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为“子游氏之儒”

思孟是否为“子游氏之儒”是“郭嵩焘之疑”关涉到的最重要问题,也是“郭嵩焘之疑”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也正因为此,在研究荀子或思孟学派的相关著述中,作者多少都会发表对“郭嵩焘之疑”的看法和评价。^[20]可见,解决“郭嵩焘之疑”无论对荀子还是思孟思想的研究都十分重要。

过去因缺乏重要的文献资料,很多问题无法明确,研究的开展基本靠推测。如上述刘师培、郭沫若皆从思孟师承上切入,但他们同样面临论证本身稍欠说服力和缺乏可靠文献证明这两个问题。自马王堆帛书和郭店竹简等重要文献出土之后,庞朴、蒙培元、李学勤、姜广辉、陈来、廖名春、梁涛等学者发表了大量研究儒家简与思孟学派的论著,根据他们的研究基本可确证思孟五行是一套独立的理论系统,其内容为“仁义礼智圣”。^[21]儒家简中丰富的“性与天道”思想十分引人瞩目。李泽厚先生匆匆草就的《初读郭店竹简印象记要》一文,认为竹简“毫无‘人性善’的道德说法”“后儒直到今天的现代新儒家对‘人性’和‘天命’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阐释,似乎值得重新考虑”。^[22]对此,郭其勇先生专门撰文论述了孟子心性论对郭店儒家简的继承与发展以驳李先生。郭先生虽然不同意将大部分儒简归为某一学派,但他同样重视部分儒简与孟子思想的联系,他认为楚简“情气为善”和“即心言性”“存心养性”等思想与《孟子》有一定联系。

对于子思的师承问题则主要有师承子游说和师承曾子说,也有学者认为曾子和子游都对思孟产生过影响。综合现有的文献资料,本文认为,子思很可能受学于多位孔门弟子,其中子游对子思的影响最深。对于子游深研于礼这一点,学界基本能达成共识,孔子生前多次夸赞子游,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姜广辉先生就认为子游思想立意高远,议论宏深,非曾子可比。一般认为,《礼运》与子游一派密切相关,梁涛教授称该文“是对已逝的禅让思潮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未来社会的规划和预言”^[23]。文中记载了“大同”“小康”说,梁涛教授认为“大同”是上古以禅让的方式选举“万邦”盟主的察举制度,“小康”则是“天下为家”的世袭制。同时也传达了子游学派对礼的主要观点:一是强调礼应与社会发展相协调;二即重礼之“本”的形上学思考,他认为习礼的过程中礼意具有优先性,必须明了礼的内在精神之后再现于行;三则是贵“情”的思想,他认为礼缘人情而作。

姜广辉先生称子游、子思、孟子一脉为“弘道派”,传承了孔子的“大同”“小康”说,秉承“天下为公”“君宜公举”“民可废君”的思想。^[24]孟子更提出如君主德不称位,臣民就有革命的权利,同时还肯定了“汤武革命”的合法性。其次,《礼运》篇还系统阐发了一种阴阳五行的理论用以解释宇宙、人生的本源^[25],实则可将其看作是从物质形态为基础的“五行”宇宙论向子思形上学“五行”工夫论、境界论转变的先声。陈来教授将子思《五行》篇的重点归结为“人不仅要在行为上符合仁义礼智圣,更要使仁义礼智圣成为自己的内在德性”^[26],也就是说,如果仁、义、礼、智、圣五行能够和谐生发于心则为“德”,如仁、义、礼、智四行相调则为“善”。陈来先生认为,荀子批评子思,正是因为子思将分属不同概念的“圣智”与“仁义礼”列为同一德行体系。子思“把圣智与仁义并列,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道德价值优先的儒家立场;在德目表的意义上看,过于突出理智德性,带有智识主义的倾向,从而有可能发展成为早期儒学的一种认识论和天道哲学的探究,而孟子七篇重新强调仁义,似乎是自觉地修正突出圣智这一发展的方向,重新突出儒学的价值方向”^[27]。虽然与子思五位一体的德性要求不同,子游是在古代阴阳五行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但他们所建构的形上学理论皆侧重将主体性自觉推向外在存有。从以上几点来看,荀子至少有部分理由将思孟归于“子游氏之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