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对“文化”的定义受历史、政治、社会、文化语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语境下，“文化”具有不同的意味。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在中国古代语言系统中，“文”与“化”最初不是并举使用，而具有各自的意义。“文”的本义是各色交错的纹理，具体指动物身上的纹理，器物上的纹样，以及各种事物的颜色混杂在一起，如“物相杂，故曰文”（《易·系辞下》），“五色成文而不乱”（《礼记·乐记》）。在《说文解字》中，对“文”的解释是“错画也，象交文”。在此基础上，“文”字被赋予了多重引申义。“文”能够指代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籍、礼乐制度等。如《尚书·序》在记录伏羲画八卦，造书契时，提到“由是文籍生焉”。此后，因其“纹理交错”之义，“文”字又进一步被发展出修饰、人为修养的意思，并与“质”和“实”相对应。如《尚书·舜典》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则写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外，“文”还具有美德、善行之义，郑玄在对《礼记·乐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进行注释时，提出“文犹美也，善也”。
“化”的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主要指事物物质形态的生成与改变，如《庄子·逍遥游》中的“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易·系辞下》所载的“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在此基础上，“化”渐渐导引出更为抽象的教行迁善之义，如《礼记·中庸》中的“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文”与“化”的并联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的《易·贲卦·象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治国者须观察人伦社会规律，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而最早将“文化”合二为一使用，则出现在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中，“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时的“文化”与武威对举，基本含义为文治教化。由是观之，在古代汉语语境下，“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以道德观念、礼法制度、伦理秩序等来教化民众，从而使民众内在道德修养得以提升与完善。
文化一词在英语中写作Culture，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本义是种植、培养、饲养家畜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古罗马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与演讲家西塞罗曾经提出“cultura animi”（cultivation of the soul），意思是灵魂的培养，最早将culture一词的运用与农业生产相分离，使其具有了精神修养的含义。但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culture一词在西方仍然是作为与农业相关的概念被提出与运用。直到17世纪的欧洲，culture才被广泛地赋予了教化的意味，具体指个体的人通过教育得到提升与完善。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出，即“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作为社会一分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成绩。”[1]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强调了文化是人的有目的活动的结果，是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纵向上涵盖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及其结果，横向上包括了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各方面。此后，不同学者与理论家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加以言述，目前关于文化的定义已多达200种。
从文化的涵盖范围来界定文化，文化可以分为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这也是我国文化观上的传统与主流。
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即人们在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以及社会的风土人情、习俗、风尚等一切“人化”的事物。[2]中外不少学者都持类似的观点，波兰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并且包括社会现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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