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出版集团的研究逐步深入

2010年，我国出版业的集团化已经走过十年历程，对于出版集团的研究也逐渐深入。贺永祥认为，出版资源已经呈现出向媒介形态先进的地方、对出版改革有政策倾斜的地方、品牌价值凸显的地方、资本平台有优势的地方和创意人才聚集的地方流动的规律。就产业基本同质的出版集团来说，谁能把握出版资源流动规律，谁就能在竞争和发展中脱颖而出[37]。陈昕认为，出版集团上市热潮是中国出版产业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出版集团改善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迅速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38]。唐圣平认为，在全球出版时代，制定自己的国际化战略以应对全球出版时代的竞争，是国内出版集团的首要任务[39]。李红强、刘益、刘寿先则通过对国际出版集团的研究，阐述长期发展战略对我国出版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的启示，以期对我国出版传媒集团的战略设计、发展布局以及内部结构提供借鉴[40]。

上市与重组，是近两年出版集团发展中最为热切的课题。周正兵分离了出版企业上市呈现出的以仓促上市、为融资而融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等为特征的“羊群效应”，并提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三点建议：一要深化改革，破除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二是做好产业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生态；三是理性对待企业上市[41]。唐溯以2006～2010年为研究时段，重点对其中5家出版企业（包括4家A股及1家H股企业）的市场表现及经营绩效进行实证研究，认为上市促使出版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现战略转型，市场化进程加速；出版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融投资功能，推进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较快发展[42]。朱沈华认为，出版集团对其子公司或某一出版社进行股份制改造，依托发行集团或出版集团大股东，整合数字出版等高新技术资源，或者创造新的经济商业模式，然后通过创业板上市就相对容易得多[43]。

以资源重组实现出版规模的扩张和效益的增长，进而促进出版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出版产业升级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破解出版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重要手段。周正兵分析了2009年出版企业重组中“重强弱重组，轻强强重组”、“重存量重组，轻增量重组”、“重资产重组，轻业务重组”等几个特征，认为重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层面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化、服务形式的人性化、阅读方式的数字化等5个方面的新变化，要着力推动出版产业实现数字化战略转型，加快生产方式、传播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管理方式4个转变[44]。张新华分析了中国出版业的制度变迁呈现出4个基本特征：在历程上先后经历了增量发展、结构优化和体制改革等三个阶段；在主体上呈现出以出版机构为主导的诱致性变革和以国家为主导的强制性变革相结合的特点；在模式上中国出版业选择了供给主导型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在路径上中国出版业制度依照变迁成本高低进行连续的边际调整[45]。贺耀敏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出版业的冲击和影响以及对促进出版业在调整产业发展方向、转变产业形态结构方面将带来的新变化、新机遇[46]。姚永春认为金融危机增加了我国出版业国际化的机会，提高了出版企业的国际化能力，出版产业的业态变革为我国出版企业国际化提供了新的进入策略[47]。周正兵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产业政策演变的历史、形成机制及实现途径，并基于买方市场环境分析了出版产业政策调整的趋势、路径[48]。王关义结合我国出版业体制变革的实际，在分析出版业战略转型的基础上，对出版业产业素质升级的思路和对策进行初步探讨[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