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人权法的发展作出贡献
这些案件为未来适用国际法来为受害人获得正义提供了基础。过去的案件已经表明，对于酷刑、法外处决、战争罪、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奴隶贸易以及类似行为的请求基于违反万国法的侵权。[146]虽然《外国人侵权请求法》诉讼发生在美国，但这些诉讼的观众却是国际的，因而其影响也是国际的，还可以促进立法(例如《酷刑受害人保护法》)和政治关注。[147]
根据《外国人侵权请求法》提起的案件可以把各种国际宣言、公约和条约中的抽象有时甚至是激励的权利(hortatory rights)转化为可以执行的法律请求，而且这样做赋予人权价值具体的意义，[148]并且为长期的道德教化进程作出贡献。关于海外侵害行为的司法宣告有助于国际规范的国内化，可以适用于国内的侵害行为而且协助解释美国的制定法。[149]即使案件因其他原因而被撤销，法院对某一特定规范的范围和内容的讨论也是一起“规范确认事件”(norm-affirming event)，[150]即使原告的法律请求不能主张，但至少让原告可以公开声明其道德主张。[151]
作为公开的有报道价值的现象，通过教育公众国际行为规范、要求注意不公正、劝说改变意见、引发公共疾呼以及动员草根运动，诉讼发挥着教育的功能。[152]在美国国内，注意其他地方的专制甚至通过个人陪审员直接参与司法过程可以对人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表达社会同情，[153]从而促进国内的人权意识以及支持民主的外交政策的政治选民的发展。[154]对于发生在海外的侵害人权的行为的巨大国内关注将增加美国政府谴责这些侵害行为并对这些专制性政府施加影响的压力。[155]
同样地，在美国的民事诉讼也会引发被告母国类似的司法回应，[156]对于在母国的正义进程而言，《外国人侵权请求法》诉讼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它们可以为一直努力但毫无效果的积极分子和觉得与原告团结一起的生还者带来希望。通过表明免除处罚是可以被挑战的，《外国人侵权请求法》诉讼可以引起对于过去犯罪的讨论，而且有助于在母国将作恶者绳之以法。例如，Abebe-Jira案对埃塞尔比亚的舆论和政府承诺推进审判军政府的前军官产生了影响。还有，2002年的一项判决加强了萨尔瓦多的法治基础，激起了对废除国家大赦法的辩论，导致了萨尔瓦多高级军官之间的惊慌失措。[157]
总之，对于侵犯人权而言，以《外国人侵权请求法》为基础开始的侵权诉讼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刑事追诉和寻求民事救济一样很重要，然而由于现实的困境导致国际犯罪追诉的情形比较稀少，这样利用侵权进行民事救济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次优选择。即使可以进行刑事追诉，那么利用侵权诉讼进行民事救济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程序，可以让受害人获得民事上的救济，满足他们在刑事诉讼中不能满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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