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语境下,未来电影放映场所的规划问题

第四章　站在全国的角度思考:城乡统筹语境下,未来电影放映场所的规划问题

2007年同1999年相比,全国电影票房九年间从8.5亿增加到了33亿,差不多翻了两番。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骄人的成绩。但是,拿这33亿去除以13亿人口,则2007年我国人均电影消费支出不到3元。如果按平均每张票价20元计算,则2007年我国人均看了0.15场电影,换句话说,按照2007年的标准,我国国民平均6年又8个月左右进一次电影院。这样的数据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让我们感到骄傲。因为,即便我国民众每年平均只看一场电影,全国的年票房总值也该是260亿。如果半年看一场电影,就应该是520亿。如果每季度看一场电影,就应该是1040亿。也就是说,我们拥有一个大得令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电影工作者都羡慕得直流口水的巨大市场。要说中国的电影业者是“端着金饭碗讨饭”,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人们对此并非麻木不仁。事实上,这些年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业界同人,无不殚精竭虑,绞尽脑汁,一门心思希冀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然而,效果却不甚明显。

问题出在哪里?比较一下上世纪70年代末起到80年代前期那几年的票房统计,就不难发现,那一时期的票房贡献主要来自省会以下行政区划的电影市场。而导致今天我国电影票房如此低迷的主要原因,同样来自省会以下行政区划电影市场的严重萎缩。如果有机会下到省会以下的二级城市,乃至县、区、乡去看看就会明白,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多年来几乎与电影无缘了,而这正是我们票房低迷的根本症结所在。想想看,在一个人口集中度并不算高的发展中国家,在一个近80%的人口生活在二级城市及以下行政区划中的国家,如果一个产业的市场覆盖率不能延伸到那近80%的人口的居住地,那么,这个产业要想获得生存的权利,岂非痴人说梦。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的原因,当然是我们的节目内容长时间与市场期待背道而驰;对于这个问题,此前已经有很多论者多次说到,这里不便展开再说。另一个长年被我们忽视的原因,则是我们市场建设的严重滞后。

任何商品的销售都离不开市场。这是一个经济领域中的常识。这里所说的市场,不仅是广义的、无形的,也是具体的、有形的市场。举例来说,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就是一个具体而有形的市场。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具体的市场称为“卖场”。我国亿万能工巧匠生产的琳琅满目的小商品正是通过义乌这个具体卖场,才进入国际市场的。同理,电影作为一种具体的商品,也需要具体的卖场来实现它的交换价值。

早期中国人把电影说成是“影戏”。这一称谓其实并无大错。因为,就实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方式而言,电影和戏剧的确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两种商品都需要一种类同的“卖场”来完成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过程。这的确是这两种商品的独特之处。可以说,没有剧院,就没有戏剧;同样的,没有影院,就没有电影。

事实正是如此。我国电影产业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衰落,其实是跟自那时起,全国各地电影院的衰落同步呈现的。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加之文化消费的选择面迅速扩大,观众对电影消费的口味也随之提升了,一方面是对节目内容的口味提升了,另一方面是对观影环境的口味也提升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能抓住历史的契机,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没能及时跟上时代的要求,从而滑入了长达二十年的低迷期。

电影比不得柴米油盐,不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上,电影消费的历史充其量也只占五十分之一,所以,没有电影,人们照样过日子。更由于精神文化消费选择的多样化,这种低迷就难免进入恶性循环。三十年前的“文革”时期,越是不让民众看电影,民众就越是想看电影,那时,即便“三战”,即便是“样板戏”,即便是从阿尔巴尼亚、朝鲜进口的那些平庸的影片,人们也会趋之若鹜,更不要说“内部特供片”了。应该说,从需求心理的角度来说,当时的电影市场还算是良性的。而今,令我们很是沮丧的社会现实是,普通民众越是没机会看电影,就越不想看电影;因为根本就不想看电影,所以,即使有机会也不想去看电影。

要想扭转这种局面,单从内容方面去努力是不够的。因为,再好的东西,如果没有合适的“卖场”去销售,也不能实现它的价值。所以,必须在大力提升我国电影内容品质的同时,大力提升占人口多数的广大地区的电影放映的品质,才能充分利用我国巨大的市场资源,使电影产业重现生计。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电影市场的萎缩,同我国城乡影院投资的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们都属于政府投资的公共文化设施。由于各级政府在那一时期财政相对困难,所以,根本不可能对民众需求的提升作出及时的反应。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各类社会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社会资本进入放映市场的冲动开始萌发,所以,省会以上大城市的影院改造被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土地置换等方式,在原有影院的地基上建起大型商场,然后在商场的顶层开设多厅豪华影院。这一模式被普遍采用。商场和影院相互依托,共同吸引客源,达到相得益彰、共赢互利的目的。由于这种投资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与公共财政无关,政府自然乐见其成。

这些年几起几伏关于票价问题的争论,其实是围绕着这种建于特大城市中心地段的大型豪华商场顶层的豪华多厅影院(俗称影城)展开的。一座这样的豪华影城,不谈运行费用(电、水、人工、管理等),光是房产租金、设备购置安装,装修装饰这几项的投资,动辄就是数千万,乃至上亿元,如此巨额的投资摆在哪儿,就是影院经理本人要想把电影票价降下来都办不到。总不能让人家投资人眼睁睁拿本钱去打水漂吧。所以,从这一角度出发,一张电影票无论卖到30元、50元,甚至100元,都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一个多少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是,这种豪华多厅影院一个时期以来几乎成为了我国城市唯一的电影销售形式。这种唯一的电影销售形式以其令普通民众咂舌的票价,不但将我国人口的大多数挡在影院大门之外,也从根本上扭曲了电影这种大工业方式生产的文化娱乐产品的大众化本性。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人们可以容忍著名歌星现场演唱的高票价,可以容忍高水平戏剧演出的高票价,唯独不能容忍电影的高票价。为什么?因为现场演出是唯一的,而电影让我们看的却是拷贝,是大工业生产的产品,它具有无限的可复制性,唯独没有唯一性。这就好比一幅毕加索的原作可能拍出1亿美元的天价,而同样一幅画的印刷品,几块钱人民币也能买到。不错,豪华多厅影院所放电影的影音品质肯定是不容置疑的,其电影内容之外的服务品质也是物有所值的。但是,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无论怎样,影音品质也好、服务品质也好,都仿佛一幅名作的画框,只有当它所装裱的是原作的时候,它才是值得人们出天价去购买的;如果是印刷品,即使拿24K纯金打造的画框去装裱,恐怕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出钱购买。

我们绝不反对建设多厅豪华影院,也不反对与放映质量和服务品质相适应的高额票价。严格说来,在市场经济时代,无论买,还是卖,都是“周瑜打黄盖”,双方心甘情愿的事,谁也管不着。但是,以部分大城市中的高端观众为服务目标的高档豪华影院,并不应该成为中国电影市场唯一的产品销售形式。

站在中国电影产业整体利益的角度去审视,这种影院层次单一化的豪华趋势,以及由此而连带产生的高昂票价,从而在人们心中形成的那种因全社会默认而毋庸置疑的、扭曲电影本性的观念,才是真正叫人忧虑的。这种日趋固化的观念,使原本为大众娱乐方式的看电影,成为少数高收入人群所独占的、以高消费为表征的贵族化的文化消费特权。这种趋势如果不能及时扭转,那么,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终将会越来越困难。为此,我们呼吁全社会达成以下几个共识:

第一,电影放映场所是保障全社会文化权利均等享有的基础性公共产品,政府是这一公共产品责无旁贷的提供者。

第二,当高档影院可以通过市场的途径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时候,政府就应该退出那个领域;但是,在退出高档影院领域之后,政府应该运用公共财政向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大众化的电影放映场所。

第三,只有当全社会绝大多数有意愿消费电影的人都能够在不影响其基本物质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任意消费电影的时候,中国的电影产业才能获得健康发展的基础;由此,只有当电影重新成为全社会绝大多数人日常精神文化需求中一个重要选项的时候,电影产业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如果我们提出的共识能够达成,接下来就应该思考未来电影放映场所应该如何规划的问题。而要想思考这个问题,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解放思想。请注意,这绝对不是一句套话。历史已经证明,多年来,我们的思想是被各种条条框框禁锢着的,我们的想象力是严重不足的。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再循着已经走过的老路去规划未来电影放映场所的建设,势必陷入新的危机之中。

我们以为,我国未来城乡各地电影放映场所的建设,首先应该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化,其一是指建筑规模、装修档次、技术含量、服务品质的多元化;其二是指票价的多元化,高档影院自可坚持高票价路线,其他放映场所则应根据情况确定合理的票价;其三是指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主导,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在社会资金暂时不愿光顾的地方,政府及时负起责任来。至于如何确定投资额度,则首先应该从市场接受的角度去考虑。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发展极不平衡,东西之间、城乡之间差距很大;即便是同一城市中,也存在不同区域人群之间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距。基于这一国情,我们未来的电影放映场所就应该建成不同的档次。

我们在本文前面多次使用“电影放映场所”这一概念,目的是想要区别于传统电影院的概念。这正是我们强调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多次的田野考察告诉我们,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城乡广大地区修建的电影院,是照搬大城市影院模式修建的,往往功能单一,抗风险的能力较差,一旦影院经营遇到困难,很难寻找到相关的业务商机,结果造成资产的大量闲置,加剧负债,弄得地方政府也头疼。未来电影放映场所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我们的想法是,彻底放弃传统电影院的概念,代之以电影放映场所这一新概念。重新规划的放映场所的功能应该是多样化的、开放的。它首先应该被视为一种公共建筑,应该集歌舞戏剧演出、各种集会、电影放映,甚至各种展览(如美术展、商品展览)等功能于一体,同时,必须考虑可以用来应对突发事件,如地震、水灾,甚至战争等等。基于上述考虑,电影放映功能就成为该种建筑日常性功能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电影也可以通过该种建筑的其他业务来聚积人气,达到共生共赢的目标。那么,政府的获利在哪里呢?政府的获利,第一在城市形象的提升,第二在居民人心的凝聚,第三在精神文明的建设,第四在为突发事件爆发做好了准备。可以说,件件都是看得见,摸得着,上下都会叫好的政绩。

按照权威部门统计,目前我国银幕数约为3500块,以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计算,则每块银幕覆盖的国土面积为2743平方公里,从理论上说,每块银幕大约须要覆盖一个55公里长、50公里宽的矩阵(55×50=2750)。假设将这块银幕安放在矩阵的中心位置,那么,从矩阵的边缘到达中心的最短距离也是25公里。这当然只是一个理论数据,事实上更为不合理的是,那3500块银幕主要分布在少数特大城市的商业繁华地段,连居住在城市郊区的人们也望而兴叹。更不要说上述特大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地区银幕拥有量之稀少则可见一斑。应该说,造成目前电影票房低迷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种市场布局的极端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布局,才真正导致了民众看电影的消费支出大幅上升,算上交通费用、时间成本,以及由此而必然产生的饮食消费,加起来远远超过电影票的支出。由此,原本在全世界都是大众娱乐形式的看电影,在中国却成了普通民众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可以想见,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普通民众看一场电影是多么的困难,既然如此困难,还不如窝在家里打麻将、看电视呢。

因此,对未来电影放映场所的规划,一个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布局问题。应该使多数城乡居民无须借助交通工具,就能看到电影。政府应该通过城市规划等手段,一是强制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小区会所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中,考虑电影放映的功能;二是在人口较为集中的社区,布局我们前面说到的那种具备放映功能的公共建筑;三是可以考虑从东部发达地区开始,试点推动区乡镇一级的公共文化娱乐集会设施的建设。

电影票房二十多年的大滑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影院经营的困境导致服务品质的下滑,而这个时期又正好同我国普通民众生活水平快速提升的时段相重合,由此造成一个剪刀差,导致双方渐行渐远。重新规划的电影放映场所必须充分考虑观众不断上升的对服务质量的新要求。其起点至少应该是能满足观众当下要求的,除此而外,还应该预留出足够的上升空间,以便将来水涨船高,随时可以与时俱进地提升服务品质。

既然我们希望建设的是一种公共建筑,那么,其公益性质就是它的本质属性,而不应该以盈利为投资的主要目的。基于此,凡是对社会发展有利的事业,都理当受到这一建筑的欢迎,包括电影放映。我们设想,这种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建筑一旦建成并开放电影放映,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使放映企业不用再背负固定资产投资的压力,从而进入这一领域的门槛就会降低,而盈利前景看好,这样,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必然高涨。这样的局面一旦形成,中国电影产业想不勃兴都难。

2006年初夏,我们在重庆市万州区毗邻湖北恩施州的一个地处深山的小镇——龙驹镇调研农村电影放映情况的时候,当地政府部门的同志告诉我们说,那个乡镇的一个民间演出团体,不外是唱几首流行歌曲,说几段脱口秀,跳几个肚皮舞,走乡串户,服务于村民房前院坝的婚礼、寿诞、丧葬、小作坊开业、孩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等聚会、庆祝的场所,一年的演出产值竟然高达100多万!由此我们想到,如果这100多万都拿来购买了电影票,那将会是多么令人振奋的经营业绩!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去调研的龙驹镇距离重庆市的主城区公路里程400多公里,距离长江边约50公里,距离湖北省的恩施州地界不到30公里,属于真正的“老少边穷”。联系到近年城市院线的蓬勃发展,全国票房高速度的恢复性增长,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在富裕起来的中国城乡人民有着多么巨大的精神消费需求,其中所蕴涵的商机是多么诱人。

当今我们所处的这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并非是一个只有欢笑而没有眼泪的人间天堂,恰恰相反,毋宁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可能为我们的前进披荆斩棘,也有可能把我们自己割得遍体鳞伤。2008年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加上两场特大自然灾害等等,都足以让我们变得清醒起来,晓得了中国崛起的道路充满危险和艰辛,绝不会一帆风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就显得前所未有的紧迫。然而,我们又不可逆转地进入到了WTO的全球一体化之中,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照搬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两难之下,唯一的选择只有一条,就是做大做强我们的文化产业,在文化市场上同对手周旋下去,直到决一雌雄。而文化产业中,只有电影这种高科技、大工业、大市场的产业,才具备这种可能性。基于此,我们呼吁全社会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积极行动起来,举全国之力,从基础做起,打一场以电影为主攻方向的中华民族文化安全的保卫战。

进一步说,21世纪的全球性大国,一定是电影产业的大国,因为,全球性的大国必须具有与其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别人对你心悦诚服,才能做到不怒而威。古人云:“从古知兵非好战”,“能攻心,则反侧自消”,(成都武侯祠对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在所有文化艺术形态中,只有电影能最有效地展示自己的软实力,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这一论断,好莱坞的历史已经给出了雄辩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电影真的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