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不再把所有生命看作特创论的造物，而是看作少数生命——生活在寒武系第一层沉积之前很久——的直系后裔时，他们对我来说好像就变得高贵了。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1]
距厄瓜多尔海岸线六百英里坐落着一个群岛，名为加拉帕戈斯群岛，因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以及他的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有联系而著名。1835年秋天，达尔文在那里逗留了五个星期，而2014年我陪朋友和同事弗兰克J.萨洛韦循着达尔文的足迹到那里探险。[1]厄瓜多尔政府拥有和管辖这片群岛，他们竭尽全力尽可能保持群岛原始和自然的面貌。例如，当我们被允许徒步进入群岛内部时，必须接受一个仔细的检疫程序，确保没有外来入侵者藏在我们的背包或者衣服里。虽然如此，入侵物种对于原有物种（native population）来说一直是个问题，尤其对于著名的加拉帕戈斯龟，它们的食物严重依赖本土植被，但植被已经受到了山羊的系统侵蚀；山羊大概一个世纪之前被引入群岛，现在威胁着龟类和其他濒危物种。
作为应对，厄瓜多尔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受灾最严重的岛——面积达58465公顷之巨的圣地亚哥岛——执行了大规模的山羊消灭计划，结果是2000年代中期的四年半时间中超过七万七九千头山羊被杀。最初，骑手骑在马背上捕杀山羊，他们用空气喇叭和步枪射击把山羊驱赶到围栏里，然后屠杀。但是因为这些火山岛异常多岩崎岖的地貌，这种方法远远达不到目标。干燥炎热，剃刀般锋利的块熔岩地表能把你的登山鞋切成碎片。在荆棘丛生的灌木中艰难开路时，树枝鞭子般抽打你的身体。很难找到水，所以你不得不自己背着。地貌是呈波浪和锯齿状，有大量熔岩形成的洞穴、角落和裂缝可以让山羊藏身躲过捕猎的人。尽管得益于一直参加的竞争性自行车运动带来的良好身体状况，我发现与弗兰克的这次跋涉是一段艰苦的旅程，是我经历过的最艰巨的事情之一。即使更加适应赤道环境的厄瓜多尔本地人也不得不登上直升机搜寻漏网的山羊，用步枪从空中击杀。但山羊仍然躲过了一劫。为了完成工作，国家公园管理局引进“犹大羊（头羊）”和“玛塔·哈里羊（间谍羊）”来寻找剩下的野山羊并杀死它们。犹大羊是从临近的岛屿捕获而来并被装上无线电圈，然后被放到圣地亚哥岛引导捕猎者到那些隐藏起来的剩余的山羊那里。玛塔哈里羊是绝育的母犹大羊，用化学方法诱导它们长期处于发情期，一旦释放，它们就会诱惑戒惧捕猎者但亲信母山羊的公山羊。610万美元的费用，是历史上对单独一个岛上的单一哺乳类物种进行过的最大规模的灭绝。
这个行为道德吗？谁该生存，谁该灭亡——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群岛进化了数百万年的本地物种，还是仅仅一个世纪前引进来的山羊？乍一看这似乎不是什么道德难题。借助时间的力量，本地物种具有了道德使命。而且，入侵物种对于十亿年进化过程形成的本地栖居动物来说始终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这是消灭它们的基本原因之一——因此，我们这里在谈论的是时间尺度的差异（长期对短期）和入侵的源头（自然对人为）。一个物种通过自然迁徙和竞争过程挤走另一个物种与人引入一个物种，比如说清除（人）不需要的地被物，在道德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偶然碰到一只山羊羔并且抱在怀里之前，一直在道德上同情提倡保护自然环境的灭绝论者（参见图8-1）。这些确定无疑都是有感觉的存在者，并且作为哺乳动物它们可能更具感受力——更加情感化、更具反应性、更加能感知，并且拥有增强的意识和感觉能力——比起被山羊侵占了草皮的古老的爬行动物龟类。
但看到那只可爱的山羊羔之后，当这些庄严的乌龟缓慢爬过地表寻找植被时——数百万年以来它们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群岛上一直这么做着——凝视着它们的眼睛（有图），想象一下它们因一群野山羊而灭绝，然后试着捍卫山羊的道德立场。而且，山羊不是自己选择来这里，也不是因为自然事故来到这里，比如风暴造成的残骸偶然组成的小舰队，而这可能是乌龟数百万年前来到这里的原因。
图8-1 加位帕弋斯群岛上的道德难题
这是一个让人左右为难的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很能代表其他动物权利议题的问题。这是对谁生存谁灭亡的道德鉴定。“长期来看，消灭比较合算”，康奈尔大学的乔希·多兰解释，他写了一篇关于山羊消灭计划的论文。考虑到所有那些会死于食物匮乏的本地个体和进而可能导致的最终灭绝，“从伦理角度也讲得通，因为从结果看你实际上杀的动物要少一些。” [3]我同意，但首先是不能不带有对我们的共谋关系的某些遗憾，并且承认“回到自然”只能走（到岛上）这么远，因为要在那些文明已经过深侵入自然的地方实施这样的计划是不可能的，那里已经没有什么自然生态残存。没有这样的“无人世界”的场景——地球上的每个人都突然消失，自然带着对人造结构的复仇呼啸而来，[4]就没有动物和文明之间的和解，也没有明显的道德明线。
虽然如此，我还是应该论证动物的道德宇宙之弧也弯向正义，正如这场以拯救生命和保护自然的名义进行的动物屠杀行为所证明的那样。不到一百年前，人们对引进非本地物种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考虑甚少，未曾注意它们会对生态系统有什么冲击。在达尔文时代，航行的船只停靠加拉帕戈斯群岛收集乌龟，养在船舱里，横穿太平洋的时候当食物，这是很平常的事。甚至达尔文——他的时代众多社会议题的领袖（包括废除奴隶制）——在乘皇家海军舰艇比格尔猎犬号（Beagle’s）穿过太平洋航行返家的途中也吃了他当资料收集的乌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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