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理论依据

(一)市场失灵理论

首先，市场不能向社会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由于公共物品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特征，这就导致在公共物品的消费方面“人人都希望别人出钱，自己免费搭车”的现象普遍存在，因而对这类公共物品就难以进行私人经营，因为它无法获得市场定价，这就意味着公共物品无法通过市场体系获得有效的供给。其次，市场无法解决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问题。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体的生产或消费行为增加了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的福利，而行为者却无法通过市场得到相应补偿;另一方面，某一社会主体的生产或消费行为造成其他主体或个人的福利损失，行为者却没有为此付出成本或进行补偿。此外，在市场经营中，由于市场供需的不完全一致或不平衡性，还存在着由供需矛盾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这种“市场失灵”表现为购买力较弱的群体的需求往往被市场忽视，从而形成了市场在保证社会公正性方面的失灵[1]。

(二)政府失灵理论

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干预行为来调节市场机制。早在20世纪初期，西方各国政府就采取了干预措施，逐步强化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并以此作为市场机制的补充。20世纪30年代，英国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美国实施的“罗斯福新政”，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力例证。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有力地保证了各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稳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缺陷，纠正了市场失灵。然而，政府本身的行为也有其内在局限性。政府无法提供最全面和最完整的服务来满足社会公众日趋多元个性化的需求，尤其是危机事件发生后，在没有明确制度规范的情况下，由于官僚机构等级科层制的惰性，政府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客观真实的信息公之于众，无法集中所有的社会资源并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处置，这样容易造成社会公众对危机事件本身的恐慌，引发谣言和社会动荡，影响政府动员结果和目标，也就是说，政府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形成的较大落差反映出政府动员在危机事件处理中的缺陷，需要社会动员发挥作用。

(三)公民社会的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在政府、市场和民间社会三分法基础上的公民社会概念日益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普遍接受并广泛流行。按照这种理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市场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在这一领域，公民们可以组织起来追求个人或者群体的行为目标。公民社会将人们从国家和市场的超强控制与统治中解脱出来，主张建立自治、自主、自律性的社会组织，从而形成国家、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后，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者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者与政府机构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由公民社会独自行使或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不再是以政府为中心的、等级制的、命令式的统治，而是多中心的、自主地、合作管理的治理与善治。

(四)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展壮大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一方面，良好的社会资本可以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培养人们形成积极合作的习惯。而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合作则是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方式。在危机状态下，良好的社会资本也能提高非政府公共组织吸纳志愿者的便利性，使不同社会身份的志愿者在危机应对中更有效地合作。总之，非政府公共组织要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必须以良好的社会资本为前提。另一方面，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对于社会资本的提高，也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如上所述，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效果依赖于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总量。而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能动性决定了它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不仅依赖于社会资本，也培养、增进着社会资本。非政府公共组织以志愿求公益的核心理念把不同社会身份的人聚集起来，使他们在参与危机应对的过程中相互合作，建立彼此的信任，形成自组织的网络关系。此时社会资本并不局限于非政府公共组织内部的成员之间，它还使非政府公共组织成员与危机受害者、政府官员、媒体记者形成良好的信任合作关系，进而社会资本得到进一步的扩展，整个社会的团结性和向心力也因为公众通过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而得到增强。由此可见，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作用，需要借助社会资本;而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又反过来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