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山”重要思想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念

(一)“两山”重要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融合了中国传统生态文明理念

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在农业时代,中华文化实践传统中蕴藏着“天人合一”为主导的生存智慧。例如,“儒家生态伦理学思想作为儒家在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是以‘仁’为核心,以‘亲亲’为基础,以‘爱物’为指向,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为思想进路和关系原理的生态伦理学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4]。

然而,传统文化中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这种“和谐”不时地被天灾人祸所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在王朝的轮回中一次次自我复制。但是,“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中国历史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现了近现代的生产方式变革。

中国历史演进到当代,已经步入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两山”重要思想站在新的生产方式的高度,在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的对接中,创造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念:“绿水青山”不仅是“小写的自然”(nature),更是“大写的自然”(Nature),是人生要符合人性、人道要合乎天道的自然——“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二)“两山”重要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融入了现代生态文明理念

习总书记说:“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抓在手上。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抓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的落实,切实把能源资源保障好,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视为最惠普的民生福祉,是将人与自然视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是在将现代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如是,创造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念。

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承认自然、大地、山水等物质资源的价值。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中指出:“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5]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西方文明囿于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对等。从亚里士多德到罗尔斯,虽然在正义理论上卓有建树,但他们对正义的考量并没有将自然纳入。罗尔斯将正义理论奠基于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体,自然并没有资格成为这样的“主体”。即便作为罗尔斯的反对者麦金太尔,虽然发出了“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的追问,但仍然搁置了对自然界生灵的关照。维特根斯坦曾言:“动物”之所以为“动物”,在于其被称为“动物”,一如人类。这个思想被麦金太尔进一步发挥,在其晚近著作《依赖性的理性动物》(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中得到了深入阐释。麦金太尔超脱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必需从动物性中反观人类自身,承认人的脆弱性、依赖性与动物性。在承认依赖性的基础上,建构“给予与接受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满足共同体成员需要,并将通达“共同善”(common good)、获取“共同善物”(common goods)作为价值理想。麦金太尔对“依赖性的理性动物”的论述,融合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托马斯主义,借鉴了动物学、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哲学、交往行为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思想,不仅丰富与发展了德性伦理学,也扬弃了“主体性哲学”与“人类中心主义”。^[7]

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发展为系统化的生态伦理学理论:从“大地伦理学”到“深层生态学”,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环保行动到“绿党”,西方的生态伦理理论转化为实践。环境(生态)伦理思想方法可以概括为:“道德扩展的思维和论证方式,其基本观念是,道德应包含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伦理学应从只关心人扩展到关心动物、植物、大地,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或环境。”^[8]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被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的罗尔斯顿认为:“人类是一个有道德的物种,是地球上的道德监护人。人类应当从道德上关心其他物种,欣赏并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环境伦理学是最具有利他主义的伦理学,它真正地热爱他者,并把人类残存的私我提升为地球中的环境利他主义者。作为成熟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应把这种环境伦理应用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从而诗意地栖居于地球。”^[9]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提出“敬畏生命”伦理思想。也有学者基于此提出“后敬畏生命观”:从敬畏一切生命体的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的高度来强调环境保护和环境支持,“人们在处理一切与生命体相关联的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中持有的以敬重生命、珍惜生命、关爱生命为价值评判原则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一全新的生命价值观强调生命至高无上性,敬畏一切生命体生命,提倡人的生命优先性,引领人们关爱自然、关爱人类、关爱社会,树立生态和谐观、社会和谐观和文化和谐观”^[10]。从英国哲学家A.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到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的“深层生态学”,再到美国哲学家克里考特(J. Baird Callicott)的“两条二阶原则”(Two Second-Order Principles,简写为SOP),西方的生态伦理学日渐丰富并成体系。譬如,深层生态学批评了支撑现代工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个体主义和还原论,赞同一种“形而上学的整体主义”:“人基本上是其环境的一部分,他与其环境密不可分。人是由他与环境中的其他部分的联系造就的。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环境决定着人的存在和人的本性,如果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某种特定的关系,那么,人的存在将肯定是另外一种样子。”^[11]也有国内外学者试图站在跨文化的视野,以“大自然/生态/环境”为主体开展更高层面的对话——“以人与其它形式的生命及共同身处的环境(或简单地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的神学论述,可统称之为生态神学(ecological theology)”^[12]。

可见,现代生态文明理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强调在普遍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共生和谐。

“两山”重要思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同时将现代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坚实的大地:在广袤的大地上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通过生产力发展彰显人的力量,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实现人类共同体的持续繁衍生息与诗意栖居。如是,“两山”重要思想为历史唯物主义增添了“绿色”的浓墨重彩。

(三)“两山”重要思想内蕴着“美丽中国”实践的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美丽中国”的“美丽”,体现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交相辉映,体现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变奏。“建设美丽中国”,就是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带动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以及社会和谐——这是极具生存论智慧而又落实到实践的全新理念。

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历史唯物主义高度重视实践活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在形式逻辑上是不能直接画等号的。但是在实践逻辑上,是可以画等号的——前提是正在从事实践活动。“两山”重要思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生态文明思想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两山”重要思想一方面继承了西方各种生态学说环境理论的合理因素(如库兹涅茨环境曲线等理论),另一方面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破解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一“两难”选择,从而阐明:只有从传统现代化向绿色现代化转型,只有走出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才是符合中国和平发展要求的正确选择。

综上,“两山”重要思想在中西生态文明思想互释中挺立,以中国化的语言方式和生存智慧,创造性地表达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发展逻辑,“美丽中国”是在实践中既坚持又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增添了崭新文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