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儿时代

首届学生　王晓力

作者简介

王晓力，曾用名王勤，1937年4月17日生于原籍山东省潍坊北乡泊子乡崔家官庄，中共党员，副教授。1950年2月—1952年2月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学生；1950年2月—1957年7月东北实验学校、鞍山一中初、高中学生；1957年9月沈阳农学院农学系遗传育种专业学生。1961年8月先后在鞍山市农业局、十四中学工作（任外语教师）；1963年夏沈阳市第五十四中学生物教员；1964年4月沈阳第三十三中学生物教员；1986年1月起在沈阳大学担任专业课教员。1997年退休。

我的童年

我是1937年4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潍坊北乡泊子乡崔家官庄。日本入侵华北后，于1940年秋跟随母亲（张新）和姨母（张华）找到父亲所在部队——八路军山东省胶东游击队，随部队转战在昌（邑）潍（潍县）等地，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我部队的围困、包围、封锁、阻截。母亲与姨母入伍，我被放在当地老百姓家。老乡对我们这些八路军的子弟们十分好，对自家能住上八路军或八路的孩子感到骄傲自豪，虽连年战争生活都不富裕，但对我们这群娃子们那是倾其所有，比对自己孩子还要疼爱。一有敌情，村干部们马上通知有八路孩子的人家先行动、撤离。当时的情况万分困难，我曾在四个老乡家住过，其中两家没有粮吃，人又生病，不得已我转到了第三家，这是个地主婆，由于减租减息她怀恨在心，虽有的是粮食，但对我并不好，后来才送到第四家直到抗战胜利。因而我们至今有联系。

1942—1945年我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学校名字叫某某抗日小学，也有叫列宁小学的，学校大部分是在破庙或村公所的旧房子里；师资不够教学质量也差一些，但对学生们很认真；学习用具不足，课本几个人一本，每天轮着用，上课时放在石头桌的中间；我们没有笔和纸，用石板、石笔。上学时每人用印染的更生布，包一个小包扎在腰间，过河、过山去上学。农忙时都不上学，回家干农活，因此我对当地好多农活都熟悉。生活很艰苦有糠菜就很好了。经历了鬼子们的无数次扫荡，使我自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每天不论在干什么，时刻准备应对鬼子的扫荡，几乎睡觉都不脱衣服。没时间洗澡，人人都生虱子，那艰苦真是一言难尽啊。还有一次我和母亲与侦察连的一位叔叔化装成一“家”，去敌人据点搞情报呢。

1945年9月山东纵队奉延安总部命令，由罗荣桓将军率领6万山东八路军日夜兼程，赶赴东北接收东三省。我也随父母跟部队奔赴东北。当时没有根据地，我军吃、穿、住、行都成了大问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平之战十分惨烈，冻伤减员十分惊人。三纵七师一团团长钟本才叔叔，是长征干部，江西人，抗战时来到山东，在保卫本溪战斗中牺牲，年仅30岁。他爱人韩波阿姨带个女孩叫鲁生，又身怀遗腹子——寄生，从沂蒙山行军开始我们就同行。没时间开追悼会，直到新宾才开了追悼会。后来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中仅有他的衣物和照片。在新宾时我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个小姐姐，她脖子上长个肿瘤，家里没钱没法治病，我向爸爸汇报了此事，于是我三纵卫生所，选了最优秀的大夫为她主刀，在部队驻地小学教室里为她进行了手术。我们走时她的全家、亲友及村中能来的都来送我们，使我又感到了好似在沂蒙山区军民鱼水情的那种感情。在战斗最紧急时，我们与重伤员都撤到朝鲜，在那儿住了两三个月。四平战役后，我军伤亡很大，减员很多。部队就动员一切人员参战。由于伤病员俱增，卫生人员不足，就要求干部子女及新参军的战士担任卫生员。我虽年纪很小（10岁），但受父母影响有点战地包扎等服务技术，二话没说就参加了战地及后方医院的服务工作。从包扎伤员到登记、宣传队宣传、扫盲等工作都干了。有条件时也就近上学，打游击式的，有时文化教员教，或者有文化的叔叔们教，我有时干活还背小九九呢。

少年入伍

1947年底我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是三纵队七师卫生处卫生所的卫生员、护理员。后来又调到东北军区总部卫生部第九后方医院政治部宣传队女队（还有两个男队），成了一名小宣传员。没有任务时，领导就特批我到部队驻地附近小学上学，时间最长的是密山，当时叫东安。给俘虏演戏是一项政治工作，比平时彩排还要认真，演出的剧目有：《血泪仇》《抓壮丁》　《白毛女》　《两个胡子》　《米》　《火》　《反把倒算》等，也有老剧目，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演出之后首长讲话，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留在部队的叫解放军战士，发军装入伍。我在剧中扮演群众或者小孩，如《抓壮丁》中那个偷猫食的孩子，《群众在哪里》中演一个老百姓的小姑娘，队里也常演出“活报剧”，也有京剧，如《打渔杀家》　《空城计》，地方戏及新老歌曲等。一次在吉林的八道江演出《血泪仇》　《抓壮丁》，演出后在小学校的操场上，给蒋军投降人员换装，光衣服就堆成了小山。后来围困长春时，我们宣传队还出人去喊话，唱《解放区的天》等。后来锦州、长春、沈阳等陆续解放，形势好转，我在学校学习时间长了，伍明远政委特批我在学校边学习边参加学校及地方上的宣传工作。如：动员参军大会，慰劳军烈属，节假日时学校组织秧歌队，我常常是女队打头的，腰上扎着红飘带，手拿镰刀，尽情地唱啊跳啊，当地老百姓和学校师生好些人都看过我的演出，都喜欢我。班里的同学对我都很热情，我过得很愉快。学校经费紧张，我还提议并领着我们同学到我军驻地锅炉房去拣煤核卖，还到附近去采集中草药等卖钱，我班超额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取暖等问题。在我走的那个学期还被评上了学校的模范，光荣花送到了部队。后来我们部队要改编，走的时候学校师生和东安的人都来欢送我们。

1949年夏到1949年底，部队改编住在哈尔滨的沙漫屯（兵工厂）、市内的花园街、南岗等地。此时部队变动很大，复员、转业、南下进关，陆续离开了部队。我们宣传队和全院一样变化很大，要求年龄在23岁以下的人到各类学校学习不同的专业知识。我的年龄太小，文化底子又薄，最后被送到由东北军区和松江省（今黑龙江省）合办的东北烈干子弟学校，地点在哈尔滨南岗一座二层小白楼里，校长是罗荣桓将军的夫人林月琴。学生中有部队的烈士子女、干部子女（都是南下进关的）等，共设四个年级，我在四年级。1950年1月，我们部队去沈阳了，宣传队解散，九院撤销，我就去了东北军区军工部卫生处。

1950年2月，部队派了个摩托车送我去沈阳北陵的东北实验学校（今辽宁省实验中学）工农速成班，说是在这里学习一两年就可以上大学和各种专业学校。在教导处填表时，他们发现我是个毛头孩子年龄太小，不适合同那些胡子拉碴的半大老头子们一块儿学习，建议我去一个部队办的学校——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

在东北育才

1.入学

我到育才教导处时因为是插班的，所以就我一个，老师对我进行“口试”，问的问题我还记得：先问我姓名、年龄、家庭情况，又问道：　“知道我们的领袖是谁吗？”我答：　“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又问道：　“东北人民政府的主席是谁？”我答：　“高岗。”又问：“你都在哪学习过？”我答道：“小时在沂蒙山根据地上过抗日小学，到东北后随部队行军打仗，随时到驻地的小学去上学，待的最长的地方是黑龙江省密山（当时叫东安）前后有一年多。后来部队改编，去了哈尔滨，我在哈尔滨南岗‘东北烈干子弟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随部队到沈阳来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后来又问我学过的东西能说一说吗？我背了抗日小学一些课文：　“人，中国人，日本人，中国大，日本小，中国人多，日本人少，中国人非绵羊！打倒日本列强！”“天上有个北斗星，地上有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又背了梯形面积计算公式：（上底+下底）×高÷2。又讲了在边区时欢送党代表去陕北参加党代会议、大生产运动。

后来就把我送到当时学校最高的五年级。然而各科学习内容对我而言都偏深，好在我有丰富的生活实践，经过努力，跟头把式地也基本上跟上了大流，但唯独俄语我十二万分的困难。为此我回去找领导和父母，大哭了一场。这俄语我学不了，这“学习任务”我完不成。大家都说：“我们这个单位马上就不存在了，都复员、转业到各地，（当时我的宣传队长吴宝泉同志去了辽东防疫站，院政委伍明远去了大连……）你不念书，没有办法。”也罢，我下定了决心，心想不就是苦吗？怕“学不好”人家笑我吗？从此我再也不去想那“学不好”、不会“俄语”的事了，我常常在课余时间默读俄语，有时晚上别人都睡了，我跑到厕所去学俄语，假日里主要是攻克“俄语”这个山头！时间久了，俄语也基本上可以了，而升入东北实验中学初中后，俄语又从字母发音、拼音学起，所以基本上我胜任了学习任务。

2.来自五湖四海

一群从小唱着“天上有颗北斗星，地上有个毛泽东，他是咱们的大救星！”的来自革命老区的部队孩子、烈士子女，汇集在东北的两所寄宿学校。其中之一的就是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北烈士纪念馆附近的东北烈干子弟学校。

伟大领袖在我们心目中是那样的神秘、高大，我们崇拜这位东方的巨人，这位扭转中国乾坤的伟人。虽在报上常见他的大照片，但仍渴望亲眼目睹领袖的风采。语文课上讲到毛主席在陕北救了一个小孩（他得的是脑脊髓膜炎病）的故事，我们都觉得他太幸福了，我们何时能见到毛主席呢？后来听说毛主席的女儿在我校学习，大家都想看看她。论年龄她长我一岁（1936年），但因她不会汉语，不能与我们同班，暂时到低年级补习语文。她很文静，眉清目秀，一副羞答答的样子，小巧玲珑，说话悄声细语，同学们和她交谈时，都好问她：　“你是毛主席的女儿吗？”她就回答一个字：　“是。”大家还企盼她再说几句，问这问那的，结果她总是用俄语说：“肃静！同学们小点声，别吵吵。”在后来的岁月中我们才明白这其中的“缘故”。一是她很小跟随母亲去苏联，对父亲的记忆淡漠；再者她很内向，少言语，很谦虚，不以自己是“第一号公主”而自居。有涵养，怕大家大声交谈影响别人，扰乱纪律，所以叫大家小点声，多么可爱的小女孩，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儿？千真万确。她学习很刻苦，对自己要求严格，不搞特殊，她不声不响地学习，在低年级她是大姐姐，对我们而言应叫她小姐姐才是，她一出现在那里，别的班的同学常常围着她交谈，但她汉语不佳，更多的是她听大家的谈话，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细声细气的，从不急躁，很和善，她见了大家总是微笑着点头示意。

就这样，她成了我们中的一员，我们同在一个楼里学习、生活，在食堂就餐，同吃一锅饭。

后来她随母亲去了沈阳，就读于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我到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时她已离开。我有幸先后在这两所学校就读，并与我党我军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及将领们的子女同窗，共同度过了难忘童年中的黄金时代。我感到无比幸福。

这两所学校充分体现和实践了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同志提出的“集中养育、保教并举”的精神，合理地利用了师资、人力、物力资源，收到了最佳效果。

记得当时就餐前要唱一曲，轮流指挥，有中国歌曲也有苏联歌曲，就餐时食堂里静悄悄的，只听到碗筷声音和轻轻的脚步声，每人一份菜、一份面包（或馒头），不够可以增添而不能剩菜、剩饭！谁剩了饭菜，就得到前面墙上班级花名册栏里在自己的名字下画上×。不过这样的人不多，因为我们都是从苦日子中过来的，知道今天的生活得来不易，我们所用的一切吃、穿、用全是人民给的，是人民的血汗啊！况且我们都懂得新中国才刚刚建立，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没有权利浪费！而且发生这种事情时，要在班会上做检查，挖思想根源。那可不是件好事！

在我们集体里大家是平等的，互敬互助没有贵贱等级之分，不以家长职位高低论人格，在日常生活各项活动中，根本看不出哪位是将门之子，谁是普通一兵之女，谁是阵亡将士的子弟。在这里是大同学关心爱护小同学，老同学体贴帮助新同学，我们虽然非亲非故却亲如兄弟姐妹。

在讨论问题时怎么想怎么看就会怎么说，敞开胸怀，甚至大家争得脸红脖子粗，但都对事不对人，过后不记仇。例如我们在1950年抗美援朝时搬迁到哈尔滨花园街，大家上课开始没桌椅，我们都克服了困难。政治课上讲到有关原子弹，抗美援朝的时局等，我们课后曾自发地对下列问题讨论、争论过，当年延安和各根据地边区哪个重要？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发生吗？如果发生的话，主战场在哪里？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我们八路军共产党自己打出来的，还是苏联起了主导作用？

我们常搞一些课外活动，有些是课堂的延续，内容丰富多彩，有歌咏、舞蹈、绘画、体操、合唱，有时去工厂、矿山参观学习，如去抚顺露天矿（老虎台）参观、下竖井；去沈阳铁西区炼油厂、抚顺炼油厂参观，还采样制成了标本；去炼钢厂、化工厂、东陵飞机场、鞍钢大型无缝钢管厂；去大连夏令营，看电影《留下他打老蒋》《幸福生活》　《列宁在十月》　《带枪的人》　《勇敢的人们》《他们有祖国》等影片，有时也组织讨论或要求记日记，或作为语文课作文题材等。

还举办各种比赛：球赛、棋类、小话剧（也有自编的）、集体舞，优胜者没有奖品，但大家都会十分认真参加，很活跃，开会时也拉歌，常常拉我们大姐姐班，搞各种活动，为的是活跃大家生活和锻炼大家的各种能力。

我们全校同学除台湾、香港、西藏、新疆外，各省都有“代表”。我们班共38人，来自全国各省：李醴（湖南）、肖朗、谭永清、石初平（四川）、李月秋、李玉英（河北）、陈阳春、刘岱畴、陈玫、王晓力（山东）、刘北延（延安保小）……我们说着不同的方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因为战争，把我们这一群人汇集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接受统一的政治思想教育，高质量教师的培养教育，如教数学课的肖先锐老师，是从湖南请来的优秀教师，是教师们的样板，她的标准教学带动了一些年轻教师；我班班主任老师胡肇兰、崔启泰（地理）、秦福昌（历史）、周乃瑞（自然），还有体育老师，他们都是从北师大及各高校毕业来此任教的，手工老师李成玉（四川来的），外语老师维拉（俄籍）。学生来自祖国各地，老师也是从四面八方汇集在此为我们服务，幸福没法说啊。

我们远离父母，为了增加大家的营养，李力群校长不断筹措资金，让我们每天有牛奶喝，吃面包，奶酪、鱼子酱、果子酱、红烧毛蛋、红烧牛排、红烧肉，还请了南方厨师来为我们做可口的饭菜，各种时令水果每天都吃，使我们个个茁壮成长。

3.晓霖“妹”

在育才学校我认识了林晓霖，她是林彪的长女，曾随父母在苏联生活，其父先回国，她与母亲后回国。她的俄语很好，可汉语却半生不熟，她在低年级补习语文。因刚来时她汉语欠佳，我班年龄与她相仿，又会点俄语，可当半个翻译，所以她曾与我们高年级女生同住一个寝室，因此我们有幸在一起愉快地生活了一段时间，留下一些难忘的记忆。

有次林彪来校视察，我们全校师生列队欢迎，他视察了图书馆、食堂、教室、寝室、文艺活动室、大队部（兼音乐教室）等，又到我班来看看，和大家拉家常，问我们都是哪部分的，想家不？他的湖北口音很重，声音不大，大家不太习惯，他来时乘坐的汽车是深色的，有窗帘，据说汽车有防弹设置。这就是晓霖爸爸留给我的印象。

晓霖的个性与娇娇截然不同，她活泼好动，爱讲话，她的汉语讲得不伦不类，连比带画说得使人发笑，例如：她管女生叫中国的女姑娘们。

她矮墩墩的个子，圆圆的脸蛋，胖乎乎、肉嘟嘟的，眼睛不大，挺有神，两道八字眉酷似其父，身穿连衣裙像座小铁塔，壮壮的，活像个小男孩儿，说起话来声音粗壮有力而短急。她做事从不思前想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便干什么，性格直率。例如：她刚来时总说中国的苹果大、好、多，西红柿也多。她说西红柿时，样子滑稽，重音与我们不一样，挺逗人的，那时我们午餐及晚餐每人一份水果（一个苹果或西红柿等）而她吃完一份好像没吃一样，大家就再“救济”她一点，有一次她忽然向总务人员提出：我的苹果不一个一个地发，要几天的一次给我。这些同志不明白她讲的是什么意思，于是我们给她当了半拉子“翻译”，弄明白后工作人员就把几天的一次给了她，结果她一次全“报销”，等我们晚餐后吃水果时，她在一旁更着急，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苹果一个一个地吃了！”我们纠正她：你的水果是一次把几次的全吃光了。之后她再也不这么干了。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成见，大家说她什么她从不生气。她特好动，课余时间常见她活跃在操场上，滑滑梯、跳绳、浪木、球类、杠子、秋千、垒球……到处都会留下她的身影。不久我们发现，打秋千的地方人较多，所以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队等候，而她打完之后不是到排尾站队，而是站在排头，这样下一个同学一打完她就又“上场”了。她玩起来很忘我，也很投入，她打秋千的那神态悠闲自在更显得旁若无人……我们这些小姐姐们看她的这个“小把戏”很想笑，晚上下晚自习，在寝室就乘洗漱之际，一边聊天，一边以讲故事的名义去开导她：问她可知道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理发的故事，然后我就用一半俄语一半汉语给她讲了伟大导师列宁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余去理发室排队理发的故事，当人们看到导师来了都争先恐后地请列宁同志到自己的位置上去理发，都被列宁同志谢绝了，他示意大家不要为他乱了秩序，他站在队伍的末尾，掏出报纸、文件……晓霖反应很“灵敏”，这么一讲她就明白了在公共场所应该如何遵守公共道德和规则，要学习列宁同志那样才是，于是她笑着说：“我知道了。”以后她再也没出现过此类事情。

晓霖俄语很好，发音准确，书写规范，有时她会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在苏联的事，俄语、汉语，外加手势，我们老区来的孩子们听她讲得很新鲜；轮到我们则给她讲解放区军民团结一致抗日、打国民党的往事，什么儿童团、消息树、地雷阵、鸡毛信、钻山洞子等，她也听得出神，觉得太神奇了。

当时我国已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学校的老师常教育大家，要在学好各科文化课的同时学好俄语，要学习苏联几十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就要先学会他们的语言文字，每个人都应有这个思想准备，有的人长大了还可能要去苏联学习。为了建设我们这个古老而伟大的祖国，要顽强地学习，应像父兄及无数革命前辈那样，像攻克敌人堡垒那样去攻克文化课堡垒。所以同学们目的明确，学习都非常努力。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制订了学习计划。

而外语课对大多数同学来讲，都是必攻科目，基础差的同学向学的好的同学“取经”：每天早读记单词，挤时间朗读外语，如何小复习，大总结，卡片准备，语法学习，下决心要学好这门功课。同时校方为使大家学好外语，也想了许多办法，如看图识字、看电影、看动画片（俄语对话），请俄国人任教，我班俄语老师叫维拉（女），她上课时不许大家讲中文，让大家练习听力，听声看口型，对照单词字母、拼音，轮流起立大声朗读，当场矫正，对个别人课后还要吃“小灶”。还组织一些活动配合外语教学：唱俄文歌，跳苏联舞，朗读诗词、小说，练习用俄文写信，作短文、与苏联专家联欢，以强化外语教学。在我班女生寝室里，我们就和晓霖成立了“互助组”，我们帮她学汉语，她教我们俄语。于是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纸板，几个大夹子，挂在寝室一角，又用白纸及报纸写一些难念、难拼、难记的单词、字母夹在上面，课余时请她给我们范读、矫正，小妹妹变成了“小老师”，教小姐姐们，大家学得认真，她教得也带劲，又很投入，从字母发音到单词书写规则，一遍遍的教，一遍遍地练，有时熄灯铃响过了，闭灯了，大家迅速睡下，口中还在默读（我们的纪律严明，闭灯都闭嘴，停止一切活动，马上休息，午睡睡不着也不许讲话，自觉遵守纪律）有时手还在被子上比画写俄文。就这样小老师的一技之长有了“用武之地”，渐渐地她的汉语学习有了长进，我们的俄语学习在她的带动下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书写和会话更突出，能学好外语，细想起来晓霖功不可没。这个“互助组”使大家受益匪浅，每每想起这段与晓霖朝夕相处的日子，她给我们当“小先生”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

几十年来，每当忆起那时的生活，就会甜丝丝地想起了那一幕幕、一件件自然而和谐的学习、生活故事。有时我们在一起讲故事，说笑话，因为她不太明白中国话的含义，大家都发笑的事，唯独她一人没反应，如“二百五”这个词。有一次说起她那次吃“苹果”事件，真是二百五！她不但没笑，反而反问道：“为什么要二百五？”大家又一阵大笑（但不是嘲笑），于是给她讲二百五的引申意思。又如我们给她讲解放区在反扫荡中用个个击破等游击战术消灭日本鬼子的故事，敌人进了我们设置的包围圈而被消灭，我们比作：“关起门来打狗”，她不明白问道：“打日本鬼子还要打狗？”再如我们说她汉语拼音发的音不对，说她的舌头“硬”要放松，而她却把圆滚滚、肉乎乎的小舌头伸出来给我看，意思是说“肉长的，怎么会硬”？再如，亲友间的称呼除父母、外祖父母、祖父母一些常用的之外，她不大明白，像什么是表妹、婶子、表叔，谈话中遇见了这些词时，也要给她来个注解。而她也有“报复”我们的时候，如我们对一些卷舌音发不出时，虽明白是卷舌音，但好多人就是发不出正确的声音，就影响拼音，这时她就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开玩笑地说：你们的舌头“硬”。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开怀大笑起来。

周末有的同学不回家或回不了家，大家聚在一起玩，学习完了读读报纸（每班两份）。说说新闻，玩玩棋类，讲讲有趣的故事，说说笑笑，有时也请谁来个“拿手节目”，如《游击队之歌》《山东吕剧》《沂蒙小调》《绣金匾》《打渔杀家》片段，抗日小调《卖扁食》（即饺子）、河南坠子；有时请晓霖来个“绝活”，她出的是外语节目，有时大家也情不自禁地随她一起唱起《喀秋莎》《我的祖国》《苏联国歌》《红梅花儿开》及一些电影插曲，高潮时大家手舞足蹈地跳起来，尽情地唱啊、跳啊，不分班级、不分男女生，玩得十分痛快。

后来我们都先后升入东北实验学校。升入大学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我们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那个大家庭，那个“黄金季节”确实值得回味，因为我们拥有曾真诚的、友爱的、团结的、平等的、勤恳的、无忧无虑的、幸福的、实实在在的、生活过的那个人生花季，这里为我们人生的春夏秋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记否大家不分彼此，不以貌取人，不以穷富而论人的贵贱，更不以家属的职位高低而分等级，大家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引人向上的集体中，这里充满了温暖与友爱，充满了希望与理想，充满了活力与力量，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学校所有工作人员之间是平等的，亲热的，友善的，同志式的，又具有兄弟般的手足之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建设父兄为之奋斗一生打出来的新中国，把她建设得更强大、更富强、更繁荣，让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4.手工课小插曲

学校很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动手能力，开设有手工课程，任课老师是李成玉老师，上课的内容：A.木工（主要对象是男生）、B.刺绣（女生）、C.扎花（大部分是女生）。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女生的刺绣课，出了一个小插曲。刺绣要求：心静、手准，要求一定要手洗干净才可以开始绣。这次绣的是和平鸽，是在白色、黄色或粉色的平纹布上绣上蓝色和平鸽，嘴上叼着一枝橄榄枝。我们的活儿，要求在一定时间干完，要邮给朝鲜前线的最可爱的人，而眼看时间快来不及了，我们一着急就在打球、跳皮筋等活动后顾不上洗手，一有空就拿起来绣几针。结果活儿是干完了，可是绣好的和平鸽，已由蓝色变成了灰蓝色、蓝黑色，布底也都沾染了污物。我们怕老师说，不知谁提议洗洗，结果这下更糟了，手帕都打绺了，实在无法出手，我们只好到老师那去“自首”，我们错了，手帕寄不了啦。我们已自知有错，老师也未过多责难，我们好些人都难过得哭了。女生还记得这事不？李老师是石初平的母亲，我们的初平同学绣的的确比我们好，但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老师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

5.大连夏令营二三事

1951年我们暑期去大连夏令营，时间大约有40天，一路上师生欢歌笑语，要去看大海了，兴奋啊。此时我又想起1945年10月间，我们山东纵队过海时误闯大连港，还成了当时美国、蒋介石政府及我党和苏方协议的违规者（大连为共管区，美、蒋、中共不得进入，见诸了报端）。当时时间紧张，我们顾不上欣赏美景，加之晕船，个个吐得胆汁都要出来了，而独有我一个小娃子不吐，成了船上小小的服务员。5年了，大连什么样了？这回可要好好看看！很快到了，我们被安排在中山公园内的大连市育才学校，校园里树木郁郁葱葱，小桥流水，万紫千红的花朵送来阵阵扑鼻花香，我们在这里享受了40多天，有几件小事还记得：

海边游泳我“失踪”了。我们大部分同学不会游泳，虽然体育课学过要领，但离熟练程度差了十万八千里，我还是用我在农村时用的狗刨，而我的致命弱点是：下水后温度不适我会抽筋，站不住，倒也倒也！我心中想：千万别抽筋！千万、千万……但是腿和脚是不听“指挥”的，一次刚下水游了一会儿，我的腿突然抽起筋来，沉入水下，喝了海水，起不来了，记不得当时是哪位同学发现我没影了，马上大喊，来了同学和老师在出事“地点”进行拉网式的寻找，终于把我这个坐在海里砂石上的游泳败将，给提溜起来了，现在想起来我还后怕呢，当时的情景你们都还有记忆吗？老同学们，我谢谢大家了。

高启铭收集“鸡腚尖”给我吃。在校内吃饭时同学们都不说话，食堂内寂静得如入无人之境，只听见碗筷之声。大部分同学都喜欢吃肉，而我自小就不习惯吃大肉，我喜欢吃鱼和鸡，尤其是喜欢吃鸡尾尖这一块。夏令营时有一次到星海堡（现在叫星海公园），午饭是大米饭、鱼和烧鸡（大约4人一只）。我们快吃完饭时，只见高启铭同学拿着餐具向我走来，把餐具递到我手里，我一看全是我喜欢吃的鸡腚尖（尾部）心里很高兴，可是我不好意思吃，怕别人笑话，我看大家都没笑话我，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吃起来。

岁月悄然逝去，但保存在脑海中的那遥远的记忆却时时展现在眼前，当年的老校长李力群、班主任、老师、同学、阿姨们、娇娇姐、晓霖妹，一个个画面都活了起来，他们来了，向我走来，看！胖墩墩的晓霖，又在打秋千了，金色光阴虽永逝不返，但那真情永驻，那精神永存。啊！我们的昨天，那是我们拥有的晴朗的昨天，那个昨天让我们“富有”，那个昨天让我们欣慰，昨天、昨天……我们那个难忘的母校——东北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