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要时代我出生在天津市

时间：2022-03-2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为了“兴趣”而“不怕苦”、“能吃苦”，是我从事田野考古科学工作，获益终生的宝贵“财富”！从开始上初中，我对读书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其是古典文学名著。走进北大1962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我进入北大历史系的第二年开始分专业，北大历史系的专业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亚非史和考古学。

我与考古_人类学终身成就奖获奖者风采录

难忘的童年时代

1943年8月9日，我出生在天津市河东区郑庄子。它地处海河之滨，是天津的老工业基地，这里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的天津钢厂、天津第三纺织厂、天津第五纺织厂、中国植物油脂化工厂等众多大型工业。因此在这里的海河中一艘又一艘穿梭的轮船，大量是货轮，也有不少客轮。河中还有一些打鱼的船，这些船小而破旧，小船及其船上人家的生活异常艰辛。海河岸边还有不少做小买卖的、卖艺的，那些卖艺、耍把式（耍杂技）的人，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仅仅几岁的孩童，他们的生活与工作，与我们今日的文艺工作者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不可同日而语。我经常到海河边玩耍，有时在河边垂钓，有时在河岸树荫下与小朋友下棋。我的象棋棋艺的增长，也使我结交一些“忘年”的棋友，我与那些“大人”博弈，使我心里得到极大满足。儿时海河边热热闹闹的码头与市井生活，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0年开始，我先后在我家附近的天津市河东区郑庄子小学和汪庄子小学（天津钢厂附属小学）读书。我的小学生活是无忧无虑、丰富多彩的，在学校的学习没有什么压力，觉得很轻松。每年的暑假和寒假是我十分盼望的。暑假我和弟弟、同学或街坊邻居的孩子，去郊外河塘钓鱼，到一望无际的湿地芦苇塘中捉鸟，晚上在水稻田边钓螃蟹。暑假后期经常天黑后去野地里捉蟋蟀，白天在胡同与同学、邻居小朋友“斗蟋蟀”。阴天下雨就在家里或到“小人书”店（租借）看“小人书”（连环画），“小人书”内容大多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隋唐演义”等历史故事。有时为了过把“历史瘾”，我还和我弟弟刘清浦、刘清波在家里排演京剧，诸如“空城计”、“萧何追韩信”等历史剧目。那时我们演戏只有演员（我们自己），没有观众，但是我确实过了把“历史瘾”。从看历史书，到演“历史戏”，这可能是我以后喜欢历史的重要原因吧！

小学时代的寒假生活，不因冬天的严酷寒冷而“冻”得没有生气。寒假之中的春节，使本来不长的假期，变得转瞬即逝。寒假里几乎每天我都到家附近足球场踢足球，在胡同里与同学、小朋友“抖空竹”、“跳房子”、“叠罗汉”。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记忆中当时冬天的雪，下得很大。只要是漫天雪花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那些住在附近的同学，就不约而同地奔向户外，“堆雪人”、“打雪仗”，而不顾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的西北风，脸虽然被冻得几近麻木、手被冻得通红通红的，但是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那是“痛苦”，反而有“其乐融融”之感！这可能也为我以后在田野考古中“不怕苦”、“能吃苦”打下了基础。为了“兴趣”而“不怕苦”、“能吃苦”，是我从事田野考古科学工作，获益终生的宝贵“财富”！

现在每当学生放暑假、寒假时，我看着我的女儿带着我的外孙女甜甜奔波于“奥数班”、“钢琴班”、“英语班”等一系列“培训班”之间，比上学还忙时，真是觉得现在的孩子太不容易了！我们大人就不能给孩子们一些儿时活动的自由吗？我现在回忆起儿时，觉得儿时对生活的热爱、对知识的兴趣是十分重要的，不要使儿童过早、过度地投入未来的“竞争”，使儿童对“生活”与“知识”得了“麻木症”、“厌烦症”！我回忆我的童年，没有现在儿童普遍存在的那种紧张压力、那种对生活的烦躁与不安，我那时有的只是生活乐趣、追求未知的兴趣！

追索的中学时代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天津市第45中学读初中，这是一座区属重点中学。1959年秋季我进入天津市第54中学读高中。

从开始上初中，我对读书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其是古典文学名著。家里给我的零花钱、过年时积攒的“压岁钱”，都买了图书，如当时出版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说岳全传》、《西游记》、《唐诗三百首》、《离骚今译》等古典文学作品。当时我在学校上课听老师讲课，下课就很快把家庭作业写完，放学就马不停蹄回到家中，读课外书，时常是吃饭时还要父母多次催促我。半夜读到动情处，我甚至会掉下眼泪，如在阅读《说岳全传》中，当书中的岳飞被害之时，我泪流满面、不能自拔。《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忠义、张飞的豪情、诸葛亮的妙算等，他们都成了我崇拜的对象。初中时期，我背下不少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等人的诗作，这些对我以后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1959年秋季，我进入高中学习以后，受我的班主任田蕴堔老师（田老师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教系）的影响，当时我的读书内容有了很大改变。作为一个涉世不深的高中生，我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为中国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感到骄傲，也为我们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而痛心疾首，我多么渴望我心中的祖国像汉唐时代一样屹立于世界。我开始从古典文学名著激发的爱国主义热情，转向直接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历史学、哲学著作的学习兴趣。我的高中学校（天津市第54中学）在河东区田庄，北临河东区区政府所在地的“十一经路”，那里有区图书馆，我在那里办了一张图书借阅证。每天下午放学，我就先去区图书馆浏览当天的报纸、翻阅新到的杂志，然后还书、借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的高中三年学习生活，始终没有改变我的这种读书生活与求知兴趣。

在上高中期间，我在区图书馆，读过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以及《孙子兵法》、《公孙龙子》和一些介绍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书籍，还有黑格尔、叔本华、罗素等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名著。高中时期的那3年，我还连续订阅了《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其中的每篇文章我几乎都读了。这使我在高中时代就对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历史学，我认为它能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不少规律性东西。本着这个想法，高中毕业时我报考了北大历史系。

走进北大

1962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我进入北大历史系的第二年开始分专业，北大历史系的专业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亚非史和考古学。我感觉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时段离得太近，作为历史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人们才有可能认识得更清楚；中国古代的史学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要做出创新性研究是极其困难的；世界古代史和亚非史对于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来说，很难占领该研究领域世界学术界的前沿；考古学是一个新兴学科，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而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我认为考古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大有作为的。况且，作为“大历史学”两轮的狭义历史学（即文献史学）与考古学，考古学的科学化、现代化更具有时代特点。毋庸讳言，如果用古代物质遗存复原、研究历史，可能比从文献研究历史更科学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历史文献资料是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精神产品”，所有的历史文献只是“历史的折射”，而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历史原貌”。这应该说是狭义历史学的局限性，当然任何学科都有局限性，但是考古学恰恰在这些方面，减少了考古学研究材料对历史“原真性”的影响。就人类历史内容而言，人类已有200多万年的历史，而“狭义历史学”（文献历史学的五千年文明史）仅仅研究了人类全部历史的0.25%，而人类历史的99.75%需要考古学去解决，这就是我选择考古学专业的主要原因。

我的考古专业课主要是吕遵鄂先生讲授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严文明先生讲授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邹衡先生讲授的“夏商周考古”和俞伟超先生讲授的“战国秦汉时代考古”，刘慧达先生为我们开设了“考古绘图课”。

我的考古实习是在安阳进行的，安阳是中国考古学的“圣地”，中国国家学术机构从事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就是民国时期（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开展的举世闻名的考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在安阳设立了考古工作站。1964年秋冬季，经过一个学期的田野考古实习以后，使我对考古学更感兴趣了。我们毕业前，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本应1967年毕业，拖到1968年我们才离开北大。

pagenumber_ebook=367,pagenumber_book=367

1963年考古专业班同学在北大西校门合影

北大的学生时代，使我有幸近距离接触到许许多多学术大家，我聆听了翦伯赞、齐思和、周一良、邓光明等史学大师的学术报告，目睹了学术大家郭沫若、冯友兰、朱光潜、周培源、金岳霖、冯至等先生的学术讲演风采，他们的报告、讲演，扩展了我的知识兴趣，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pagenumber_ebook=368,pagenumber_book=368

1965年于北大西校门

踏入社会

根据“面向基层、面向边疆”等4个面向号召，我就和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李毓芳分到陕西蒲城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来我又被分配到革命圣地南泥湾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为了学习，当时我花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一套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我认为书里有好多地方对哲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问题等，有极为精辟的论述，而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渴望得到的宝贵知识。

在南泥湾解放军农场锻炼完以后，我和李毓芳被分配到旬邑县当中学教员，我们在“公刘居豳”之地结婚。在那里，我们教了两年书。1971年，西北大学正准备恢复考古专业，我们的北大老师李伯谦先生，告诉西北大学的相关人员，说陕西旬邑有两个学考古的北大毕业生，在那里工作。西北大学就派人到咸阳地区组织部门商调我们去西北大学教书。但是，当时咸阳地区政工组（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宣传部）知道西北大学要商调我们了，马上就把我们从旬邑县调到咸阳地区了，当时我被安排到咸阳地区文教局工作，主要是管文化、文物工作；我的妻子李毓芳被安排到咸阳博物馆工作。

pagenumber_ebook=369,pagenumber_book=369

1969年南泥湾农场锻炼

投身考古

咸阳是著名的古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帝国——秦王朝就建都在那里。汉代的重要皇室离宫——甘泉宫在咸阳地区北部的淳化县；咸阳地区的周至县和户县分布有著名的秦汉上林苑之长杨宫、五柞宫遗址及西汉王朝中央政府造币的钟官遗址等。周至和户县还有著名道教圣地楼观台、道教祖庵、鸠摩罗什的草堂寺。汉代11个皇帝的陵墓，有9个在咸阳原上，这里是历史上有名的“五陵原”。唐代18个皇帝的陵墓，有10个在咸阳地区。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有3/4或埋葬于此、或执政于此。考古学既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又是广为社会各界所倍加关注的学科，不少领导非常有兴趣，也非常重视考古工作。大凡来咸阳的各级各界领导，都希望到了咸阳能够参观、凭吊当地的历史文物古迹。这引起了当地政府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视，从而也为我开展考古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在那里成立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使咸阳的文物考古事业纳入国家的社会发展。

秦都咸阳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我对秦汉历史、考古的爱好跟我所在咸阳地区有关，战国时代的秦国部分王陵和秦国与秦王朝都城均在咸阳。从1972年起，我就开始了秦都咸阳的考古工作。“批林批孔”时候的历史基调是贬“儒”扬“法”，而法家的最大代表人物就是秦始皇。因此，在“抓革命、促生产”那样的形势下，在几乎全部人文社会科学处于“休克”状态下，我们却提出了开展秦都咸阳考古的计划，并且得到批准。1973—1975年，我们发掘了秦始皇的秦咸阳宫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这成了那时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当时《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情况反映对此进行了专门报道。这也就是我进行古代都城考古的开始。当时我考虑，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缩影，它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考古学研究古代国家历史，就必须重视古代都城考古工作。在秦都咸阳我们首次对古代都城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1978年我们又在秦咸阳宫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第一次考古发现了保存完整的中国古代都城宫殿建筑遗址的宫殿壁画。在1976年第11期《文物》上发表了秦咸阳宫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报告，根据几年来在秦都咸阳遗址的田野考古资料，我在同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一文，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了秦咸阳城的范围、布局、结构，绘出了秦咸阳城遗址平面示意图。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令福先生，对我在秦咸阳城考古研究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刘庆柱先生的研究结论是秦都咸阳研究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他突破了只引用历史文献作相对界定的传统史学模式，把考古资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首次明确了秦咸阳城的四至范围，并标在图上，基本达到了定量化。其后的中外学者相关论著几乎毫无例外地皆是引用刘先生的观点和地图。”（李令福：《论秦都咸阳的城郊范围》）

汉唐帝王陵墓的考古勘查与研究

我认为古人的世界存在着阳间与阴间两部分，阳间即现实的生活；墓葬是人造的阴间，它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一般墓葬是一般人现实生活的折射，而帝王陵墓则是帝王社会生活的折射，从另一角度来说帝王陵墓又是国家都城的缩影。基于上述认识，在我的考古研究中，一直把古代都城与古代帝王陵墓作为国家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方面的物质文化遗存看待。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鼎盛时期，而汉唐帝陵又分布在陕西渭北高原之上，我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了对汉唐帝陵的系统、全面的考古调查。不论是严冬还是酷暑，为了取得第一手考古资料，我或徒步、或骑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行于旷野的田间、崎岖的山路，吃住在山区或偏僻的农村。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基本完成了汉唐20余座帝陵及其数以几百座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调查工作，并整理出考古调查报告和研究专著与论文，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先后在《文物资料丛刊》和《考古学集刊》发表了《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和《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发表之后就被收入《新华文摘》；198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毓芳的专著《西汉十一陵》，此书很快又被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前汉皇帝陵的研究》在日本东京出版。在2010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第170～171页）中是这样评述的：“1987年，刘庆柱、李毓芳合著《西汉十一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西汉帝陵的集大成者，论述全面，见解深刻，影响深远。”《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唐十八陵最为完整的考古调查报告，其功不可没”（《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6期）。

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1979年，考古研究所希望我做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但是我考虑到汉长安城遗址是一个学术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领域异常庞大的考古学课题，为了慎重起见，我提出先做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以此取得经验，再进行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会更好一些。研究所同意了我的要求。

pagenumber_ebook=371,pagenumber_book=371

1975年在乾陵调查

pagenumber_ebook=371,pagenumber_book=371

1991年在汉长安城遗址

栎阳城是秦献公从雍城迁都建立的秦国都城，秦孝公也在这里经营了多年，秦的商鞅变法就是从这里拉开序幕的。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又从栎阳城迁都咸阳。汉代初年，刘邦曾以栎阳城为临时首都，后来汉长安城基本建设搞得差不多了，他才搬进汉长安城长乐宫。秦汉栎阳城遗址位于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一带。我选择栎阳城遗址作为考古研究对象，主要就是想探讨栎阳城、咸阳城与汉长安城之间的都城布局形制的相互影响与彼此变化关系。我和我的妻子在那里开展了整整两个年头的田野考古工作。现在我们的考古发掘一般一年出去4个月左右，因为都有家，有孩子。我们夫妻俩在一起，也就无所谓了，孩子原来撂在北京我丈人家，后来送到天津我父母家。在栎阳发掘的两年时间里，我一年四季都在工地，过完春节就去，到12月份再回北京汇报工作。我们有时开玩笑说，我那时一年的田野考古工作量，相当于现在3年多的工作量。一般来说，田野考古夏天就停了，但是我们没有停止过，真是争分夺秒地在那里工作。1980年、1981年七八月份的时候，田地里的玉米已经长起来了，因为天气热，我穿的是背心，玉米叶子刮在身上，留下了一道道血痕，再伴着汗水，身上的血痕像撒了盐水一样。这个遗址的面积很大，东西有两三千米，南北有两千多米，我不可能全部发掘，就采取点、面结合，发掘与钻探结合的方法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当时，我们住在知青回城以后留下的知青点，雇了当地的一些年轻小伙子。记得生产队一天10个工分值，仅值几毛钱，而他们跟着我们干一天，就可以给他们一块多钱。他们干劲很大，这又鼓舞了我的田野考古信心。

汉宣帝杜陵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1982年，所里再次提出希望我去做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我当时考虑的是，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从1956年就开始了，现在我要承担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之前，必须先想好怎么做。这时，我决定首先从汉代陵墓考古作为切入点，之所以这样，我想到《吕氏春秋》中所说的“陵墓若都邑”，如果我把西汉皇帝陵墓布局结构弄清楚了，作为都城的“模型”，必将使我对相应的都城遗址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科学支撑。本着这种想法，我就想挑选一座西汉帝陵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但是西汉时代有11个皇帝陵墓，其中有规模最大的汉武帝茂陵，如果要从社会关注度、尽快“出成果”的角度来说，无疑对汉武帝陵墓进行考古工作是最好的、最为理想的，但是从学术研究的普适性、代表性方面来看，它缺少学术上的典型性。因此我的切入点没有落在汉武帝茂陵，而是选择了西汉时代“中兴”皇帝——汉宣帝刘询的陵墓（杜陵），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汉代的陵墓制度在这个时期是最守“规矩”、有“章法”的，也就是说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在这里，我们夫妻俩以每年10个多月的田野考古工作，从1982年做到了1984年。

汉宣帝杜陵位于西安东南部，它的保存现状比较好。西汉时代每个皇帝的帝陵陵区范围一般在七八平方公里到十几平方公里，其中包括皇帝与皇后陵墓，还有陵园及陵寝礼制建筑、陪葬墓区、陪葬坑区等，西汉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帝陵一般还有陵邑。汉宣帝杜陵陵区包括了上述所有内容。西汉时代，文武大臣死后，能陪葬到皇帝陵墓附近是权力、地位的象征，是崇高的政治荣誉。像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中有萧何、曹参、周勃等墓葬，汉武帝茂陵陪葬墓中有卫青、霍去病、霍光等人的墓葬。西汉帝陵陪葬墓数量多少不一，多者有上百座，汉宣帝杜陵陪葬墓保存至今的有几十座之多，分布范围相当广，有的陪葬墓分布颇有规律。杜陵陪葬坑发掘的数量不多，我们发掘的杜陵陪葬坑，其中出土了“裸体陶俑”。在《汉杜陵陵园遗址》考古报告出版（1993年）之前，1990年在汉景帝阳陵陪葬坑中发现了为数众多的“裸体陶俑”，人民日报的报导文章将其誉为“东方维纳斯”，这大概是因为“裸体陶俑”不但“裸体”而且没有胳膊。其实在1984年我们根据杜陵陪葬坑出土的“裸体陶俑”就已经提出，“裸体俑”原来是穿衣服的，而且也是有胳膊的。因为我发现了陶俑腹部遗存有带钩，这是拴皮带的。用显微镜观察“裸体陶俑”，发现其表面有丝、麻织物遗存，我判断这是原来“裸体陶俑”身上衣服腐烂之后的遗存。后来发现陶俑身上有箙，这是装箭的，陶俑旁边有的还有戟，因此推定陶俑必须有胳膊才能使用这些武器。陶俑肩部有孔，这是插胳膊用的，需要什么姿势，就做成什么样的胳膊。但是，陶俑只需要做一种，然后根据陶俑身份不同、功能不同，安装不同形式的胳膊。这是人们意识和工艺的一种进步，不是什么“维纳斯”。后来，他们也挖出来穿衣服的陶俑，证明当时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

西汉时代帝陵陵寝建筑遗址是中国古代帝陵考古的重要内容，今天看来大家都是清楚的、明白的。但是将其作为系统、全面的田野考古科学研究工作实践对象，可以说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遗址考古工作是起到重要作用的。因为以前有的人认为，陵墓考古就是发掘陵墓自身，就是以墓室为中心，以寻找“宝物”为目的。杜陵陵寝建筑遗址中的寝殿遗址、便殿遗址的全面考古发掘以及其布局结构的基本究明，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研究上有着开创性学术意义。这次发掘研究，在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上第一次详尽、科学地揭示了汉代陵寝制度，展现了西汉时代皇帝、皇后陵墓的陵园（包括门阙）、寝园（包括寝殿、便殿）及其帝陵陵庙在陵区的位置、建筑遗址的布局形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解决了许多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的问题。这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研究上有着开创性学术意义。同时，通过帝陵陵寝建筑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加深了对汉长安城的理解。

由于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的重要学术意义和多方面的重大学术突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人民日报》1988年10月6日在第一版以“西安杜陵发掘获丰硕学术成果——西汉帝陵及礼制建筑的布局真相大白”为题详细报道了汉宣帝杜陵的考古收获。鉴于秦都咸阳遗址和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所取得的多项创新科研成果，1988年这两处文化遗产同时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杜陵挖完以后，1985年负责汉长安城遗址发掘工作的队长已经退休了，考古研究所领导让我主持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

汉长安城考古队成立于1956年。汉长安城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代都城，从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等诸多方面来说，汉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朝代，今天我们所说的“汉人”、“汉族”、“汉字”、“汉文化”、“汉文化圈”等无不与汉王朝密切相关。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成形于汉代，汉代奠定了当今的“中国”的基本空间与人群组成。对于国家而言，空间范围是头等大事，而中国疆域范围的主体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秦代的疆域西边只到兰州，汉代西边到了现在的新疆，东边到了沿海，南边到了现在的南海及印度支那半岛中部。当然还有重要的思想方面的“独尊儒术”，文化方面的现代汉字基本定型于这时（汉字是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延续不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因素）；国家经济方面的“货币官铸”、“盐铁官营”、“重农抑商”等。我进行汉长安城考古研究就是要探讨，为什么说中华民族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为什么说汉文化是主导文化，必须拿考古学的证据说话。上述方方面面它的物化载体就是通过汉代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认知的。

汉长安城遗址是汉文化最具代表性、最为集中的地方，把这里发掘出来的东西与广东、东北、新疆等地出土的汉代的考古资料对比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地方所受到的文化影响。进一步的就是看这个时候形成的文化，又如何影响着后代。此外，我还想通过汉长安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弄清楚汉代都城的结构以及汉长安城作为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的考古学表现。

从1985年开始，我首先弄清楚汉长安城的结构。为什么说“以地缘政治为主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是在秦汉时代确立的？在都城考古方面如何体现？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宫城则是都城的政治中枢。我把宫城遗址考古工作作为都城遗址考古工作的切入点和重点，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在基本搞清楚其布局形制的前提之下，我首先把宫城——未央宫遗址的考古工作作为突破口。春秋战国时期是王国时代，秦汉时代是中央集权帝国时代，两者的“政治平台”——都城的布局形制应该有所不同。在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掘中，我发现它不仅与以前的都城不一样，和以后的都城也不一样。汉长安城它不只有一个宫城，除了皇宫——未央宫之外，还有长乐宫、桂宫、明光宫、北宫。这是为什么？我当时思考这个问题，同时注意考察各个宫城的功能，这几个宫城的功能不同、形制不一、规模不等。未央宫是皇帝的宫城，长乐宫是太后的宫城。但为什么专门给太后设一个与皇帝同样大的宫城？而在晚期，比如故宫里面，东宫、西宫在两边，中间是太和殿，相对太和殿而言，东宫与西宫是次要的，为什么这两个平起平坐？我后来发现一个规律，西汉时代绝大多数的皇帝（汉武帝除外）都是短命的，二三十岁就死了，孩子又很小，新皇帝只能由他母亲（即太后）操纵，太后后面的一批人就是她的娘家人，太后通过儿子操纵国家大权，皇帝依靠外戚，从而导致了外戚政治势力的崛起，形成了所谓的二元政治。这种影响也表现在宫城的建筑上，就是专门给这些人建了一个政治活动的场地，这个场地的级别和皇宫是一样的。皇帝的宫城里有什么机构，太后的宫城就有相同的机构。

汉长安城面积很大，有35平方公里，周长25.7公里，我们每天的田野考古工作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因为这样也使我对汉长安城遗址的每一个地方印象很深，而且不少考古现象就是在两条腿下跑出来的。

在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中，我考虑到一个都城不只是政治统治中心，还是经济管理中心，那么经济管理在古代都城遗址之中主要物化表现是什么？市场是人们一般比较重视的。但是，那是个“重农抑商”的时代，当时商业并不是非常重要（重农轻商的传统也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市场也只是“日中而市”。我们在汉长安城遗址找到了“西市”，并且发现，市场里头的手工艺作坊分为3大类，一类是铸币厂；还有一类是做陶俑的，这是给皇帝和贵族随葬的，当时叫“东园秘器”；另外一类是冶炼和铸造，其中产品就有度量衡器。这些作坊是国家管理的，其产品主要是为皇室所用，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比重有多大，需要认真研究。

在汉长安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有些考古发现是令人振奋的。如1986—1987年我们发掘的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这是一座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院子，其中出土的57 000件骨签（即皇宫档案）是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这个地方在当时就是档案库，因为房子已经在西汉末年烧毁了，有一部分烧得像炼渣一样，有一部分没有烧。一般说来，汉代写东西在简上，汉简很长，一般二十多厘米。而这些骨签很短，是用牛骨做的，文字不是写的，而是刻的，字很小。我判断它是国家档案。这主要因为两点，一是内容，二是形制（档案必须保存长久）。我拿着放大镜看上面的字迹，发现这上面刻的东西延续时间达一百多年，内容绝大多数是各地向中央交纳军备武器的记录。这次出土的骨签量很大，平均每个上面有十几个字，而且有年代、人名、官府。从这些骨签可以看出当时书法、官制等变化，尤其是西汉时代的官制问题，补充了《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不足，因为通过骨签研究，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汉时代县级官吏组织变化，而这些恰恰是《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中所很少涉及的。大量有纪年的骨签对于文字发展史研究是一批十分难得的宝贵资料。至于从骨签文字内容，探讨汉代的地方手工业及军工工业更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正是由于骨签发现的重大学术意义，1989年3月初，中央电视台在晚7点的新闻联播中播发这一重要考古发现，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在第一版报导了这一考古成果。关于我在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的考古成果，《瞭望》（海外版）和《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于第一版对其学术成果予以报道。近年来，我又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中，通过分析宫殿与宗庙相对位置变化、宗庙形制变化、宫殿与池苑名称变化，揭示出了“王国政治”与“帝国政治”的变化、“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开始把汉长安城遗址的手工业作坊遗址作为田野考古工作重点，其中在汉长安城西北部发掘的陶俑窑，被评为国家文物局首次举办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当时我们发掘了23座陶窑，其中17座连在一起，这些陶窑分布成3个区，每个陶窑都不大，一个陶窑一次大概烧三四百个陶俑。我通过发掘和研究，弄清楚了陶俑的烧制工艺和产量。

后来我调回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担任了汉唐研究室主任。我妻子就接替我的工作，担任了汉长安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她一直做到2003年退休。1993年以后，我又相继担任了考古所副所长、所长至2006年。其间，我经常到各个田野考古工地，这使我扩大了学术视野，同时我也把自己关于古代都城遗址考古方法与理论，尽可能与都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相结合，比如都城遗址怎么做，如何更快出成果等。与此同时，我也十分重视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与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我们的《汉杜陵陵园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3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来被评为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1996年，我主编的《汉长安城未央宫》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一等奖。200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汉长安城桂宫发掘报告》，日文版也在日本出版了。1997年经中国国务院特别许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汉长安城桂宫遗址进行为期5年的合作发掘。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的在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的中外合作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项目，我作为中方领队，与日方领队、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町田章先生共同主持了这项国际合作项目。桂宫遗址的考古勘查与发掘工作，经过4年的艰苦工作，到2001年，圆满完成了各项预定的科研项目，在中日两国学术界及国内外诸多新闻媒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这期间，我也出版了一些专著，比如1987年我和李毓芳写的《西汉十一陵》（后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8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安春秋》，2000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古代都城与帝陵的考古学研究》，200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汉长安城》，2004年在日本出版的《汉长安城骨签书法研究》，200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的《三秦记·关中记辑注》等。

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

2003—2004年，以多学科结合开展的阿房宫遗址考古工作，通过对遗址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我认为当年阿房宫工程只完成了阿房前殿建筑基址的建设，由此得出阿房宫前殿没建成、“火烧阿房宫”属于子虚乌有的结论。由于火烧阿房宫的说法几乎家喻户晓，我们的考古新发现极大地冲击了世人头脑中固有的观念，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针对这一情况，我撰写了《观念中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阿房宫遗址考古发现的再思考》一文，指出：其一，一些人将观念的历史代替了历史的真实；受杜牧《阿房宫赋》这一文学作品的影响，阿房宫的瑰丽宏伟成为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观念已为人们所接受。其二，考古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认识，历史研究应尊重考古成果，充分利用考古资料。通过对阿房宫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我发表相关文章，强调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我们不能用历史的观念代替历史的真实，学者不能拘泥于固有的观念，而应当根据客观的材料，还历史以真正面目，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我这方面文章，先后有两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摘。

pagenumber_ebook=378,pagenumber_book=378

2004年与李毓芳在整理、研究出土骨签

pagenumber_ebook=378,pagenumber_book=378

2004年在阿房宫前殿工作

pagenumber_ebook=378,pagenumber_book=378

2004年在秦阿房宫遗址

曹操墓的考察和确认

2009年12月17日，我受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邀请，到该研究所正在考古发掘的安阳西高穴大墓（二号墓）进行考察。经过对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的墓葬规模、形制、出土遗物等分析、研究，从西高穴大墓时代、级别、墓主等方面判定，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曹操的墓葬。我指出：西高穴大墓的时代应为东汉晚期；从西高穴大墓墓室的规格与设置来看，都反映了墓主人的高等级身份，应是东汉晚期诸侯王级；西高穴位于邺城遗址以西14公里，东汉晚期西高穴一带为邺城所辖，当时曹操被封为“魏王”，邺城就是魏王曹操的都城，在东汉末年去世的“魏王”又只有曹操一人，因此作为邺城附近的东汉晚期诸侯王墓级的西高穴大墓，只能是曹操墓；西高穴大墓之中发现的7件石牌（还有1件是盗墓者交出），均有“魏武王常所用”刻铭，石牌之上刻铭魏武王应与公元220年1月曹操去世下葬的称谓是吻合的；在西高穴村村西，1998年4月村民挖土时发现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其中刻铭证实：鲁潜墓与曹操墓均在今西高穴村，也就是说现在发现时代属于东汉晚期的西高穴大墓就是曹操墓；通过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西高穴大墓即应为曹操墓。上述“六点”是一组完整的“证据链”，它们互相联系、彼此佐证、逻辑严密。

pagenumber_ebook=379,pagenumber_book=379

2007年考古调查与研究曹操墓

曹操墓的发现、考察和确认，不仅是我国考古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引起重大影响的文化事件。对于这项考古发现，在更多的认可、肯定之外，“质疑”之声不断，我为“释疑”，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中华儿女》以社会焦点对我进行了专题报道）。2010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年终盘点“2010文教热点”，排名第一的是曹操墓的发现。《人民日报》为此撰文《曹操墓：何尝不是里程碑》，其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论：“你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现在对各种真相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饥渴，对于各种不诚信的质疑达到了极致的程度，曹操墓何尝不是一个里程碑？如果能够将之转化为一个帮助公众恢复对社会基本信心的机会，如果考古学家真的能证明这次考古经得起铺天盖地的质疑，能够证明还有一门学问有着严酷的学术规范，那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开始对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理论、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先后发表了《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思想理念的探索》、《中国古代都城宫庙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述论》等论文，这些论文集中体现了我的古代都城考古研究方法与理论，我当时作为研究所领导，又将上述古代都城考古理论、方法研究的新理念在考古研究所的古代都城考古科研工作中实施。

“发展”、“扩大”、“深化”中国考古学的担当

1993年底，我走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岗位，作为一名长期担任研究所领导职务的学者，我一直要求自己既要治好学，更要治好所。我意识到从此开始我已经不只是一个考古学者，像我的所有前任一样，我的肩上有了一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重担。

1994年11月，我主持召开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术研讨会，强调了都城考古的目的要明确、方法要准确、理论要正确。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学术发展史上，这是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学术会议。这次研讨会之后，作为国内主要从事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对以往都城遗址考古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先秦时代的都城遗址考古课题中，进一步突出了都城遗址的考古目的，提出都城考古构成的课题学术“要素”，以“要素”为田野考古“单元”，分析诸“要素”内在关联，确定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都城遗址田野考古切入点及程序。强调在都城考古中要重视究明都城布局形制及其变化，要研究布局形制形成与变化的原因，这种原因包括技术与社会两个层面，尤其是对后者所涉及的深层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在都城遗址考古中，要更加突出“由物及人”。这次都城遗址考古会议产生了积极效果，会后十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统一规划、指导、要求下，各都城遗址考古工作，尤其是先秦时代的早期都城（或都邑）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相继调整了方向、改变了方法、突出了学术重点，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获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这集中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重点进行的偃师商城的宫城遗址全面揭露，20世纪90年代后期考古发现的陶寺城址和安阳殷墟洹北商城遗址，世纪之交二里头遗址宫城与路网的发现等。

学术研究是自己的事业，当然也更是社会的事业。因此，学者不只是享受做学问的乐趣，更多的还是要意识到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田野考古发掘材料的及时整理与发表，不仅是严肃的学术任务，也是考古学家必须遵循的职业准则。尽管我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项目繁多（如汉宣帝杜陵陵园与陵寝建筑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汉长安城桂宫遗址等），但我要求自己必须对学术、对社会极端认真负责，这样就必须及时整理、发表与出版各种类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已经出版的我主编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① 《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② 《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③ 《汉长安城桂宫》，文物出版社，2007年），我认为这是自己做学问所必须遵守的历史和社会责任。

多年来，我把建设国际知名研究所，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我坚持考古研究所必须以田野考古工作为基础，特别是古代都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这是考古所的立所之本。我深知办好学术期刊《考古》、《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对确立考古研究所的学术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我提倡“开门办所”，为了及时介绍、总结中国考古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我们筹划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创办了英文版《中国考古学》（Chinese Archaeology），请进了一批有名望的中外学者来考古研究所进行交流，同时很多有前景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被派到国外交流学习，组织了多项中外合作发掘项目。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考古所成为国内、国际考古学界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中心。

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奔走呼号

文化遗产是国家、民族的“根”与“魂”，是我们历史的载体，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记忆”，人没有了记忆就成为了“植物人”。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失去了历史及其载体，也就是失去了“记忆”，那样的话，国家、民族将变成“植物国”、“植物族”。而文化遗产又是不可再生的，因此我一直认为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是“绝对”的、“长期”的。为此在国家经济大发展的这些年里，我到处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而奔走呼号！20世纪90年代，我为“三峡工程”中的文化遗产，而多次现场考察，积极呼吁；新世纪之初，南水北调工程启动时，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向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反映情况，加大工程沿线文物保护，全面开展考古调查，确保古代遗存的安全；对于社会上近些年，随着“收藏”热的兴起，许多媒体“鉴宝”节目增多并出现导向偏差：“鉴宝”常常以市值多少为噱头，吊大家的胃口，从而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社会上曾流行的“要想富就挖墓，一夜成了万元户”的顺口溜就反映了一些倾向。鉴宝应从“宝”留下了哪些人类记忆，从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来识“宝”、鉴“宝”，要根据《文物保护法》来宣传，从而提高人们的鉴赏水平、文化素养和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我就此问题多次向有关部门呼吁，2009年在政协大会上，我再次提出相关提案、在联组会议上大声呼吁，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我通过中央电视台就正确引导“收藏”、“鉴宝”活动的问题，多次提出我看法，要树立正气，遏制“收藏”领域的炒作与“拜金主义”。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新闻媒体上，我不厌其烦地说明古代帝王陵墓不能发掘！

pagenumber_ebook=382,pagenumber_book=382

1997年与水均益、刘芳菲做客中央电视台埃及金字塔考古大发现

pagenumber_ebook=382,pagenumber_book=382

1998年11月23日香港东亚玉器会与饶宗颐

在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近年来我又以大量精力投入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申遗”与保护工作，为安阳殷墟、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蜀道等文化遗产“申遗”，为泰山、黄山、丽江、武夷山、福建土楼、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等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而四处奔走！

在个人治学的“考古之路”上，我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从我本人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感想：

首先，在学术研究中要处理好古人早已提出的“学”与“思”的问题，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就是“问”，“问”就是“疑问”，对“疑问”的解决就是科学的“假设”，“假设”的“科学”就是科学的创新与原始创新。真理是相对的，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加深对真理的认识，不断推进科学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中提出疑问、提出假设，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学者的基本学术素养。如果说我在过去的考古学研究中还取得了一些创新或原始创新成果，那么都与我对科研工作的“思考”、“疑问”、“假设”的重视密切相关。“学习”要虚心、“思考”要深刻、“假设”要大胆、“求证”要认真。

第二，从我个人的经验看，要把学问做好，做学问就要有兴趣，要热爱自己选择的事业。在考古学研究领域，能够长期支持我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做学问的动力，源于我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对科学事业的爱好。

第三，做学问，尤其是搞考古，要勤奋、能吃苦。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自从我从事考古学研究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度过的。我在田野考古发掘工地的二十多年里，每年在农村田野工作的时间不少于10个月。这期间，除了每天的睡眠与吃饭之外，都是工作时间。田野考古是露天作业，考古调查、钻探是田野考古的基础工作，夏天农民收了小麦，就是在田地里考古调查、钻探的最好时机，而这时田里的太阳直晒气温一般在40～50℃；冬季天寒地冻，在考古工地清理、绘图冻得手脚麻木。面对考古科学研究事业，我始终信仰古人韩愈所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我在考古工地二十多年中，没有“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之分，没有什么“加班”概念。我正是利用“八小时之外”、星期天、节假日这些工作之余的时间，多开展些田野考古工作，多读些书、多动些笔，日积月累，才得以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更多的研究成果。

第四，正如老子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目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要排除外界干扰，安心、静心做学问，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还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

第五，“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研究是自己的事业，更是社会的事业，因此，学者不只是享受做学问的乐趣，还要担负起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使命。

个人简历

刘庆柱，男，汉族。1943年生于天津市。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199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92—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研究室主任，1993—200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8—201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学位委员会主任，1999—2008年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德国考古研究院外籍院士。《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中国考古学》（英文版）主编，《历史研究》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考古·文物学科主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中国圆明园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郑州大学、西安市社会科学院、秦始皇陵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等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兼职教授、特聘教授、研究员，唐大明宫学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金城文物艺术学院院长。

先后参加并主持秦都咸阳遗址、西汉十一陵、关中唐十八陵、秦汉栎阳城遗址、西汉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秦阿房宫遗址等考古勘探、发掘。已出版考古学专刊、专著、论文集等二十多部，论文逾三百篇。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学和秦汉考古学。《汉长安城未央宫》、《汉杜陵陵园遗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等分别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夏鼐考古学研究奖、郭沫若历史学奖。

先后在我国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匹兹堡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日本国立东京大学、国立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国立东京博物馆，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国立中央博物馆、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德国考古研究院，瑞典东方博物馆，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法国法兰西学院，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历史学研究所，秘鲁国立历史博物馆、秘鲁天主教大学，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院，印度国立博物馆，巴基斯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越南考古学院等著名大学、学术机构进行学术访问、交流、研究。受聘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国立京都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