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公开较量，善于隐蔽斗争

《文萃》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政治性刊物,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过程中,它利用合法身份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民主进步人士的政治主张。但在正式出版不久,就受到了国民党社会局的注意,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有意破坏与阻挠,直至被国民党政府全面查禁。在这一过程中,《文萃》周刊通过与国民党的公开较量揭露了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本质和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内战,迫害民主人士,置人民于水火而不顾的种种罪恶与阴谋。当遭到破坏与阻挠后,它积极采取多种隐蔽的发行方法,以利于扩大在国统区的舆论影响。公开较量与隐蔽斗争始终相伴相随,这既是《文萃》在舆论宣传过程中所具有的一个特征,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民主进步杂志都多少具有的一个特征。

（一）公开的较量

对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混淆视听的行为,《文萃》与之展开公开斗争。1945年9月至11月,国民党在沦陷区的接收过程中妄想消灭共产党,同时又想推卸发动内战的责任。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质中共》一文,污蔑共产党“以兵争政”的政策引起了国家大乱,“破坏铁路,陷民生于困惑,争城争地,而使血肉横飞”[33],以此来混淆视听。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与大公报论国事一答大公报〈质中共〉一文》,义正辞严予以驳斥。文章揭露蒋介石命令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是欲“借敌伪之手消灭十八集团军”,强调“中共对于国内团结,不惜再三妥协的”,而国民党当局对于自己签字公布的会谈纪要却视同废纸,才导致了“国家大乱”[34]。那时上海一般民众,只能看到《大公报》而无法看到《新华日报》。《文萃》将两篇文章同时刊出,貌似不偏不倚,实际上起到了宣传党的声音,澄清大是大非的作用。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改变政协关于修改宪法草案的民主原则,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决议。《文萃》迅速转载了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和《驳蒋介石》以及《保卫政协决议》《论民主与独裁》等文章,一方面揭露国民党出尔反尔,撕毁政协决议的丑行；一方面也及时向人民敲响了警钟。同时,《文萃》还组织转载了一系列有关宪法的文章,探讨中国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一部宪法,指出国民党改变政协关于修改宪法草案民主原则的要害是维持其一党独裁统治。

对国民党破坏民主团结,镇压人民的暴行,《文萃》总是充分揭露。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呼吁和平入京请愿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上海党组织发动各界群众50000余人在北火车站广场开会欢送,会后进行反内战示威大游行。《文萃》及时发表了《反内战巨浪激动了上海》等文章。11月30日,上海5000多摊贩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在黄浦、老闸两区取缔摊贩和捕捉摊贩,包围黄浦、老闸区警察分局,遭到军警血腥镇压。《文萃》很快以《上海巴士底狱之围》为题做了详细报道。对上海学生抗议美国暴行大游行,工人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五·二〇”前后上海的学生爱国运动等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文萃》均及时做了或详或略的报道和反映,有的还配以极有说服力的评述。此外,还及时报道了昆明“一二·一惨案”、羊枣事件、重庆校场口事件、南通事件、“李公朴、闻一多惨案”、上海劝工大楼惨案、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等等。这一篇篇血的控诉和抗议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文萃》与国民党当局的公开较量。

对国民党肆意破坏新闻自由和查抄期刊的行为,《文萃》予以义正词严的回击。1946年7月20日,上海市警察局通知各报社不得代售未经由内部核准登记的刊物。《文萃》虽已核准登记,上海社会局于8月初调制的105种查禁书刊名单也未将《文萃》列上,但是国民党警察局查抄、没收书报摊上《文萃》周刊的事件却常有发生。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践踏民主、破坏自由的反动行径,《文萃》连续刊登有关启事、宣言和抗议文章。8月8日出版的42期上发表了主编黎澍署名的《略论搜查书报摊》一文,对国民党政府出动警察和宪兵查抄书报摊表示抗议。第43期又以封底半版篇幅刊登标题醒目的“本刊启事”,刊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社会局对《文萃》的公开批文,郑重声明：“本刊早经市党部核准先行发行”“且为依法申请登记有案之刊物”,表示希望不再有查抄没收之类的“误会”[35]。第44期发表《言论自由在今天》一文,指出查禁没收的进步杂志“大多数都曾依法办理手续”,但政府并未依法核准,“总是拖延时日,其责任在政府”[36],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破坏言论出版自由的丑恶行径。第51期刊登了沈钧儒、柳亚子、巴金、赵超构、许广平等39位知名人士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的呼吁书,又刊“上海杂志界联谊会致政协第三方面代表备忘录”,列举国民党特务查封、禁售、没收进步刊物的暴行。

（二）隐蔽的斗争

1947年2月末,国民党政府通知南京、上海、重庆中共代表团撤退后,文萃社本已着手做结束工作,编辑部的稿件、锌版、纸型剩余的合订本等等装箱后也被掩藏起来,主编黎澍也准备撤离上海前往香港。但为了配合上海党组织在上海的舆论宣传工作,中共上海局还是决定由上海局文委的姚溱同志继续接办。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和严厉查禁下,《文萃》周刊采用灵活多样的隐蔽方法,建立隐蔽发行渠道,在国统区群众中继续发挥了自身的舆论影响。这些隐蔽策略主要有以下八项。

一是采用“皮包编辑部”的流动办公方式。在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上海新闻出版界的重重压力下,《民主》《消息》等民主进步刊物相继被取缔、查禁、封闭。同年3月20日《文萃》被迫转入地下秘密出版发行,不设固定工作地点。主编陈子涛同志承担了约稿、审稿、编辑、校对、出版等一系列工作,夹着皮包,四处奔走,利用咖啡厅、公园的长椅,进行审稿工作[37]。文萃社以皮包编辑部的形式流动办公,既逃避了国民党特务对编辑部的破坏和查封,又使《文萃》的编辑工作坚持了下来,使《文萃》能在敌人的心脏地带继续发挥自己的舆论战斗作用。

二是改头换面,迷惑敌人。为了应付警察局的检查,《文萃》在版面设计上都做了改变。从1947年第73期起,刊物从16开的大开本改为32开的小册子。封面上也不再标有“文萃”字样,每期采用刊内一篇文章的题目作刊名。为便于读者识别,地下版第一期《论喝倒彩》的封面上印有“文萃丛刊”4个小字。在“告读者”栏内告诉读者：“从这期起,《文萃》在形式上有所改变了,这是一种书的形式而内容则仍旧是一本杂志。这种改变完全是为了适应发行的需要。”[38]此外,还在《文萃》丛刊第一辑页尾刊登的“青年知识”一文中指出：“这是一本青年对国际、国内、社会的认识和青年本身的生活、工作、学习等问题,都有详尽的分析和指导。现在已出版到第8期了,欢迎订阅。”这些表述给人第一印象是这本杂志与文萃社发行的《文萃》没有关系。此外,为了更易迷惑敌人,地下版《文萃》不断变换手法,有时署“文萃出版社,香港坚道二十号楼下”。从第4期起,连“文萃”的字样都不见了。尽管版面的改换和发行形式的变化只能蒙蔽敌人于一时,最终仍难免被敌人发现,但是《文萃》就是充分利用这短暂的“一时”,把刊物送到了读者手中。虽然小开本的《文萃》每一期都被敌人发现,但最快也要在正式发行的一个星期之后,有的甚至在一个月之后。当敌人获悉并采取查禁措施时,《文萃》已在许多国统区的读者中流传开了。

三是自办印刷厂,印制《文萃》。1947年1月11日、14日,上海警察局接连向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请示应否将《文萃》社和承印《文萃》的国光印书局查封,市府于1月23日分别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内政部请示,中宣部部长彭学沛2月14日电复：“……查封禁止出版品之出版机关一节,出版法并无明文规定,查兹宪法公布,尊重出版自由之际,应慎重办理”；内政部的答复,大意也是如此,假面具还不敢全部撕去。但查禁反查禁斗争的日趋白炽化,已无印刷厂敢承接印刷《文萃》。在此情况下,为了突破敌人的舆论封锁,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支持下,《文萃》周刊当时的编辑骆何民同志主动肩负起筹办印刷厂的任务,很快办起了友益印刷厂,由其兼任印刷厂经理,承印地下《文萃丛刊》[39]。自此,《文萃》杂志社有了自己的印刷厂,为《文萃》周刊的秘密发行提供了很大方便。

四是采用上门取书与送书上门相结合的方式。自1946年冬起,《文萃》的发行实际上已处于半秘密状态,不少报摊已不再将《文萃》陈列在外,遇有老主顾来询问,才到寄存在附近商店或厂家取来。有的报摊从业人员则直接将《文萃》送到熟悉的读者家里、厂里、店里,有的让读者直接上门购买《文萃》,以此对抗国民党当局查禁。

五是设立“书报代办部”,推出委托代购服务。1947年1月,各城市的反蒋反美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国共谈判已陷破裂,白色恐怖日益加剧,不少外地读者来信反映当地买不到进步书籍、杂志,有的提出委托代购的请求。在这些来信的启发下,考虑到今后的发行需要,文萃社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为读者提供进步书刊的委托代购服务。在1947年2月6日出版的《文萃》周刊第2年第19期刊登“为文萃读者服务,本社设书报代办部”的简则,“接受各地读者委托代购一切书籍杂志”,并预订户八折、非订户九折的优待。为了适应国民党的查禁,从《文萃丛刊》第1期开始,原本的订阅办法中也增加了一条,即“本刊订户,得委托本社书报代办部办理一切代办书报事务,并享受其一切优待权利。”到《文萃丛刊》第4期时（1947年5月5日）,订阅办法又做了调整,将“委托本社书报代办部办理”改为“国内读者订阅,请函上海邮政信箱一三一八号”。这是由于此时文萃社已经被国民党当局查禁,文萃社也已搬离原来的社址——福州路89号。这一期的文萃社改名为“文萃出版社”,社址变为“香港坚道二十号楼下”,并将国内通信处改为上海1318号邮箱。这样就让国民党误认为该杂志是在香港办刊,并从香港流入上海。

六是成立人人书报社,组建发行网。为了保证《文萃》的发行,在上海地下党的支持下,1947年4月,吴承德与汪震宇在北四川路仁智里155号创办人人书报社,下设报摊发行部,由参加人人书报社的中共报摊支部的同志组成报摊发行组,利用公开经营的《人人周刊》《时与文》《观察》《大众呼声》《越剧大戏考》等其他书报掩护《文萃丛刊》的发行工作。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文萃社与上海120多个报摊销售点建立了联系,并通过其中的8个书报摊分发《文萃》,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发行网,实现了《文萃》周刊在报摊点的直销,确保《文萃》能够及时送到广大国统区读者手中。

七是采用集体订阅方式,买十赠一。《文萃》改为秘密发行后,为提高发行效率,根据多数读者的意见,文萃社采取了集体订阅的办法。把在上海或者外地的读者以20或30人分为一组,按期由某一位读者向文萃社领取刊物若干本,义务地分别代为转到其他读者手中,就像是文萃社的分销处。这种做法具有安全易行的优点。此外,还有5点好处。一是可以免去邮寄麻烦避免遗失,并可节省邮费,减轻负担；二是读者们之间可以有机会相互认识接近,对刊物集体讨论,贡献意见解除个人不明了的疑问；三是读者还可代为推销,有助增加销量；四是使不愿长期订阅的读者,可以免除另行购买的不便；五是可以启发更多的人认识,加强每个人的信心,对民主事业也有所助益。所以在《文萃丛刊》的发行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如此,文萃社还决定给予集体订阅以优待。《文萃丛刊》在第2期刊登的优惠办法是“凡集体订阅十份的,除了可以享受八折优待以外,我们只收九份的价钱,其余一份由本刊赠送,以示优待。并且集体订阅的订户还可以享受本刊直接订户之一切优待办法,如书报代办部之优待等。”[40]

八是将发行工作转移至装订作里。国民党当局一直对进步出版物进行迫害、摧残,经常查抄书店,查禁、取缔进步书刊。1946年5月以后,迫害更形加剧,7月开始上海的《周报》《民主》《昌言》等进步杂志相继勒令停刊,《文萃》周刊也经常被查抄、没收。这些都严重影响到了《文萃》的发行。为了保证发行工作的安全,提高发行效率,文萃社把发行工作从社里移到装订作里。每期发行前,经理部都将准备工作做好,刊物出版之日大家一起帮装订作点数、卷封、包扎、贴“贴头”,使发行工作在一天之内就全部解决。

正是因为《文萃》周刊采取了以上隐蔽编辑和隐蔽发行的手段,才使得文萃能在敌人严密的查禁中获得较长时间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