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培养理论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社会的暴力和犯罪问题十分严重，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就是在该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开始的。培养理论中的两个重要的延伸概念是“主流化”和“共鸣”。
培养理论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社会的暴力和犯罪问题十分严重，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就是在该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开始的。
培养理论的基本假设是：长时间收看电视的人，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更加接近于电视所呈现的景象，即电视通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了电视观众的“现实观”与“社会观”(7)。
格伯纳等认为，对观众受电视的影响的关注是由电视在美国文化中空前的中心地位所致(8)。他们假定，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塑造了一个公众的象征环境，将不同的社区束缚在一起，使人们社会化并规范其角色和行为。他们比较了电视的力量和宗教的力量，认为电视在现代社会的地位相当于过去的宗教。
培养理论中的两个重要的延伸概念是“主流化”和“共鸣”。“主流化”是指“观看电视可能会吸收或忽略观察角度和行为方式的区别，这些差异来源于社会、文化及人口统计学上的影响。这反映出不同观点的同质化以及分散的观众之间的聚合”(9)。“共鸣”是为了解释不同群体的观众中培养效果的差异而提出的另一个概念，指的是“对于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有着相关经历的观众，观看电视产生的效果将会格外显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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