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时代

6312班　张四浩

1970年在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时的高和

不到一年，失去了两个好朋友——高和与孟繁华。

高和是去年5月送走的，他突发急性肝硬化入院十几天就走了。大学期间我们俩同一宿舍上下床六年，关系一直很好，虽说不上是挚友，但彼此绝无隔阂，这大概和我们父辈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有关。他的父亲是死守太原的将领，太原失守后被立即处死。据他说，当时已经知道将是一场恶战，美国顾问曾建议他父亲至少把他们哥俩中的一个送去美国，但被拒绝了，让他母亲——一位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带他们哥俩回到老家内蒙古赤峰。还听他说，母亲听到父亲的死讯后，一夜之间头发就白了。

这样的家庭状况，经济条件可想而知。他和哥哥高正都读大学（高正在当时的师范学院体育系，即现在的体育师范大学学习体操），母亲在北京靠给人当保姆挣点钱，所以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记得有一次，宿舍就我们俩，他闷闷不乐，我问他怎么了，于是他让我看一篇《北京日报》上的文章，说他母亲可能连保姆都做不成了。我一看原来是一篇投稿，作者说他们家的保姆经查是个地主婆，号召大家找保姆时要有阶级观点，提高阶级警惕性。我无言以对，只能安慰他。

高和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处事比较谨慎，但绝不胆小。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中，他可以选择不说话，但绝不随波逐流。我最喜欢也最佩服的就是他的正直，宿舍就我们俩时，我常能听到他对形势的观点。他很有独立思想，对当时的极左思潮和血统论很不以为然。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天安门游行，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是没有权利参加的，于是被留在学校学习。主持学习的是我班的团支书记。我们五六个人，每人一个马扎，散坐在一号教学楼外的树荫下读社论，搞大批判。中间休息时，大家散去，只我和高和还在聊。聊到我们为何不能参加游行时，他突然看看四周，用手指头点着那些马扎，诡异地笑着说：“你看看！”我一看，原来大家学着学着竟然坐成了以支书为圆心的一个半圆圈，不禁会心地笑了。这件事说明了他身处那种环境的心态。

后来在“文革”后期复课阶段，他来了劲，属非常积极类（那时对复课也是有反对意见的），每天吃过早饭就奔向教室等着。那时正值冬天，教学楼的供暖并不好，他的棉衣又薄，袖子短到遮不住手腕。我那时有一个超大号的搪瓷缸子，每天去教室前都在开水房灌得满满的，一带进教室，他就喊：“快快快，救命水来了！”然后就用那缸子捂手取暖，上课记笔记时手才离开一会儿。这情景一直不能让我忘怀，那时的高和真是够苦的。

但他的体质却奇好，一米八几的高高身材，两块胸大肌特发达，宽宽的肩膀，瘦瘦的细腰，典型的虎背狼腰，帅极了。他是学校中长跑队的，特能跑，我们戏称他们是“野驴队”。这个绰号其实和他戴副眼镜显得很文气的外表并不匹配。他的文气在学习上的表现就是脑子特好使，上课的笔记非常简单，可是晚自习全班在小教室做作业，他总是很快就做完了，然后就起身回宿舍。记得学习委员和班长为此给他提意见，说：“你老早走影响别人安心学习的。”他并不以为然。我们几个“后进”同学暗自高兴，在下面鼓励他，“别管他们，有能耐你也早走呀！”

大学毕业后，我们共赴山西4665部队锻炼，我们在一个班。记得有一次，轮到我们班作炊事班给全连做饭，我和他打鸡蛋，要知道一百多人的炒菜用鸡蛋可不是十个八个，一打就是一大盆。打着打着，他突然说“你敢吃生鸡蛋吗？”我说：“你敢吗？”他毫不犹豫就把一个喝进肚子里，我大笑，问：“好吃吗？”他说：“好吃。”于是我也喝了一个，觉得腥腥的。现在想起来，也许并不全是心血来潮，也是因为缺营养，挺馋的。

左起第五为高和

部队锻炼约两年，1970年7月，我们被一列火车从山西大同拉回北京。清晨5点多，在现在的北京北站，当时叫西直门火车站，我们下车后按在部队时的编制每连一个方阵席地而坐，即地听从分配。被叫到名字的起立然后就跟着单位派来领人的人走。高和先于我被叫，我一听他去的单位是北京乐器厂，心里不禁发乐：这个五音不全的怎么给分到那里去了（在学校时我曾拉他参加校合唱团，没两次他就坚决不去唱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对他说过多次，我说咱俩真应该换换（我被分到专业性很强的轻工机械厂）。当然，在那个听从组织分配的年代，这话也只是说说而已。

1970年8月在山西雁北阳高县4665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时的合影

但就是这个五音不全的高和，却成了中国机械化制造钢琴第一人！

高和在乐器厂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和专业特长，他大概是我们班同学中第一个在工作中使用电脑的，大概也是同学中第一个编程序的。在大家还都认为电脑很神秘的时候，他已经自己攒电脑了。他曾跟我说攒电脑很简单，你想安装错都错不了。他从基层技术员后来干到北京钢琴厂（就是现在的星海钢琴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搞的几期技术改造都很叫得响。我曾参观他搞的流水线，于是初步了解了他对钢琴制造的贡献。钢琴的心脏是击弦机，他把这个心脏中琴弦定位柱的位置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再经过计算，把程序输入数控机床，于是就精确地加工出几百个定位孔。这些定位孔过去一直是手工画线加工，这就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加工精度。当然高和的贡献非常多，这只不过是我走马观花看过一次的了解，据说他还曾编程解决了琴弦的自动调音问题。

但后来高和在公司混得并不如意，他和主要领导有矛盾，最后选择了离开星海公司去了上海，继续造钢琴，所以我们的联系也就渐渐少了。我曾问过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只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如果我什么都不要，那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一种威胁。”凭我对他品德的了解，立刻就理解是怎么回事了。2005年校庆，我们班去的同学极少，也聚不起餐来，于是我、高和、车奕，在校对面的一家饭馆吃了午饭。记得吃饭时，高和用很多话谈了一个观点：活在世界上，要凭自己的努力去索取，不是你的东西绝对不能要。

车奕的一个朋友李九江经理，他自己有个销售钢琴的公司，也卖高和公司的产品。有一次我去他那里帮朋友买琴，正好高和公司的经理也在，共进午餐时，又谈起了高和一些事，才知道他不但造琴还设计钢琴了，这是2006年夏天……

高和去世的消息是林燕生告诉我的，当时我极为震惊。林燕生是化工系的，部队锻炼时在同一个连队。令人感慨的是，我们同班的同学们竟然没有一个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我也只能尽所能打了很多同班同学的电话，结果只联系上了高波、刘淑兰和郭春兰。高波两口子在海南，郭春兰在大北面看孙子离不开，都没能参加告别，但在告别现场我见到了李维四两口子和陈启云两口子。车奕当然义不容辞地来了，还有很多其他校友，那天一共有百八十人吧。我听钢琴协会的悼词中把他称之为“中国流水线制造钢琴第一人”。我看着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遗像，不禁悲从心生，怎么也接受不了“他走了”的事实。直到现在，我脑海里还是经常出现他的音容笑貌，还总觉得他还远远地在上海，还活着……

另外还要写几笔高和的哥哥高正，他在“文革”时期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和我哥哥三杰在一起。我们也相识。三杰曾说有一次大家正走在路上，高正嘟囔了一句说：“身子怎么这么别扭！”就突然跑了几步，接着是连着几个凌空翻，大家哈哈大乐，说：“真不愧是学体操的。”他毕业后当了体育教师，也是英年早逝，逝于心脏病。他培养出了一个有出息儿子——足球名将高雷雷。我为写这篇文章搜索高雷雷时，看到了他的博客。他的脸型很像高正，但比他父亲英俊。今年春节，他还写道：“大年初五，父亲离开十一年了，我和母亲都很想念您。感谢父亲给我的一切。”真是好孩子。

孟繁华

再写写孟繁华。

孟繁华在校时和我既不同年级也不同系，他低我一年，是1964年入学的，学的是给排水专业，但毕业后全凭自学，改行为建筑学。我们的相识全在于爱好——都是校乐队的。他吹长号，好像还拉小提琴，对手风琴也情有独钟，当然就接触多了。时间长了，彼此性情相投就成了朋友。他除了爱好音乐，美术也相当好，画得一手好画。工宣队进校后，学校里那些毛泽东的画像很多都是出自他的手。我想，这些爱好培养了他的才华和素养，应该是他后来事业上很成功的重要因素。

我们再见面时，已经是五十大几的年龄了。已经记不得是怎么知道了他的电话的，但仍很清楚地记得打通电话时，双方兴奋的心情。于是我立即去了他办公地找他。那时他已经自己办公司了，是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在西苑饭店。我们俩坐在大厅咖啡厅里边喝边聊，他是一副不修边幅的艺术家范儿。知道了他已小有成就，在国内有一些标志性的作品，比如海南三亚的鹿回头雕塑、山西的百团大战纪念碑等，并且担任了国家经委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对许多送审的建筑项目提出了精彩的评价和修改意见。但那次见面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他讲的一个故事：他在海南当总工时，当时的经济秩序很混乱，经济活动中的非正当交易比比皆是。他审查一家公司的报价时感到太离谱了，于是拦腰给砍去了一半。“对方的脸都绿了，说现在哪还有您这样做生意的？”（原话）暗示要给他高额回扣，他说：“我不缺钱！”对方要请他吃饭，他说：“我就吃面条。”总之是刀枪不入。我边听边在心里感慨：真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老同学。后来他的公司搬到北三环，后又搬到南三环，我们又陆续见过几次。他那时已患有糖尿病，但工作起来还常常不管不顾。我曾警告他：“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他也曾面色凝重地说：“其实我可怕死呢！”没成想说这话不过三年竟成了现实。

据说他2009年去青岛出差时初犯心脏病，赶紧回京做了两个支架，当时就被告知，等身体恢复好些后还必须做搭桥术，于是在家静养。听说情绪很不好，曾和某同学在电话里说自己活不过三年。今年除夕之夜，在家看完春晚就犯了病，急救车赶到时，心电图已经是直线……

大年初三，我去送他，在紫竹桥附近的解放军466医院的告别室。送行的有六七十人，不少是他生前的同事。我见到了一些熟面孔，但因为都是六系的，大都叫不上名字来，能直呼其名的只有徐祖元、张自力和戴国欢、吴大素两口子。戴国欢还记得我是“拉手风琴的”，虽然忘了我的名字，我还是很欣慰。

他的遗像又年轻又开朗，和高和一样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我趁仪式没开始时把遗像拍了下来，算是补上了这么多年的朋友竟没留下一张照片的遗憾。

写了上面的这些话，再看看，心里很不是滋味。最近在工大校友合唱团，和大家的交谈中，方知离开我们的已经好多位了，最年轻的四十几岁就走了。同学们，我们这一代，伴随了这个国家最艰难、最多事的时期。我们的奉献多于索取，付出多于回报，坎坷多于坦途。但回首往事，没有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没有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终生投入给祖国的建设后，现在都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年人了，对自己好一些，好好活着吧！

写于2010年4月

张四浩，生于1945年，北工大6312班（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学生。1968年毕业后集体赴山西大同4665部队劳动锻炼，1970年分配到北京一轻局系统的轻工机械厂。从车间劳动锻炼开始，做过技术员、生产调度员、科长、总工等，一直到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