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级集体经济的培育与发展

温　曼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避免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广大农村实行了传统的集体经济制度^[1]即人民公社体制。但由于该制度设计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影响，劳动效率极其低下，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产出，一度危及农村的稳定和国家安危。20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使“去集体化”成为塑造市场理性的主要观点。“要集体化”还是“去集体化”的争论，最终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十七届三中全会被准确表述。在这一体制中，本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在改革中似乎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后来的农村经济发展实践中，对“分”的强调虽然释放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但与此同时，对“统”的过于忽视却使得家庭分散小规模经营的弊端日益凸显。伴随农村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统一经营的弱化使原子化的小农被推进了波涛汹涌的市场大潮中，毫无保护的小农户在与市场的博弈中很快沦为弱势群体。影响更加突出的是，日渐消解和孱弱的集体经济在村庄治理方面遭遇了乡村公共性丧失，公益事业无人问津，公共设施管护真空，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留守妇女和儿童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使村民自治因无经济支撑无力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与此同时，一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起来的农村所呈现的村民安居乐业与若干集体经济“空壳村”的乡村衰败现象形成鲜明对比。据估计，除了因坚持集体经济而闻名的十大名村外^[2]，全国尚有7 000个大队仍然坚持集体经济性质^[3]，后起的南强、周家庄、广东崖口，乃至云南的季官、大营街等社区，都因发展集体经济，使自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但由于受到认识上的限制，这些具有标杆意义的村庄，并没有得到客观的研究甚至重视。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具体表现为农业发展模式滞后，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等现象。党中央提出的“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是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的内在要求”，为我们解决农户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找到了突破口，为农民市民化过程找到了缓冲带，那就是通过发展和振兴农村集体经济来有效聚合万千分散的小农户，从而达到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提高农民市场交易地位，有序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之目的，这才是统一经营层的实至名归。

玉溪市红塔区是玉溪市委、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和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处于滇中城市经济圈中心地带，既是全省的重点，也是全市的主体。1983年玉溪撤县建市以后，红塔区一直处在城镇化进程中，近年来新型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后，村改居、村落社区化、治理转型、农民市民化、征地拆迁、发展集体经济等难题与城市建设、工业发展、市场活力培育、城乡统筹发展等重任偕同共生。中卫社区位于红塔区西北部，玉溪大河畔，土地面积2.3万平方公里，辖中卫、大河边、徐百户屯、张村等4个自然村，9个居民小组，现有农户1 409户、4 150人。中卫，因抗战时期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及其学生张之毅的“云南三村”实地调查成果“云南三村”著作之《玉村农业与工商业》而名声大噪。作为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大的内地乡村类型，中卫与禄村、易村、江村被视为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整体样本。受工业化和城镇化处于高速发展期的影响，中卫村集体资产面临着较高的流动性，主要原因来自于征地，目前仅剩余410亩土地。得益于征地补偿集体提留和预留发展用地项目经营，中卫社区的集体经济收入从1991年的550.18万元，发展到2015年的140 51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