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的角度来分析法律有何意义？对于一个对法律感兴趣的人来说，他可以从地理分析上得到什么样的启示？一些学者认为，由于空间上的差异会威胁到法律的一些核心原则，比如法治和法律理性，西方的法治化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空间以及空间所造成的差异性的集体遗忘的基础上的。[8]举个例子，伯尔曼认为英国普通法是与具体地域脱离的。英国普通法在其系统化的过程中试图绘出一幅统一的法律地图，在这个地图上并没有给关于某一个地区的具体的法律知识留下位置。[9]普尔则认为：“法律的上帝是一种无背景的、高度抽象化的、非人性的理性。各种背景，无论是性别、阶级、宗教、文化、政治信仰、历史或者空间，都是法律的对立面。”[10]
尼古拉斯·K. 布隆里是法律与空间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之一。他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通过对一则针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周日商业活动的法规的阅读，注意到该项法规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关系，进而对法律、政治和社会空间的影响产生了兴趣。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他发现同一则法律在不同地区贯彻和执行的力度有很大区别。一些地区对该项法规积极地执行，而另一些地区则对违反者完全放任不管。从一位地理学家的角度来看，这种基于空间上的变化是并不新鲜的。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与自由主义者所勾画的法律蓝图不免矛盾。自由主义的法律学说强调法律是统一的，即其在各地的执行力度应该是近乎一致的，或至少不应有太大的区别。[11]
实际上，从地理的角度去分析法律可以发现法律本身的空间性。莉萨·R. 普鲁伊特（Lisa R. Pruitt）的论文《性别、地理与农村正义》是引入批判地理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美国农村女性生活状态的一个例子。她认为女权主义法学家可以通过引入空间这一层面，而得到对农村女性生活的现实状况更切实的理解。法律从业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他们的决定对生活在农村的女性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需要避免的是在作决定或是制定政策时将城市女性的生活状态推广以及普及化，因为农村女性的处境有不同于城市女性的特殊性。[12]
普鲁伊特在论述中提出，由于农村在空间上相对封闭，以及因此导致的隐私方面的限制，女性的权利实际上是被打了折扣的。举个例子，在人口密度较低并且隔绝的农村，由于执法人员很可能就是邻居、同事、朋友甚至是家庭成员，女性如果遭受家庭暴力，很可能隐瞒不报。女性在堕胎方面的自由也同样受到了影响。由于87%的美国的小镇没有堕胎的诊所，尽管其所在州的法律允许堕胎，生活在农村的女性很有可能因为地理上的距离较为遥远以及经济上无能力支付旅费而无法进行堕胎。再者，由于农村人口相对较少，实施堕胎的医生很可能认识女性的家庭成员，这样一来，女性在寻求这方面帮助的时候可能会有疑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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