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也认为不同种族的人在智能上有所差别，欧洲人的脑要比其他种族的脑大。虽然和当时绝大多数的欧洲人一样，他并不信奉种族平等，但是他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反对奴隶制和种族压迫。不过这一潮流并未因此消退，此后许多人想通过比较欧洲人和非洲黑人或其他人种人的脑重差别来说明欧洲人的优越性。
正是在脑越重的物种越聪明的思潮之下，一些人相信脑的大小不仅能反映不同物种之间智能上的差别，还能反映人类自身中不同种族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智能差别。不少人热衷于测量这些人的脑或颅顶，企图以此来证明某些种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指的都是白种人）和某些社会阶层（指的是当时的社会精英）的优越性，从而走上了歧途。这些人抱着种族偏见或者阶级偏见，选择性地报道有利于他们偏见的个例。
即使是伟大的布罗卡也未能免俗，他也坚持认为有教养人士的脑要比无知愚民的大。他甚至声称：“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智力发育和脑的容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他也认为不同种族的人在智能上有所差别，欧洲人的脑要比其他种族的脑大。虽然和当时绝大多数的欧洲人一样，他并不信奉种族平等，但是他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反对奴隶制和种族压迫。后来他对他原来的结论也有所修正，因为他发现某些黄种人（如因纽特人、马来人、塔塔尔人等）的脑比欧洲人还要重一些，另外他还发现出土的克鲁马努人（Cro⁃Magnon）[1]的颅腔比当代的法国人还要大。
不过这一潮流并未因此消退，此后许多人想通过比较欧洲人和非洲黑人或其他人种人的脑重差别来说明欧洲人的优越性。例如，美国的埃及学家诺特（Josiah Clark Nott）和格利顿（George Robins Gliddon）甚至不惜在他们的书中故意把非洲黑人的下颚画得往前突出，同时歪曲了猩猩的颅骨和脸部，以使读者得出黑人更像猩猩，而不像白人。一直到希特勒纳粹的医生们还在竭力寻找这样的“科学”根据来说明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性和对犹太人等“劣等种族”进行种族灭绝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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