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和阶级重要性之讨论

少数族裔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多地是受社会阶级关系还是种族特性的影响？以非裔为例，工业革命前他们以奴隶身份进入美国，受经济结构的影响、政治安排的强化，其社会地位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种族歧视、种族剥削。工业社会后，受过教育和那些具有高技能的非裔在经济方面获得了较多平等的发展机会，他们在政府机构工作的比例也相应提高了。但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非裔和那些处于同等社会层级的白人一样，只能在低收入职业部门寻找相应的工作，勉强度日。从表面上看，种族问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影响力已经下降，但是劳动力市场中移民受歧视的程度问题仍然广受争议。

1.种族特性消亡说

民权运动时期，各少数族裔移民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存在明显的分配不均等现象，而最近的数据表明，除了拉美裔之外，其他各族裔移民的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劣势状态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威廉姆·J.威尔森（William J.Wilson），他从历史角度分析了黑人和白人种族之间的关系。根据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19世纪后半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业化时代，黑人遭受最赤裸裸的种族压迫。南北战争后的北方，白人劳动者担心廉价黑人劳动力的竞争，主张将黑人排斥在政治权力、工作机会以及居住区域之外，除了那些卑贱的工作，威尔森认为，这期间白人工人阶层的高收入主要是由种族歧视和种族意识造成的。工业化时期由白人占统治地位的族群意识理论主张传承欧洲白人血统的种族优越性，那些不同于这些所谓优势种族的少数群体则饱受歧视。威尔森用这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来解释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黑人同白人的工作机会都有所增加，尤其是那些受工会、法律措施和州政府保护的工人；同时，移民和城市集中导致黑人权力逐渐得以加强，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手段扩大黑人在雇佣和社会生活包括教育机会等问题上的公平性。这种趋势尤其是教育机会公平的逐渐实现使得劳动力市场中因种族特性不同而受歧视的现象逐渐消失，种族特性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种族平等权出现实质性变化始于1960—1970年，这一时期正是民权法案通过的阶段。这也是进入现代工业化的大发展阶段，被威尔森称为“从种族不平等向阶级不平等的历史性转变”。尽管大批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是种族压迫和迫害的结果，但是黑人的生活机会与其所属的经济阶层有更大关系，种族冲突与竞争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由此可见，威尔森更加重视阶层身份对黑人的影响，种族身份对解释黑人处于劣势的原因已经远远不够了。虽然威尔森的研究没有涉及其他种族，但其理论假设被认为对其他种族也同样适用。^[1]也就是说，社会其他宗教、种族群体政治和经济地位伴随其日益累积的知识，群体间的交往和互动也在发生着变化，长此以往，次等级群体所拥有的种族身份、宗教等因素在生活机会中的重要性已经慢慢被经济身份和社会位置所超越。20世纪60年代开始，少数族裔在劳动力市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以至于后来的一些追随者认为，随着种族优劣理论的消亡，具有欧洲血统的白人可能会逐渐接受更多的少数种族群体，而且少数族裔的民族自豪感会激发并培养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精英意识。基于这种认识，威尔森探讨了教育在获得福利好的工作岗位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只要能够获得职业所需要的教育水平，任何种族群体都可以在职业中体验成功。威尔森高度重视教育对种族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种族歧视的消亡是否已经成为现实，或者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而实际上，宗族歧视遁形于美国社会的各角落，种族间的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依然会爆发种族冲突。例如近期发生的白人警察射杀两名黑人青年的事件表明种族歧视现象依然存在，这也是种族冲突加剧的表现。第二，教育对个人工作成就有重要影响，但是威尔森却没有进一步深层挖掘教育成绩获得过程中因种族问题而产生的不平等结果，因为教育成就不仅与个人能力有关，与少数种族的居住环境、家庭背景等其他因素也都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2.种族劣势逐渐减弱说

第二种观点是种族特性在个人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发生的作用仍然存在，但是其影响程度大大降低。一些经验性研究证明非裔美国男性的种族劣势有逐渐缓解的趋势，例如在控制了教育、地区和工作时间等相关的变量后，得出少数族裔的劣势对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对1960—1980年人口普查中抽取的小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非裔身份对其收入受到影响的程度从1960年的35%将至1980年的25%。史密斯与韦尔奇（J.P.Sm ith&F.R.Welch）利用一个地域范围较广的小样本分析了非裔的周薪情况。其研究结果显示，种族特性对他们的影响程度从1940年的50%～55%降到1980年的20%～30%。^[2]通过对小样本数据分析发现，在对教育、经验、地区和城市地位等变量进行控制后，日裔美国人的劣势地位从1960年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善，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裔美国男人的工资收入和工作状况与那些白人几乎相等，有的甚至超过了他们。^[3]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本地生（Native Born）华裔身上。^[4]

亚瑟·坂本等人通过对比1950年与1990年种族因素影响关系的结果发现，除了拉美裔，其他少数族裔的种族因素对工作的影响都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5]一方面，这种结果支持了威尔森的研究假设，但是根据他们对不同族裔两组群体的研究发现，虽然华裔和日裔男性的工资收入已经与白人男性基本持平，但是拉美裔的数据对比却尚未发现这种迹象。他们将可能的原因不太令人信服地归结为1950年拉美裔种族特性的劣势并不明显。另一方面，他们将社会歧视程度与认知技能相联系加以说明，与1990年相比，1950年少数种族的认知技能水平低是其劣势状态结果之一，或许只是由于不断提高的教育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水平，他们在1990年的认知水平才明显高于1950年，而不是因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得以改善。

3.种族劣势持续恶化说

所谓种族歧视是指市场将生产率与不同群体的鲜明特性挂钩，有多种对民族特性影响的研究为种族歧视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尽管当职业或工业经济等结构性变量被包括在收入函数中时，结果不再显示是因为少数民族群体身份造成影响，但是实际上，少数族裔在获得最初工作时面临的不仅仅是收入歧视，同时还存在间接的雇佣不公平因素，这些不公平因素将这些主流文化所规定的次等种族排除在高薪行业之外。

将1976年和1985年年轻男性和女性收入情况进行对比发现，在这两个时间段，非裔种族特性的劣势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呈现略微增加的态势，大概增加了4个百分点；虽然差异在统计意义并不非常显著，但其他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研究的相关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6]通过收入和教育程度两个因素来比较白人、非裔、印第安男人的报酬情况（涵盖了教育、工作经历、地区和健康状况以及工作和勤劳程度等部分）发现，非裔比印第安人遭受着更多的种族歧视，因为从绝对值看，非裔的劣势地位相对来说更严重些。因此，研究者认为，为了在美国社会取得成功，非裔必须克服过去和现在的种族歧视，这就无形中增加了非裔获得成功的难度。从拉美裔的工资水平来看，1976年波多黎各、墨西哥、中南美裔和其他拉美裔的种族劣势的程度分别为18%、6%、36%和12%，其中包括了国外生移民和移民二代，当然他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如本地生墨西哥男人的再次接受教育的比例同美国本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而墨西哥生及其他少数族裔再次受教育的比例明显低很多，教育水平的高低甚至被看做是比种族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7]

当然，公众对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等之间关系问题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从理想化的种族同化论转变为种族多元论。在犹大看来，种族、民族等群体不仅是美国排外的标准之一，也是社会整合的基准、社会阶层形成的基础，这是衡量社会不公平和社会组织结构的重要维度。^[8]犹大避开了威尔森关于经济和种族特性孰轻孰重的问题，也没有对此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看法，只是指出了种族特性对了解、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但是种族特性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他并没有进行过多的表述。莱纳德·比利（Leonard Billy）则更为直接地指出了美国种族歧视的现状。他认为种族、民族的不平等现象并非偶然，这表现在阶层结构的复制性和社会制度的歧视性，同时又反映出少数族裔群体的居住条件、长期以来所受的不公平和歧视的程度。科尔伯也赞同这种观点，即黑人的种族特性才是导致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人徘徊在社会底层、无法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原因。

无论目前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如何，威尔森的种族特性消亡论假设招致广泛的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对美国种族、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分析是不充分的、本土化的，并带有某种假想色彩。根据威尔森的分析，种族歧视和种族意识所界定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之前一直所说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而从对工业化控制程度的消退明确看出，所谓的种族特质重要性逐渐降低的假设是难以成立的。而且如果移民的种族背景与他们本地生同辈群体相差无几的话，很多因素仍是不可控的。因为很多移民英语说写能力较差，他们在外国获得的学历往往也没有那些在美国境内获得的学历持有者更有竞争力。由于决定移民收入的因素的复杂性，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使得分析影响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尝试变得更加不容易；而且不同的研究方式有时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研究结果。为了回应上述统计分析的结果，法卡斯（George Farkas）和维克奈尔（Keven Vicknair）对1991全国青年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黑人特性的劣势为19%。这一数据统计模式包含了对教育、年龄、工作时间和地区等变量的一系列控制；除此之外，这一调查还涵盖了其他调查统计中没有考虑的控制变量，即认知技能。^[9]这一报告所存在的问题是它主要涉及全日制工作的年轻男性，但是因为许多年轻男性尤其是黑人男性不参加全日制性质的工作，不同群体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因此，在对劳动力市场中种族不平等原因的探求过程中，认知技能说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加以支持。罗杰斯（Rodgers）和斯普里格斯（Sprigs）对认知技能的重要性给予了更多的解释。其研究结果证明，用来衡量认知技能的语言部分与数学部分相比可能具有不同的效果，而且各种族间的效度是不一样的。基于上述发现，罗杰斯与斯普里格斯认为对认知技能的成绩考核存在着种族偏见，既然这种偏见存在于测量过程中，测量工具本身并非是价值无涉的，那么这种对黑人和白人工资水平差距的测量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10]由此可见，对认知技能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程度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于种族特性以及种族歧视是否消退的问题在较长的时间内仍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迷案，需要不断地反复论证、分析，同时相关的社会现实与社会意识原本就在不断的变动之中。

4.阶级与种族关系的错综复杂性

布劳和邓肯（Blau&Duncan）对美国男性的社会地位演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黑人从20世纪60年代就尝试摆脱自己过低的社会地位，但是从同等的教育程度及其他人力资本拥有量看，他们无疑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前进的每一步都困难重重。因为他们的劣势地位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想根本上得以改变并非易事。从受教育状况看，他们必须努力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而且即便如此，其工作回报也低于相同水平的白人。这在某种程度上逐渐降低了黑人的学习兴趣。进一步的结果是黑人被贴上学习能力差、学习意愿低的标签。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黑人和白人的教育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黑人，由于起点低、发展空间大，教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也大，发展速度也相对较快。从这方面看，他们的确可以凭借自身的教育水平的提高获得经济方面的回报。但是一些研究将这部分黑人社会地位提高的原因归结为代际相传，跟处于社会层级体系中的大部分成员一样，父辈的社会地位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后代的发展。由于很多比较成功的非裔大多来自特权家庭，相对于普通家庭，他们父母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才，这被认为是他们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

从家庭背景方面说，黑人中产阶层往往得益于其祖辈们自由民的身份。美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多样化进程以及扩大的教育者运动等，促进了这部分人口的逐渐增加。不过其中更多的人是从事政府或公立部门中白领的工作而不是私人部门中的管理部门或更高层次的技术员工作。总体而言，黑人工作的一大特性是不稳定，尤其是工资收入较高的黑人女性比白人维持工作的时间更短，因为白人比黑人更有可能占据专家和管理层的位置，而黑人更多地从事销售、办事员以及那些工资收入波动很大的职业，即前者占据了高工资收入的工作，后者正好相反。虽然处于中产阶层的黑人相对来说更有能力保住自己的地位，但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同辈群体与白人相比却更难实现向上流动，尤其那些居住在种族隔离区的黑人要想在核心经济领域获得更好的职业难度更大，而且他们很少有获得公立部门管理方面职位的机会。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种族身份对黑人来说已经变得不重要，因为数据显示，在1970—1980年期间，种族对个人的消极影响没有明显地减少，很多黑人比白人更明显地感到，事情是变坏而不是变好。^[11]

此外，教育程度和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种族差异问题。波尔特和威尔森（Portes&Wilson）对威斯康星学派的社会地位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黑人教育水平获得的过程与白人是不相同的。研究发现，对白人来讲，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个人的智能水平及学习成绩对其个人社会地位更有影响，而对黑人而言，主观性因素如自我认知、学习动机等因素更为重要。也就是说，相对来说，黑人必须依靠个人的能力和素质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而白人则还可以利用社会体制实现他们向上发展的空间。^[12]

目前各移民二代社会经济地位状况有很大的差异，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母国从来没有因为肤色或种族特性而受到歧视，但这些移民儿童的这些外表特征在美国却成为一种劣势。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欧裔美国人贫困率为21%，非裔美国人贫困率为24%，亚裔的比例为27%，拉美裔的比例高达41%。尽管这些移民二代的贫困率都有所降低，但是非裔和拉美裔降低的程度都不明显；第三代移民儿童的经济社会地位比较复杂，除了亚裔美国人外，欧裔和拉美裔二代和三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没有多大改变，而第三代非裔贫困率上升到40%，比其第一代的贫困率增长了2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与肤色相关的种族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对贫困率产生了一定影响。

很多人从教育的角度对这种阶级和种族问题进行分析，学校被认为是产生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场所，学校教育成为基于阶级和种族造就不平等机会的重要手段。科尔曼及其助手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和阶级身份所产生的社会资本影响了学生的学术表现，那些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的儿童的学习表现也会相对较好。戴维斯（Davis）发现，来自中心城市郊区的贫困非裔和拉美裔儿童在学校和工作方面表现较好，而在少数种族聚居区，由于没有获得平等的经济和教育资源分配，少数种族学生的发展机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由于这种区域产生的政治和精神方面的保守氛围，促成了根据种族特性而产生的阶级分类，从而导致少数族裔儿童更加脱离美国主流社会，并甚少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是如何解释具有相似经济背景并就读于同一所学校的移民儿童的学习成绩往往高于本地出生的同辈群体的现象？有学者认为这要归因于对自身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的不同认知，即任何少数族裔成员都会产生或消极或积极认知，本地少数族裔将自身定位于次等群体，自认为在各个方面都劣于其他种族；而移民正好相反，他们对自己本身的文化和种族特性具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这种积极的情绪将会帮助他们在学习和今后的生活中获取成功。在对成年人的发展研究中，斯坦伯格（Steiberg）发现种族特性在成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亚裔美国学生学习成绩优于欧裔学生，而欧裔的成绩又高于非裔与拉美裔。当然除种族特性外，社会阶级地位和性别对美国学生的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种族消亡论还是阶级优势论，都表明存在一种不公平社会状态的必然性。对此方面的讨论也从来没有间断，随着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视角更多元、方法更多样的趋势。目前出现的一种新的批判教育理论，着重强调种族因素对学生学习和今后发展的影响，即种族批判教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