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事项的可仲裁性

一、仲裁事项的可仲裁性

一项国际体育仲裁裁决可否得到有关国家的承认与执行，还取决于该项国际体育仲裁裁决所涉之体育争议在该国是否具有可仲裁性。可仲裁性实质上是对仲裁范围所施加的一种公共政策限制，每个主权国家为维护本国公共政策，都有决定争议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权力。如果仲裁协议项下的事项依据有关国家法律，属于不能通过仲裁裁决的，则仲裁裁决就有可能被裁决地国撤销，或被申请执行国拒绝承认与执行。^[32]因此体育事项，具体是指非契约性体育事项的可仲裁性争议，极有可能成为违反裁决地国或执行国公共政策的缘由，从而影响仲裁裁决的最终执行。

?塞居尔诉国际田联案^[33]

案件事实:悉尼奥运会上，墨西哥竞走运动员塞居尔在20公里赛中获得冠军。赛后15分钟，主裁判告知他在竞赛过程中三次违规，并被取消比赛资格。塞居尔随后向国际田联(IAAF)提出申诉，但未获成功。其随即向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临时仲裁庭提交仲裁申请，要求裁定他被错误地剥夺了资格，并要求确认他的冠军成绩。IAAF提出答辩认为:CAS仲裁庭不能审理这个案件，因为它涉及技术性规则。在该案中，仲裁庭重申了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有关体育争议可仲裁性的意见^[34]:只要是体育争议，都可以要求CAS仲裁，无须考虑争议的标的。因为体育比赛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而是一个涉及财产和经济利益、并且可能影响运动员人格的，具有巨大利害关系的经济活动。但若争议涉及技术性规范时，仲裁员应克制自己不去干涉赛场的裁判结果，除非裁判结果的作出是武断的或恶意的。因为在体育运动规范或者技术性规范的适用上，裁判的行为更有说服力。塞居尔提出，根据IAAF规则，运动员如违规，裁判应当在竞赛过程中提出，如果无法在竞赛中提出，则应在竞赛完毕后立即告知。对此，仲裁庭认为，IAAF没有规定如果裁判不及时通知，则导致取消参赛资格的判罚无效。并且，考虑到其他没有犯规的运动员的利益，除非有证据证明IAAF作出裁决以及没有及时将裁决通知塞居尔存有过错，否则，不能推翻比赛裁判结果。因此，CAS最终维持了取消塞居尔参赛资格的处罚。

发生在体育领域的争议大致有两种:一是具有契约性的体育争议，通常是指法律地位平等的体育主体通过合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在履约过程中引发的体育争议。如在体育赞助、转会、职业报酬等方面发生的有关违约纠纷，所涉争议通常具有财产性质。二是非契约性的体育争议，通常是指具有隶属关系的上下级主体之间产生的有关体育管理或纪律处罚的体育纠纷，如体育组织对涉嫌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处以禁赛处罚所引发的体育纠纷。非契约性体育争议大多属于技术性争议，还有可能会涉及人身关系。在各国的立法及实践中一般都承认契约性争议具有可仲裁性，例如，瑞士将可仲裁性的评判标准体现在纠纷的财产性质上。^[35]对于非契约性争议是否具有可仲裁性，各国规定存在较大区别。在法国，只有对含有仲裁协议的合同纠纷，才可以通过仲裁解决。对于协会与其成员间发生的具有处罚性质的纠纷，则不可仲裁。而在美国，《业余体育法》明确体育管理和体育纪律处罚的争议具有可仲裁性。因此，同一个体育仲裁裁决，有可能在美国可以得到执行，但在法国，却有可能被拒绝承认与执行。

然则，从国际层面的实践来看，类似法国严格排除将非契约性争议提交仲裁的做法，并不多见。《纽约公约》并没有对争议性质作出规定，其不但适用于传统的针对契约性纠纷所做之仲裁裁决，也适用于针对非契约性争议所做之仲裁裁决。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也呈现出将可仲裁事项扩大化的趋势，仲裁被日益广泛地用于解决诸如船舶碰撞、知识产权侵权、不正当竞争、劳动争议等非契约性争议。具体到体育领域，尽管非契约性争议或技术争议与传统的仲裁范围不符，但随着体育运动全球化和商业化程度的加深，非契约性体育争议与经济利益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仲裁事项扩大化的现象在体育领域也有所体现。一方面，体育仲裁的发展使传统的仲裁范围被突破，例如在本案中，CAS对体育争议可仲裁性的相关意见，表明了可仲裁事项在体育领域的扩大化;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通过立法和判例明确体育争议具有可仲裁性，例如瑞士联邦法院对CAS所作出的一些不具有财产性质的仲裁裁决，采取了“倾向接受仲裁原则”。^[36]可仲裁事项扩大化的趋势，表明体育管理和体育纪律处罚争议的可仲裁性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所认可，从而为各国公共政策所吸收，此种改变，有利于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