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患者家属原因造成死因无法查明的，应当由谁承担举证责任

【基本案情】

2012年3月10日，村民邓某请该村的个体医生张某到自己家为妻子杨某输液治疗。在输液过程中，杨某病情恶化，不久死亡。邓某当即联系了火葬场的车辆，次日将杨某火化。在镇司法所主持下，邓某和张某就赔偿事宜进行调解。司法所调解人员认为杨某的死亡属于医疗事故，邓某要求其赔偿丧葬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20000元。张某对巨额赔偿金犹豫不决。调解人员即向其表示：如果不能达成调解协议，只能上法院，钱还得赔，而且其行医资格要被撤销。张某无奈，只好在赔偿协议上签字。此后，张某获悉：2012年2月，杨某曾在县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其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张某认为，杨某的死亡与其病情有关，不是自己的责任，拒绝履行赔偿义务。邓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履行赔偿义务。张某提出反诉，认为赔偿协议是在镇司法所错误地将杨某的死亡定性为医疗事故，自己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达成的，请求撤销该协议。人民法院在庭审中查明了上述事实。

【法理分析】

在本案中，造成杨某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其患有的风湿性心脏病，也可能是张某不当的医疗行为，或者两者的共同作用。但杨某死亡后，其家属即将其尸体火化，因此，杨某的死因现在已经无法查明。在这种情况下，杨某的死亡与张某的医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谁承担呢？这对本案的处理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显然要因举证不能而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证据规定》第4条第8项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能否依据上述规定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个体医生张某呢？这要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作简单化的处理。依照我国民法的规定，民事主体只能对自己的损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事实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当损害事实已经发生，要使民事主体承担责任，行为与结果之间就必须有因果关系。这是民事主体承担责任的必备条件之一。在本案中，杨某自身的病情和张某的医疗行为都可能是导致杨某死亡的原因。究竟是哪种原因造成杨某死亡，或者两者之间究竟哪个是主导因素，哪个是辅助因素，需要科学的医学鉴定来判断。但由于杨某的家属在其死亡后立即联系将其火化，杨某死亡的原因已经无法查明。由此导致本案事实不清、责任不明，显然应当由死者的家属邓某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再将证明医疗行为与杨某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张某，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举证责任应当由邓某承担。根据《证据规定》第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所以，邓某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由于杨某的死因无法查明，其死亡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张某与邓某达成的赔偿协议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所谓重大误解，是指民事行为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行为结果的重要事项存在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即在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明显的重要差别，根据这种差别可以断定行为人在没有这种误解的情况下，绝不会作出这样的意思表示。重大误解民事行为的构成要件是：（1）一方当事人对于民事行为的内容发生了重大误解；（2）该民事行为的后果与行为人的意思相悖；（3）该民事行为在客观上给行为人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在本案中，镇司法所是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机构，对法律有较深的认识和理解，在未经有权机构鉴定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就认定杨某的死亡是“医疗事故”，有失客观公正。对于个体医生张某来说，医疗事故是大忌，对其职业生涯将产生严重影响。由于调解人在调解过程中错误的认定、不公正行为和使用诱导性的语言，足以让张某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造成杨某死亡的原因，基于重大误解而与邓某达成赔偿协议。可以断定，张某在没有这种误解的情况下，绝不会作出这样的意思表示，并且在客观上给张某造成了较大损失。这符合重大误解在内容发生重大误解、与行为人意思相违背以及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三个构成要件。根据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因此，对张某与邓某达成的赔偿协议应当予以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