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各地主的职业特点

成都平原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农业耕作区之一，地权结构十分复杂，私有的土地所有者分为大地主、中小地主和自耕农。除了拥有土地以外，一些人还从事其他职业，根据地主的居住处所，可分为“乡居地主”和“不在地主”。乡居地主被称为“旧地主”，不在地主中新崛起的地主则被称为“新地主”，而军人地主成为“新地主”的主要来源。尽管土地有集中的趋势，但中小地主数量仍然不少。所以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地权特点是土地集中与土地分散并存，特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并存，不在地主与乡居地主并存。不在地主的户数虽然少于乡居地主，但其占田量远大于乡居地主。因占田规模不同，社会背景各异，生活境遇相差很大。特大地主位高权重，主要由其管事或代理人与佃户发生关系。而小地主生活窘迫，尚不如某些佃农。

有田地不自耕而出租者，谓之地主。成都平原的地权分布存在两个极端：一是地权分布零散，所以中小地主很多；二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大地主不少。

我国因为多子继承的缘故，土地所有权分割极为普遍，通常拥有三五十亩土地的人，四川人称之为“绅粮”，而小于此数者，比比皆是；甚至有的佃户须由六个地主租得田地，才能满足其全家的经营。“其生活之苦，亦可推知，往往又远不如佃农者，以其所有土地不敷自己经营，或无相当之资本与劳力为之经营，故不得不出租也。”^[1]同时，四川在防区时代，因苛捐杂税，都出自土地，所以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大小军阀，争置田产，政客商人亦起而效尤，各县收入可靠的膏腴沃土，一时颇有集中的趋势。据统计，最大的地主有田达三万亩以上者，普通有一二千亩至四五千亩者，若干县份，都大有人在。所以，成都平原的地主，既有几千、几万亩的特大地主，也有几十亩甚至几亩的小地主。据吕平登估计，成都平原地主以7%～8%的数量，占田70%～80%，可见川西土地高度集中之状况；自耕农、半自耕农合计有22%～33%，占田则有23%～24%；佃农则有70%～82%，租种的田地占60%～80%。这是因为“川西水利优良，田地质佳，又以附近成都省会之故，故多集中于军阀官僚之手。但川西以商品农业经营发达之故，中小地主多种烟叶、甘蔗、西瓜、蔬菜，利润既厚，可维持其经济力，故自耕农半自耕农尚占田百分之二十四”^[2]。

地主有大有小，有富贵有贫贱，他们之所以成为地主的原因不同，其境况的逆顺也有很大差异，要了解地主的结构，就必须先了解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成都平原的地主成因及其职业关系极为复杂。

郭汉鸣、孟光宇将地主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极小地主以土地太小，不能安于耕作，势必将之出租，而另操他业。（二）大地主兼营工商。（三）军阀政客所购置产业。（四）社会各界皆视土地为安稳之投资，虽操他业亦愿置田产；其原有田产而另操他业者，亦不愿脱售其土地。（五）中等地主纯依收租，不足维持其家生活。川乡因力价太贵，有‘绅粮三十石，不如一条扁担’之谚。故必兼操其他各业。据统计各业地主，军商两界各占三十分之一弱；政工两界各占二十五分之一上下；学界占百分之二强；团体所占百分之三强。大部分以农业为主，占百分之四十一强。此皆为中小地主及地主兼自耕者。其实大地主之职业，颇难确切，以其每为多方面之人物，彼等有时为收租者兼商人高利贷者；甚至亦为行政官吏或大小军人，城市商人可兼为大地主，在乡地主又可兼为城市商人，而地主兼商人又可变为地主商人兼官吏，同时若干官吏兼商人亦可变成商人兼地主。”^[3]（见表4－1）：

表4－1　各县地主职业分析表

资料来源：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第147～150页。

从表4－1中，可看出军、政、工、农、商、学、医、团体、绅粮各界都有投资土地者加入地主的行列。其中，商界、学界和士绅占的比例较大。商界占17．5%，学界占2．6%，士绅占9．8%，军界人士占4．1%，比全省其他地区军人占地比例高出两个百分点。这些人多数不住在乡村，而是住在省城；专门“靠租吃饭”的绅粮、商业地主大多居住在县城，中小地主多居乡场。据统计，居住在大都市及外县的地主，约占5%弱，以居乡者为最多，占半数强；次为县城内居住者，接近四分之一；再次为居场镇者，约占六分之一强。成都平原与全省情况基本一致，但居住在大都市的地主比例比四川省的平均水平高，约占地主总人数的9．6%，乡居地主占46．9%。也就是说，近半数的地主居住在乡下，而大半的地主不居住在乡下，不在地主的比例比四川省总体水平高，达到53．1%。（见表4－2）

表4－2　各县地主住址调查表

资料来源：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第151～155页。

从上面的两表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成都平原地主的成分非常复杂，有军人兼地主，商人兼地主，学人兼地主，以及商人和高利贷者兼地主兼军人，总之，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为了更方便地了解该区域地主的构成情况，我们以地主的居住地来划分，可以将地主分为“乡居地主”^[4]和“不在地主”^[5]两部分。这两部分地主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又有学者分别称呼他们为“旧地主”和“新地主”^[6]。

旧地主，即所谓收租地主，就是乡村所称的“土老肥”，呈日渐没落之势。没落的原因很多，最明显的是民初以来军阀混战带给这些土地所有者的税捐负担^[7]，使他们的收租所入还粮付税后生活都成问题，在巨大的压力下难以自为，所以不得不出卖土地。不过正如陈翰笙所言：“赋税繁重并不能使地主阶级趋于崩溃，而只是驱孱弱无力的旧地主速就灭亡，新兴的地主于以产生。^[8]”成都平原在民国建立以后的十几年，年年混战，乡村里受不住重重压力的土地所有者只能卖田弃地，于是田地大批转入另一批有钱有势的人士手中，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新地主”。

对于这些新地主而言，土地只是一种预备产业，土地对于他们是一种辅助收入。正因为他们不是靠收租维生，所以他们居住在离土地较远的城市或遥远的他县他乡。这种不在地主在成都平原十分普遍，陈太先曾对成都华阳67个地方做过调查，共1285个土地所有者，除去自耕农275个以外，其余1010个地主中，有609个不是远住他乡，就是住在成都市内，占地主总人数的61%强。（见表4－3）

表4－3　成都、华阳1285户土地所有者分析（1937年）

资料来源：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1938年冬，（中国台湾地区）地政研究所资料，第32469页。

但是，根据1950年11月中共温江县委汇集的全县有关业主的出租田地和押租登记情况，可以看出不在地主在温江县的户数所占比例不到半数，但他们占有田地的面积却在半数以上。（见表4－4）

从表4－4显示的业主属地信息，我们如果将温江专区各属县以上业主作为不在地主^[9]，而属县以下的业主作为乡居地主^[10]，就可以看出，不在地主的户数占全部户数的22．7%（包括外省、属行署、属专区、属县），乡居地主的占77．3%。从户数上看，乡居地主仍占多数，与郭氏和孟氏的结论相近，与陈氏的调查有出入，但在占地的问题上，三者是一致的。不在地主占地达60．95%，乡居地主只占39．05%，特别是成都市的业主，以占6．84%的户数，占地33．04%，可见成都市是不在地主主要居住的地方。

以上三个调查资料充分证明，成都平原地主结构的特点是特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并存，不在地主与乡居地主并存，但不在地主占田量远远大于乡居地主。

这些不在地主，大都是多重身份的人物，他们是收租者、商人、高利贷者、官员、教员、宗教人士等等。这样，地主可以变成地主兼商人，许多的地主兼商人又可以变成地主商人兼官吏。同样官吏兼商人可以变成商人兼地主。在温江县城，陈太先也作过一次调查统计，资本较大的商店100家中田地在10亩以上者达60家。（见表4－5）

表4－5　温江县城商家土地资产表（1938年）

资料来源：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1938年冬，（中国台湾地区）地政研究所资料，第32470页。

由于拥有土地存在缴纳土地税的问题，所以陈太先的调查还引起了温江商会一些会员的恐慌，他们向陈去函再三解释：“查温江地处边隅，商业萧条，不及五百元资本者甚多，更兼近年停门倒闭者已属不少。现在营业均系小贸营生，未敢以言商业。用特叙明，以资查考。”^[11]这些商人是怕增加其捐税负担，而以多报少，以有报无，可以想见，表4－5的数字还应有所扩大。

在不在地主的行列中，军人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四川的军人总是带一点土气，刮老百姓几个钱多是购房置产买土地。固然他们也知道往外国银行存款，但总以为存款在外国银行还没有置买些不动产妥当。因为就是自己打败仗退走或是下台，但上台的也都是同族和同学，大家争的是地盘，私人的财产彼此谁都念旧谊而要保护的。”^[12]更何况成都平原的田地，收成绝对可靠；再加之有负不起税捐的旧地主、中小农在廉价售地，于是新兴的军阀纷纷在成都平原购买土地。特别是成都平原的郫县、温江等地，由于土地肥沃，旱涝保收，土地几乎被各类军阀所垄断。“离成都四五十里地的郫县，有田三十四万多亩，但二十多万亩的田地是操在地主手里，小地主多为本地的土著。但大地主则为川军中的旅长以上的军官，这些军官在混战中发了财的也不少，他们都来郫县、温江、新津等处买地得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成都，收租容易，而且收成绝对可靠。如刘存厚、曾南夫、黄逸民、白驹等军师长，在郫县，每人都有田地三千亩以上。就他们以下的旅团长，也有百亩千亩的很多。”^[13]在新都“熟悉该县情形者言，地主中之五六人即占有该县沃田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地主户数虽少，其所有田地则占最大多数”^[14]。成都情形也相差不多，据1938年《二十六年度四川合作金融年鉴》载：“全县约十九万二千亩，农民成分大多数是佃农……即以千亩以上之粮户合计之，约占全部土地的十分之一。如昭觉寺有田二千余亩，文殊院、天主堂各有千余亩。至于私人所有者如胡太和有四千余亩，吴佐、邓和（过去之师长）各有二千余亩，吴晋寄及某军长等各有千余亩。”^[15]其他零星记载见表4－6：

表4－6　新繁、新都、郫县、彭县、德阳、广汉等县最大土地占有者拥有土地情况

资料来源：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1938年冬，（中国台湾地区）地政研究所资料，第32474页。

陈太先曾做了一个对成都县第一区1～4四个联保内的土地校对册，发现了几个知名军人所占田地的情况。（见表4－7）

表4－7　成都县第一区1～4四个联保百亩以上的地主

资料来源：同表4－6。

1950年减租退押时，四川几位起义的川军将领邓锡侯、潘文华、熊克武等向人民政府自报出租田地及押金，参加减租退押运动。他们自报的数目见表4－8：

表4－8　邓锡侯、潘文华、熊克武自报田地出租数目

资料来源：根据《邓锡侯、潘文华、熊克武业主自报出租田地押金登记表》整理编制。该登记表非常长，整整一个案卷。见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建西003，《成都华阳等七县农协驻蓉办事处》（1950—1952年）。

几位自报的土地出租数量，不一定是其土地数量的全部。当时有许多地主、官僚有用别人的名义购买土地的习惯，有的还用化名。^[16]所以他们自报的数目可能会有出入，尽管如此，军人占有土地的情况仍可略见一斑。

关于新旧地主占有土地的状况，1935年谭仪父曾作过四川十个代表县新地主的调查。其中属于成都平原的有灌县、崇庆和大邑三县^[17]。

三个县区中以大邑为首位，新地主以87．9%的户数，占田为99%；军阀地主，以2．9%的户数，占田66%，最高占田在3万亩以上，每户平均亦在3000亩以上；官僚地主，以47%的户数，占田33%，最高占田达8000亩，每户平均亦约100亩；至于旧地主，不过9．9%户数，占田2%而已。本来大邑既不是以“土地肥沃，收获可靠”^[18]吸引地主们来此投资，也不是“邻近大城市，对商人豪右有特别的便利，而纯粹是因为其地出产显贵，蒙贵人之赐”^[19]。因为该县出了刘湘、刘文辉这两个很有权势的军人及其追随者，所以该县新地主中军阀地主最占优势，占田最高的是他们，平均有三千多亩。另外，官僚是他们的“附骥者”，占田最高的达八千亩。其他的新地主或以商起家，或以放高利贷起家，或同时即由旧地主转变而来，其占田也不算少，最高的也达到三千亩。

崇庆、灌县的情形也大同小异。崇庆“新地主54%的户数，占田86%，军阀地主以2．6%户数，占田57%，最高占田达15000亩；官僚地主，以10%的户数，占田11%，最高占田达1000亩；旧地主以46%的户数，占田9%。灌县，新地主以73．4%的户数，占田77%；旧地主，以该县地区广，山田僻地多，故有24．6%的户数，占田23%；军阀地主，户数0．7%，占田21%；官僚地主，15%户，占田15%；其他新地主，则以57．7%的户数，占田41%，中以高利贷豪劣商人之地主为多”^[20]。

各类地主所属佃农的情形，也有不同。由于新地主田地多，所以佃农数也多一些。如崇庆，属于新地主的佃户占76%，属于旧地主只有20%；灌县属于前者的占69%，属于后者的只占21%；在大邑县属于新地主的佃农占99%，属于旧地主的不到1%。佃户平均占田比，新地主的佃农占田较多，军人地主的佃农平均为83亩，官僚地主的佃农平均为60亩，其他地主的也有37亩。而旧地主的佃农，则最多不过45亩，少的只有十几亩。

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促成耕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进一步分离。关于土地所有权集中的问题，多年来，有许多人士进行抨击，认为这是农村经济凋零的基本原因之一。其实，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并未成为农民贫困的根源。如英国，自圈地运动以后，英国的土地非常集中，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大部分的土地归佃农经营。但英国的佃农与中国的佃农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佃农多是小农，而“英国的佃农绝大多数是租佃企业家，或农业资本家，他们有充足的资本，佃入大量的土地，从事大规模的农业经营。二十世纪初，英国二十公顷以上的租佃农场占全农地的百分之八十四，一百二十公顷以上的租佃农场占地百分之二十五。英国租佃企业家，雇用大批农业劳动者，以从事实际的农场工作，他们自己只负担农场管理之责，有时甚至雇人管理，他的目的专在从中获取高额利润”^[21]。可见，土地集中并非农民贫困的根源，而佃农模式、性质的不同，才是根本的差别。从谭仪夫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新地主佃户的农场面积大于旧地主，从生产规模上讲，更符合经济原则。如果社会更稳定，农村金融制度更健全，或许中国佃农也会有机会成为租佃企业家。然而，中国农村借贷不易，佃农资本太少，加上人口众多，竞佃激烈，佃农企业家只能成为一个美好的愿望。所以，土地集中的直接后果，是中小地主、土地所有者为了逃避赋税，纷纷出售田地，成为佃农，而佃农的人口数日益增加，农场规模并不一定能够扩大。

成都平原土地的集中，促成了自耕农的减少和佃农数目的增加，使得民国时期的成都平原与其他地区不同，佃农比例呈逐渐增长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