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非政府力量参与应急

突发事件往往是一个波及全社会的事件，除了政府各个部门的参加和投入之外，非政府组织、大众媒体和社会公众等社会力量也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可依赖的重要源泉。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开放、分权和多中心治理的社会，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政府在进行突发事件管理时要学会和非政府力量合作，而不是一味地将所有事情揽到自己身上。通过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应急事务，形成全民参与、共同战胜危机的局面，从而实现政府功能和社会功能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提高危机管理的效率。

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具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性，一方面它可以起到很好地联系、沟通政府和群众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是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解压阀、突发事件到来的预警器。其非官方的性质赋予了其在公众中的亲和力，在突发事件救助中更容易得到公众的积极响应和配合，而政府也可以从矛盾的焦点和旋涡中脱身，更好地进行全局性的指挥和调度。伴随着社会开放与文明程度的提升，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越来越强，因而政府应该注意因势利导地多培育各类与国际性专业组织和国际志愿者组织接轨的组织形式，发挥现有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的作用，指导他们开展活动，扩大他们在危机管理参与中的空间与渠道，使之在社会治理中扮演应有的角色。

实践证明，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大众媒体不应该、也不可能被排斥在危机管理之外，这是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大众媒体在危机管理中，扮演着多种角色。首先，它是社会风险的预警者，可以及时监视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潜在因素，给公众和政府敲响警钟。其次，它是社会舆论的导向者，可以借助自身传播的优势表达公众的意愿，也可以及时宣传和解释政府行为，引导公众理解和支持政府的行动，从而正确塑造社会舆论。2003年“SARS”疫情暴发初期，大众传媒集体失语，社会舆论以“传闻”形式迅速蔓延就是很好的例证。再次，它是社会互动的沟通者，可以作为政府和公众的代言人，沟通信息、疏导不良的情绪。最后，它是危机信息的把关者，即大众媒体除了有权利和义务将突发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时、准确、全面、公正地告之公众外，还必须清醒地把握好突发事件的传播程度、视角、态度等。如果大众媒体在危机事件的宣传报道中处理不当，则不但不能化解危机，而且还可能成为危机发生的“助燃剂”，对危机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大众媒体在充分发挥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桥梁作用的同时，一定得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此，有必要在危机传播中辅之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的方式，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政府、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政府或部门回答提问，从而在突发事件中重塑传播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当面临突发事件时，作为公民的普通大众除了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之外，还应该认真地思考我们自己能够为克服危机做什么，如何使整个社会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的家庭主妇们纷纷拿出自己的金戒指和耳环兑换成韩元，以支持政府，不至于让韩国陷入经济崩溃的边缘，像这种体现公民强烈信念感和责任感的情况在中国比较少见，在中国更多地看到的是抢购，赶紧尽可能地占有稀缺资源。在灾难面前，部分人的自私性暴露无遗。在现代社会，公民不仅要讲个人利益，而且要保护公共利益，这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真正的公民在面对社会事务时，是能够超越个人利害而有所担当的。如果把民族看成一条船，国家政权就是船员，公民则是乘客，在平稳航行的时候，乘客很难意识到他与船员及船的关系，只有在遇到狂风大浪的时候，相互才会感受到生死与共的本质含义。[2]因此，面对危机，每一个公民都应该积极地响应政府的号召参与救援，同时要树立国家与民族的观念，养成舍己就义、勇担风险的公共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