时也是一种经济空间。它不仅是自由和选择的领域，也是统治和强迫的领域。将民主视为一种政治范畴，同时也视为一种经济范畴，并不是要把“经济民主”简单地作为一种更加平等的分配，而是要将民主作为一种经济调节器（economic regulator），作为一种经济的驱动机制。而最有可能开始寻求一种新的经济机制的地方，恰恰处于经济的底部，处于劳动组织自身之中。^[23]它的目的在于消除经济上的苦难和剥夺，实现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24]

罗伯特·达尔为民主管理公司的规划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经济民主对实现和扩大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经济民主本身并不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目标来实现。相反，经济民主要求经济企业的自我管理。他设想的是一种能够将很多重大的决策权分散于相对自主经营的各个企业的经济秩序。这样的分权要求作出重大决策的关键性权威在公司内部运行。因此，经济民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种权威如何在公司内部行使，形成什么样的替代方案。^[25]

在区分经济的替代选择时，主要的问题不是一种制度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非社会主义的，企业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虽然它们也很可能是重要的附属问题）。而是允许给经济企业多少自治以及内部和外部控制的性质如何。^[26]德国和奥地利的“共同决策制”，以及在其他不同国家中，管理者和工会之间共同协商的制度化实践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它们要改变的是古典经济理论所构建的企业秩序，后者要求企业内部服从于所有者或企业家的绝对控制，他们反过来必须几乎完全摆脱公司外的行动者，包括政府的直接控制，同时必须服从市场势不可挡的影响。^[27]也就是说，这种经济民主并不排斥市场，它反倒要运行于市场机制以及一整套约束体系之中。这些约束体系是为达成民主的目标所必需的、民主地强加的法律法规。

在肯定了市场机制和约束体系的前提下，经济民主的研究重点实际还在工作场所的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这一定位对于组织与经济民主相连的问题更具有建设性意义。^[28]在实践中，经济民主的理念只在微观层面、在许多有关工人参与管理的议程中能够转化为现实。工作场所的民主仍然表达政治民主思潮在经济领域中的反映，表达希腊模式在工业社会的运用。但它比经济民主的含义要窄得多，主要主张是将民主应用于工业组织、企业的经营决策中。

工作场所的民主是近代工业化生产同政治民主化运动相互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公民对工作场所管理和决策的参与。不仅如此，作为公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领域，工作场所的参与也是民主政治公民参与的主要形式。

这同新古典经济理论有着根本性的冲突。汤姆林森将之概括为“单一最大化理论”（simple-maximizing theories），这一理论假定企业是利用给定价格、技术和市场的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组织。它的基本目的不是分析生产而是分析市场，是一种关于分配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生产的理论。它主要研究如何通过价格体系来分配资源，分配的形式决定了特定组织和个人是否能够获取一般利益（general interest）。^[29]

而一般利益只同消费者相连，消费者消费得越多，一般交换价值积累得也就越多。生产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会影响企业生产、影响企业利润的积累，因此它总是同市场、一般交换价值相冲突、相对立的利益。企业作为一元化的实体而存在，利润目标和效率为总的理性目标（一般交换价值积累）服务，而不容纳多元的利益诉求。因此，“单一最大化理论”几乎不谈什么工作场所的民主。即使谈到，也主要关心的是使工作组织得更好，以便达到组织的目标。^[30]

围绕如何在工作场所、在公司内部实践资本主义工厂专制的替代方案，理论和现实为我们提供了三种基本的操作形式。工作场所的民主不仅可以表现为工人通过职业工会参与工厂事务的集体协商而间接参与工厂管理；还可以表现为工人直接参与管理；以及通过改变所有制，以工人持有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股东等形式，分享企业中的民主权利。

韦伯夫妇发现，英国工人联合会（英国总工会）在组织结构、功能和理论方面表现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并将这种民主形式称之为“工业民主”。^[31]工人通过参加职业工会（工人联合会）的方式实现了同企业雇主的集体协商。这就是说，工人们在工厂、在生产场所当中实现了基层的民主形式，虽然它还是只是一种工人间接参与工厂管理的民主。

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观念是一系列统称为企业管理变革理论的起点。^[32]然后才有管理权应该集中还是分散、应该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赛尔特和马奇认为，公司实际基于不断变化的管理群体联合（shifting coalitions of management groups）。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参与的联合形式，它联合的是不同的需求、变化的关注焦点，和同时处理组织所有问题的有限能力。如果它要同古典经济理论相区别，则必须避免削减公司目标的数量和决策制定者的数量。^[33]

管理者的权威不再被认为是集中的、理所当然的，而是需要同工人共享。而且，这种共享形成制度化的形式，逐渐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活动固定下来。^[34]在此语境下，工业民主构成了集体谈判的延伸，通过这一形式工会和雇员的影响得以扩大成为积极的参与。这里的重点在于真实地分享企业的经营决策权，而不停止在协商、咨议层面。因而，有关工业民主的讨论通常侧重于工人是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企业的管理，发挥工人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35]

詹尼斯·弗利等人区分了工业民主和员工参与。在他们看来员工参与只是工业民主的构成要素之一，而不是工业民主的全部内容。前者允许企业员工向企业管理者表达意见、影响决策等；后者则意味着企业员工真正控制企业的组织目标设定和整体规划。也就是说，工业民主是比员工参与更高级的企业组织形态。^[36]正如戴维·米勒所说，工业民主要有意义，各企业的成员就必须掌握对其工作环境的高度控制，这包括对生产什么、怎么生产等事项拥有决策权。^[37]

佩特曼则批评了将员工参与当作企业实现经营目标的手段，利用员工参与提高企业效率的观点，认为它们是“假参与”。这样使用的“参与”不仅指一种决策方法，还包括许多管理者使用的用于说服员工服从决策的方法。她将最终决策权归企业管理者，员工参与只是影响决策，工人始终处于永久服从地位的参与称之为“部分参与”。而只有能够作为一个自我管理的团体进行生产，自己决定生产活动中工作流程的参与才是真正的工业民主，是“充分参与”。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具有不平等决策权的双方。^[38]

埃勒曼的观点调和了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分隔和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雇佣契约为基础的，而雇佣契约否定工人拥有他们劳动成果的权利。但是，拥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历来是私有财产占有的自然基础。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绝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生产，事实上，它否认私有财产占有的自然基础。相反，经济民主制度建立在民主的、工人所有的公司基础上，它恢复了个体对自己劳动成果所有权。因此，工人所有的民主公司（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绝没有侵犯私有财产，而是恢复私有财产占有的合理基础。

由资本主义公司转变为民主公司是通过恢复劳动占有基础来改造和完善私有财产制度的方法。需要废除的不是私有财产，而是雇佣契约。在由资本主义公司向民主公司转化的过程中，雇佣关系必将被成员关系所取代。过去，企业的主要形式建立在人力劳动者雇佣上（私下或公开）。在民主公司中，公司成员身份（membership in the firm）取代了雇佣劳动者身份。民主公司归全体成员所有、被全体成员管理。它要求废除雇佣关系，而不是废除私有制，实现的是民主同私有制在工作场所的联姻。

每一个生产企业由那些在此工作的人控制。工人对企业设备的操作负责，包括组织、纪律、生产技术以及产品的质量、价格和分配。有关分配的决定通过民主的方式作出。权威代表的问题通过民主代表解决。管理者由工人选择，而不是由国家任命，不是由共同体选举，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挑选。最终权威取决于企业工人，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进行。埃勒曼的结论是：“公司能够被社会化，但仍保持‘私有’，在它不是在政府所有的意义上”。^[39]

受埃勒曼的影响，罗伯特·达尔考虑了一种公司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由企业所有工作人员集体拥有和民主治理的经济企业体制。^[40]在民主治理的企业中，每一个企业成员都享有一票且仅享有一票。企业所有内部的决策都需要尽可能地满足民主过程进行设计。这种体制以往被称为工人合作制或者自我管理的企业等，达尔则称之为自治企业（self-governing enterprise）。它实际上是按照政府的形式来塑造企业，这种企业在由市场和外部民主政治控制所设定的限度内是民主的，在企业工作的人可以被称为企业公民。

如果说埃勒曼等人构想的民主管理公司更像一种内部成员控制的工业民主形式，那么，史密斯则从股份制创新方面为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调和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正像选举制度超越政党，进而超越议会逐渐走向整个社会一样，工业民主在股份制产生之后则超越了决策参与，并进而超越了工厂本身。因为股份制使得工厂内部以及工厂之外的人群同样能够持有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股东，分享企业管理权。这一工业民主理论认为，政策决定权应该从公司所有权人（corporate shareholders）转移到更大群体的公共所有权人（public stareholders）手中，包括工人、顾客、供货商、邻居和更广泛的公众。^[41]

当然，在米塞斯等自由主义者看来，上述工业民主等同于虚假的经济民主（pseudo-economic democracy）。正如上文提到的，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经济民主，消费者是最重要的民主主体。他们的购买或不购买行为创造了企业的盈利或亏损，是商业活动的终极评判标准。在虚假的经济民主中，人们被认为应当作为生产者直接生产，而不是作为消费者。他们不是作为产品的购买者，而是作为劳动的出售者发挥影响。就是说，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出售者发挥影响。如果虚假经济民主得到执行，它将使整个生产体系解体。由于生产自身并不是目的，因而虚假经济民主的荒谬就会变得非常明显。^[42]

这一批判本身并不充分，甚至存在谬误，但它揭示了纯粹生产场所民主的不足。就批判本身而言，在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多数雇员都从属于不是他们选举出来的管理者，从属于没有或很少有他们话语权的统治。他们是下属，一种明显同民主公民的理念相反的角色。消费者们被资本所有者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广告为代表）催生出各种莫名其妙的欲望，最终转化为市场上的购买行动，成就了他者的资本积累。而这种市场消费显然具有严格的等级性。拥有更多的资本意味着占有更多的支配权力，包括任意选择和使用他人劳动的权力。

就生产场所民主的不足而言，民主地参与企业的管理实际导向工人自觉地同企业的经营决策相一致，而企业的经营决策反映的是企业管理者的意志，是为企业管理者服务的。只有伴随社会总体变革一同发生，这种民主的工厂管理才是真实的。^[43]经济生活的变革不在于维持均衡，而在于试图极大地改变权力之间的平衡关系，最终更加全面地转变工业和社会的结构。^[44]任何缺乏工人控制或工人自我管理的工业民主形式都仅仅有利于资本主义，都应该被归结为“扩大的集体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