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偃“子游氏之儒”的基本思想

言子一生讲学传道三十余年，但也像孔子一样“述而不作”，关于他的言行及其“子游氏之儒”的记载，散见于《论语》、《礼记》、《史记》、《孔子家语》中，在《荀子》、《韩非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书中也略有一些。通过对这些记载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其基本思想大致有以下5点。

“礼”是上古周朝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等级关系的道德规范、典章制度。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周室式微，孔子为了恢复周室的权威，竭力提倡礼治，提出必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¹⁾，认为“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孔子也极为重视“乐”，认为“审乐以知政……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记·乐记》）⁽²⁾。言子对礼的学习极富钻研精神，在“公仪仲子之丧”时，在孔子参加鲁国“蜡宾”时，在曾子向孔子问礼时，在“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时，在卫国参加司徒敬之葬礼时，在鲁国参加鲁昭公夫人葬礼时等不同事情中，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向孔子问礼。他对孔子的礼学理解得极为精深透彻，对礼的专精程度，比曾子、子夏等都高，被孔子列为“文学”科第一。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认为，“文学”即“孔子言诗书礼乐文章”⁽³⁾，以至连曾子也承认自己不如言子，说：“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指言子）是也！”（《礼记·檀弓上》）⁽⁴⁾正因为言子以知礼名世，所以当时许多人在搞不清有些礼乐典章制度时，总是前来向言子请教，言子在许多场合也纠正了一些人在礼仪上的不当之处。直到宋代，名儒魏了翁在为常熟县令王爚作《重建学宫记》时，还钦佩地说：“时人以典礼质问者，十有四皆以游一言为可否，三代典章之遗，赖之有以存焉。”⁽⁵⁾

言子对礼仪制度的传承没有仅仅停留在迎往送来、丧葬祭祀上，他更是将其运用到了治世治国中去。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卫灵公的孙子司寇惠子与言子交往甚密，他去世后，言子来到惠子灵堂吊唁。言子机警地发现惠子之兄文子不怀好意，企图违背礼制，趁机废除惠子长子虎的继承权，立惠子的庶子继承家业。于是，他就根据礼仪“为之麻衰、牡麻絰”，重服吊丧，又站立到家臣的位置上，以极隆重的礼仪进行祭吊。并且，一再对文子强调“礼也！”使文子无法自安，认识到自己违背礼制立庶废嫡是不可行的，只得请出惠子的长子虎“南面而立”为祭主，恢复了虎的继承权，从而使卫国避免了一场废嫡立庶的祸乱。⁽⁶⁾

《论语·阳货篇》记载，言子在跟从孔子游历诸侯国返回鲁国后，被任命为武城宰，这为他实践礼乐治国思想提供了一个极好平台。在治理武城中，他注重礼乐教化，使民风大变，境内弦歌之声飘扬，百姓安居乐业。年迈的孔子听说后，不顾体弱多病，不畏沂蒙山区长途跋涉的辛劳，特地亲往观看。孔子到武城后，“闻弦歌之声”，就笑着对言子说：“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治理武城这么一个小地方，用得着推行礼乐之教吗？言子回答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听后深为赞赏，对其他弟子夸奖言子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⁷⁾言子用礼乐之教治理武城所取得的出色业绩，获得亲眼目睹的孔子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有力地证明，言子确是孔子礼学思想当之无愧的正宗传人。

“大同”是儒家向往和宣扬的理想社会，“小康”是比“大同”理想较低级的一种社会，都是在《礼记·礼运》中提出来的。而《礼记·礼运》著名学者郭沫若认为：“毫无疑问，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评》）是言子或他的弟子假托与孔子的对话，来阐发“大同”、“小康”之说。清末康有为更是明确提出：“著《礼运》者，子游。”（《康南海先生口说·礼运》）他们的论断，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因此，我们从《礼运》言子与孔子关于“大同”、“小康”的问答中，可以清楚地窥见言子“子游氏之儒”的“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⁸⁾然而，孔子和言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当时，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三代圣王之治已经过去，孔子和言子都“未之逮”（没有赶上）。在“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情况下，要想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已不可能，因此，在言子与孔子的问答中，又提出了要通过“礼”的约束，来达到比“大同”较低一点的“小康”理想境界，即：“大人世及以为礼，城廊沟地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过，未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⁹⁾“大同”、“小康”思想，对后世的思想家、改革家具有长远的启发，直到近代，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等，都曾受过“大同”、“小康”思想的影响。

“孝”是中国古代为人立身处世极其重要的一个道德标准，素有“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之说，特别是儒家思想，主张人慎终追远，以孝立身，以孝齐家，以孝治国平天下。在《论语·为政》中，有四个弟子记述了当年孔子对他们问孝的回答：“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¹⁰⁾很显然，在四个弟子记述的当年孔子对“孝”的回答中，言子所记述的是最为精辟的，这一记述既是孔子回答的记录，也是言子对“孝”的深刻见解的表述，表明其对怎样才算孝的理解已超越其他人。当时一般人认为，能以饮食供养父母就是孝，而言子所记述的孔子的话则深刻地阐明：对犬马人也供养饮食，因此，如果对父母不敬，而仅仅是供养饮食，那就与养犬马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对父母真正的孝，必须以敬为先。这一“孝”必“敬”思想将孝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深刻的哲理性。

孔子去世后，同被列为“孔门十哲”、名列“文学”科第一、第二的言子和子夏，都致力于收授门徒，培育人才。然而两个人的教育方法却并不相同。言子看到子夏花了很大精力教门人弟子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等小的礼仪，“特恐子夏之泥于器艺而忽于大道”（钱穆“按语”）⁽¹¹⁾，便对子夏提出批评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¹²⁾尽管根据子夏的辩解来看，言子对子夏的教育方法有一些误解的地方，但从中也清楚地反映出了言子认为培育人才不仅要注重小节，而更要注重根本的教育思想。对于如何识别、选拔、任用人才，言子也有极为可贵的见解和做法。澹台灭明，字子羽，小孔子39岁，“欲事孔子”，但是孔子因其“状貌甚恶”，不大喜欢，便找了个借口，使之“既已受业，退而修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¹³⁾。但是，言子在任武城宰时却并没有因此嫌弃他，而是予以重用。结果，澹台灭明在帮助言子治理武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名施乎诸侯”⁽¹⁴⁾。孔子到武城去看言子时，曾问他：“汝得人焉尔乎？”言子直言不讳地回答孔子说：“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¹⁵⁾言子说澹台灭明走路不抄小道，没有公事从来不到我房间来，是说澹台灭明品行端正，从不对上司溜须拍马，是一个道德高尚、正直无私的人。孔子对言子用人贵德的观点和做法深为赞叹，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¹⁶⁾无怪乎朱熹也要说：“持身以灭明为法然，则无苟贱之羞，取人以子游为法，则无邪媚之误。”（《四书集注》）

言子处理问题深思熟虑，谨慎稳重，说话做事体现出一种有节制的适可而止思想。当时的社会风气，丧礼往往办得非常铺张、隆重，言子就提出：“丧，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篇》）⁽¹⁷⁾认为办丧事只要诚心地表达哀痛就行了，不必过分铺张。又如在《论语·里仁篇》末尾，有言子曾说过的一句名言：“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¹⁸⁾意思是说，君王有了不对，劝谏他要有节制，如果劝谏次数过多，就会遭君王的憎恶，反受其辱；朋友如果有了不对，你劝说的次数过多了，他不听你的，朋友关系就疏远了。此话至今仍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