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为新中国培育法学人才

多为新中国培育法学人才——访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1]

阳光映着灰白色的树枝，泛起银辉。层林中的腊梅，幽香暗送。春节前的一天，我访问了武汉大学法律系名誉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韩德培教授。

韩教授把我让进书房。被书架包围的书桌上，书籍、手稿和各种材料“重峦叠嶂”，中间的一小块“盆地”，摊开一本崭新的《国际私法》，字里行间，批着蝇头小字。

韩教授告诉我，他主编的这本书去年9月出版发行，现已销售一空。应新华书店的要求准备重版，他正在审阅、修改。

“什么时候审完呢？”看着这本35万字的教材，我问。

“月底吧。”他答道。

韩教授脑部动过手术，能胜任这样紧张的工作？他似乎看出我的心事，解释说，外交部有关单位和一些大专院校纷纷来函订购，得赶快重印。

韩教授感慨地说:“现在，从全国看，蒸蒸日上，累点，也要争取多做些事。过去多少年，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往事在他的脑海里重现。

早年，韩德培教授在哈佛大学专攻法律。1945年董必武同志赴美出席联合国筹备会议，他给董老写信求教，董老在复信中勉励他结合中国实际研究法学。追求进步的韩德培心中泛起涟漪。他相信，重视科学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把祖国引向光明。

1946年，他学成回国，到武汉大学任教。翌年，担任了法律系主任。

50年代，百废俱兴。韩德培教授挑起系主任和学校教务长两副担子，不知疲倦地工作。每当学校放假，他不是主持招生工作，就是深入各地调查，物色优秀人才。他牢记董老的嘱托，为新中国培育法学人才。

可是，1958年，武大法律系停办了，聊以自慰的是还让他走上讲台，改行教外语。十年内乱，法学家也不能免于浩劫。他离开学校，下放劳动。

坎坷的道路，无异于交纳昂贵的学费，从反面教育人们:民主与法制不可偏废！

1979年，韩德培教授受托筹办武大法律系，多年来凝聚在他身上的力量，焕发出光和热。他躬身“下士”，聘请教师。冬天不顾满天大雪，登门求贤。他和教师一道钻进故书堆里，一本一本地清理出一大堆资料……只用一年时间筹备，1980年法律系开始招生了。

韩教授并不满足，他遵照董老的嘱托，用四化建设需要的尺子检验自己的工作。多少年来，闭关锁国，法律虚无，国计民生，倍受损失，要让法学教育为四化服务，必须打开国际间学术交流的门户。

出国是一般人向往的美差，在韩教授家却成了伤脑筋的难题。

1982年，美国密苏里大学邀请韩教授前往讲学四个月。他夫人闻讯，极力反对，理由相当充分:1980年和1981年他出国参加会议之前，总是因准备出国劳累过度病倒了；他工作起来，什么生病、吃药、吃饭全不在意，年过七十的人，长期这样怎受得了？

韩教授的论据更加有力:在荷兰的国际法学大会上，他驳斥了台湾某代表的谰言，申明中国人民的意愿，赢得各国代表的赞赏；在乌拉圭的环境法学会议上，他结识了一大批朋友，沟通了学术交流的渠道。他反复说服夫人:“赴美讲学，关系到国家、学校的信誉，个人困难算不了什么！”

韩教授从3月26日赴美，足迹遍及11个州。除在密苏里大学讲学外，还到19个大学和部分法学团体访问、讲学或讲演。他用雄辩的事实，消除外国人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误解和歪曲；他用真诚的友谊扩大和国外的学术交流。密苏里大学副校长写信给我国教育部称赞韩教授:“他的讲学受到教育工作者和法律专业人员的欢迎……他在加强我们两个伟大国家和两个伟大人民之间的诚挚关系中起了重大作用。”

7月30日他真的病倒了。住进医院，动了两次脑手术，于9月15日回国。

学校领导劝他住院疗养，他婉言谢绝，要求在家休息。遵医生嘱咐，门口贴起了“谢绝会客”的条子。外界的“干扰”少了，在病床上，他编审起《国际私法》的书稿。

他夫人急了，不得不干预。老教授使用了游击战术。后来身体稍好，他撕掉了门口的纸条，又“日夜兼程”。韩教授掐着指头算了算，去年到外地开了三次会议，每次差不多近一个月。其余时间几乎全花在编书、接待求教的学生和为本校和校外教师审校论文上。他随手翻动桌子上的“山峦”，几乎都是送来请他审阅的教学大纲、讲义、论文。

“这么多，要花不少时间吧？”我问。

“我有个自找麻烦的习惯，不看则已，看起来还要把有些引文的出处查一查，可费事哩。”

他笑了笑，又说:“过了春节，我就七十三了。我想多做点扶持中青年的工作。现在力不从心，身体好些，还想讲点课。”老教授慈祥的眼睛放出光彩。

不知不觉，快两小时了。我不忍再占韩教授宝贵的时间，起身告辞。挂在墙上的一幅《八骏图》闯入我的眼帘，使我产生了联想:这群奔腾不息的骏马，不正是韩德培教授精神风貌的写照么？！

本报记者　谢昭良

【注释】

[1]本文原载《长江日报》1984年2月8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