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娱乐节目的概念

娱乐是人本能的需要，其本质是人喜怒哀乐的表达，思想信息的传递，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娱乐是人的内在需要，也是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不同的哲学家、思想家、美学家都有许多关于人生与游戏、娱乐的论述，他们分别从自己的思想观念、人生理想表达对于娱乐意义的认识，回答娱乐是什么的问题。

在中国，关于“娱乐”历来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不同思想流派代表人物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老子把“乐”看成是虚无的“妙”，《老子》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里的“妙”是出自“天道”的人生之乐，“天道”出自自然，故“妙”也归于自然，老子的“妙”包含了对艺术与自然享受的人生之乐。庄子在《庄子·天道》中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认为“天人合一”即为“乐”，而且是大乐，是“至美至乐”，这是娱乐的内容与形式，也是人生之乐的最好境界。

孔子对人生之“乐”的看法与阐释同老庄不同，也提出了很著名的论述，就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乐”出自于每个人的道德与品性，并且要求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乐”是很现实的、与社会道德相符的、有节制的“乐”。孔子强调的“乐”是“礼”的重要手段，是实现仁学理想、仁爱治国的重要途径。荀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乐”的思想，《荀子·乐论》中提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荀子的“乐”显然更符合现代人对于娱乐的理解。

在西方，不同的哲学家、思想家对于游戏与娱乐也有各自不同的论述与阐释。游戏与娱乐从古希腊时期就被重视，但真正进入理论视野自康德开始，1790年《判断力批判》中对娱乐之游戏被界定为“无功利的内在自由生命活动”，康德把艺术与娱乐（游戏）结合起来，认为游戏是艺术产生的根源。1795年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吸收斯宾塞、谷鲁斯“剩余精力说”内核，指出审美游戏可以弥合科技对人性的分裂，即“人在游戏时才是完整的人”。他认为，游戏是人“摆脱一定的外在需求的自由活动”。 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也曾说，人类在完成了维持和延续生命的主要使命之后，尚有剩余的精力存在，这种剩余精力的释放，主要是娱乐。德国艺术哲学家朗格为游戏（娱乐）下了“游戏是人的任何自觉自愿的活动，它能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一种与实际利益无关的乐趣”的定义。^[1]在朗格看来，游戏就是游戏，游戏的目的就是活动本身的目的，是与其他追求外在的利益无关的。英国艺术学家科林伍德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娱乐是以不干预实际生活的方式释放情感的一种方法”。^[2]

娱乐最本质的内涵就是把游戏与美感相结合。娱乐可以缓解与松弛人类紧张的身心，对强制性的劳动进行调节和补充，使人的身心保持平衡，是成全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途径。娱乐，可以找回人生的价值和快乐，获取精神世界的轻松、愉悦。电视作为一种现代大众传媒，本身具有鲜明的通俗性和消费性等大众文化传播特征，观众通过收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获取信息，舒展身心，获得休憩与娱乐享受。关于电视与娱乐的关系，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其《娱乐至死》一书中这样写到“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形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他指出“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