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唐）徐彦撰

宋刻元修本。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三至二十八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存七卷（卷一至七）。

徐彦，行实无考，《四库全书总目》推测其为唐末人。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及《春秋》经文，在《汉书·艺文志》中均各自著录，表明其在汉时《春秋》经文与三传均各自单行。将《春秋左氏传》附于《春秋》经文之下者，乃晋杜预为《春秋》经及《左氏传》作集解时所为。而将《公羊传》附在《春秋》经文之下者，虽不能肯定是何人，但考之何休《公羊传解诂》，仍只是释《传》，而不释《经》；《熹平石经》残字《公羊传》，亦只是《传》文，而绝无《经》文，可知汉末仍《经》、《传》单行，因而《四库全书总目》推测合《传》于《经》文之下者，乃徐彦为《春秋公羊传》作疏时所为。

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中引宋王应麟《玉海》谓：“至道二年（996），判监李至请命李沆、杜镐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传，及别纂《孝经》、《论语》、《尔雅》正义，从之。咸平三年（1000）三月癸巳，命祭酒邢昺代领其事，杜镐、李维、孙奭、李慕清、王焕、崔偓佺、刘士元预其事，凡贾公彦《周礼》、《仪礼》疏各五十卷、《公羊疏》三十卷、杨士勋《穀梁传》十二卷，皆校旧本而成之。”“四年（1001）九月丁亥以献，赐宴国子监，进秩有差。十月九日，命杭州刻板”。即是说，《春秋公羊疏》在宋代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四年国子监下杭州所刻之本。

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中还称：“案北宋刊诸经疏存于今者，临清徐氏有《周易正义》、日本枫山官库有《尚书正义》、竹添氏有南宋覆《毛诗正义》、近藤氏有影写《左传正义》。此外，如《仪礼》、《公羊》、《尔雅》三疏，世亦有南宋覆刊之本。其行款则除《易疏》未见外，《书疏》每行二十四字，《毛诗》与《左传》疏每行二十五字，《仪礼疏》二十七字，《公羊》二十三字至二十八字，《尔雅疏》三十字，皆半叶十五行，此亦六朝以来义疏旧式也。”今以此本与王国维所著录者加以核对，则此本《春秋公羊疏》确是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三至二十八字不等，因知其当为南宋覆刻之本。

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下又称：“明黄佐《南雍志·经籍考》所载旧板有《周易注疏》十三卷、《仪礼注疏》五十卷、《春秋正义》三十六卷、《春秋公羊传疏》三十卷、《春秋穀梁传疏》十二卷、《尔雅注疏》十卷。虽其名或称《正义》，或称《疏》，或称《注疏》，然其卷数皆与北宋单疏合，而与南雍十行注疏不合，当即南宋所刊单疏旧板，以其板久阙不印。又明人但知有注疏，不知有单疏，故即以注疏目之。证以《尔雅疏》，事甚明白。”“以此推之，则《南雍志》之《周易》、《仪礼》、《三传》诸疏，卷数同于单疏而不同于注疏者，即南宋监本单疏，盖可识矣。”以王氏意见考察此本《春秋公羊疏》，其为南宋监本可能性很大。且考书中“隐将让乎桓”、“桓元年春”、“桓二年”、“桓二年秋”、“桓三年”、“桓十二年”、“桓十八年”、“桓能自复戎，与桓同好”、“桓公震而矜之”、“桓公忽忘武备”等句中的“桓”字，均缺末笔，表明其回避北宋末帝赵桓御名之讳，而“屈完是也”中的“完”字亦缺末笔，表明赵桓的嫌名之讳也已回避，这种现象说明此书之刻必已进入南宋。而书中“许慎”的“慎”字则不缺末笔，表明南宋孝宗赵眘的嫌名之讳尚不回避，说明此书之刻还未届孝宗朝。这就更增加了其为南宋监本的可能性。此本无藏书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