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空间

至此，笔者阐述了空间对于法律的影响以及法律对于空间的塑造与构建。这两者都是建立在法律与空间两者绝对分离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实际上法律与空间在很重要的层面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就是说二者是完全不可分离的。当我们认识到法律与空间两者与秩序的关系时，这一点就变得非常明朗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定义着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允许人们区分不同的社会身份，比如“公民”与“外国人”，“公”与“私”，“雇员”与“雇主”，“囚犯”与“公民”，“丈夫”与“妻子”等。空间通过定义边界、内、外同样提供了一种秩序。空间的秩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决定谁可以在什么地方，另一个是对处于空间内的人的行为的控制上。在飞机内的洗手间里不能吸烟就是空间对人行为控制的一例。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法律对人的身份与关系的界定往往是具有空间性的，反之亦然。二者是秩序的两个侧面。比如，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往往是属于家庭的，对女性的控制与暴力是在家庭内部这一私密空间内实现的；难民则是与主权领土这一空间相连的；而雇员也是离不开办公场所的，对其行为的约束以及对工作的要求要在办公场所内完成。法律与空间是相互依赖的。囚犯这一概念的前提条件是监狱这一空间的存在，而没有监狱的囚犯是不能称为囚犯的；公民存在的前提是有国土这一活动范围，没有主权国家的公民是不可能实现其公民权利的。

一些概念，比如监狱，是很难去区分其空间性和法律性的。对于这一类法律性与空间性兼备的概念，尼古拉斯·K. 布隆里提出了“叠接”（splice）这一概念来阐释法律与空间二者相互交错的关系。由于法律与空间二者分别具有客观和中性的含义，“叠接”也因此常常被认为是用来表示一种已经成形的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叠接”的存在经常被认为是合理的而很少受到质疑。这种表面上的中性实际上掩盖了对法律主体的区别待遇，即掩盖了不平等。有学者认为法律与空间错综复杂的紧密关系实际上使不同的治理模式能够和平地共存。举个例子，尽管人们对发生在街头的暴力非常敏感，但人们对发生在监狱里和审讯室内的暴力则有一定的宽容度。

温哥华东市区妇女接连被谋杀但却少有人问津的案例，也是对由于空间而产生的不平等的一种阐释。自1978年以来，温哥华东市区连续有67名女性失踪或被谋杀；但是这67起案例在很长时间以来都鲜有人关心。设想一下，如果同样的67起谋杀案的对象是儿童，结果会大不一样。实际上，在温哥华较为富裕的地带出现的失踪案例往往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与同情。造成这种差别的是这些女人在空间与法律上的位置；换句话说，被谋杀的67名女性在空间和法律上都处于非常边缘的地带。仅是法律上的边缘化或是空间上的边缘化都不足以解释这种差别。首先，这些女性中有一些属于土著，并且大多数属于性工作者；她们同时也很容易参与其他一些非法或是边缘化的活动，如贩毒等。其次，这些女性工作和生活在温哥华市区中心的东部，这一地带经常被认为是贫困与犯罪的同义词。在这一地区，各种小规模的犯罪行为和暴力常有发生并且经常被忽略。

这些女性在空间和法律上的边缘位置很有可能会使很多人认为她们被谋杀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至少不是那么值得关注和愤慨。换句话说，人们会去谴责受害者工作和生活在高犯罪率的地区，从事着非法或是不正当的高危职业。这种态度很大程度是由于“叠接”所具有的客观和中性的特质造成的。人们很少会质疑或是谴责政府的不作为，或是贫富差距而导致市中心出现高犯罪率的危险地带，很少会用社会结构所造成的不平等去解释高危职业，比如性工作者或是贩毒。反之，多数人对市中心的贫民区和高危职业是习以为常的。这种习以为常的态度就使得对法律主体的区别对待得以存在。

尼古拉斯·K. 布隆里认为“叠接”的存在实际上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性工作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工作和居住在温哥华的东部，她们在法律和空间上的边缘位置以及危险的处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够清晰的法律规定，以及当地中产阶级与警察联合将性工作者驱逐出住宅区的运动，都是她们在法律和空间上危险的边缘位置形成的原因。尼古拉斯·K. 布隆里则断言“叠接”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倾向于既得利益者的秩序，这些既得利益者包括雇主、产权持有者、男人、白人等。人们普遍对于“叠接”不质疑的态度实际上表明这种秩序已经根深蒂固了。[20]

尼古拉斯·K. 布隆里提出的关于“叠接”的概念是试图突破法律和空间二元分化的一种尝试，但他并没有给出系统的阐释法律和空间二者关系的论述。

本章主要介绍了法律和空间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主要观点、学者以及目前所遇到的瓶颈。这个领域在中国，尤其是针对目前城市化以及城镇化的需要来看，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具体对中国有何意义则还需要踏实的研究。

[1]Soja William Edward, Seeking Spatial Justic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2-3.

[2]Soja William Edward, Seeking Spatial Justic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2-3.，前言，xvi-xvii 。

[3]Soja William Edward,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99. 13-14.

[4]Delaney David, The Spatial, the Legal and the Pragmatics of World-Making: Nomospheric Investigations（New York: Routledge, 2010）, 99.9-11.　

[5]Kern C. Lisa and Wendlandt Dalila Argaez,“Introduction to Surveying Law and Borders”, Stanford Law Review 48（1996）.

[6]Soja William Edward,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 9.1.

[7]Delaney David, The Spatial, the Legal and the Pragmatics of World-Making: Nomospheric Investigations, 12-14.

[8]Holder Jane and Carolyn Harrison, Law and Geography, 24-25.

[9] H. J.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0]W. Pue,“Wrestling with Law:（Geographical）Specificity vs.（Legal）Abstraction,” Urban Geography 11（1990）: 566.

[11]Nicholas K. Blomley,“From ‘What?’ to ‘So What?’:Law and Geography in Retrospect,”in Law and Geography, ed. Holder Jane and Carolyn Harrison（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3）, 17-19.

[12] L.R.Pruitt,“Gender, Geography & Rural Justice,” Berkeley Women’s Law Journal 23（2）: 339-343.

[13] L.R.Pruitt,“Gender, Geography & Rural Justice,”358-360.

[14] R. W. Gordon,“Law and Ideology,” Tikkun, 3（1986）:99.14-15.　

[15]Nicholas K. Blomley,“From ‘What?’ to ‘So What?’: Law and Geography in Retrospect,”99.22-24.

[16] Jeremy Waldron,“Homelessness and the Issue of Freedom,” UCLA Law Review, 39（1992）: 296-297.

[17]Jeremy Waldron,“Homelessness and the Issue of Freedom,”99.299-300.

[18]Nicholas K. Blomley,“From ‘What?’ to ‘So What?’: Law and Geography in Retrospect,”9.28.

[19]Jeremy Waldron,“Homelessness and the Issue of Freedom,”99.296-299.

[20]Nicholas K. Blomley,“From ‘What?’ to ‘So What?’: Law and Geography in Retrospect,”99.2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