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总体上达到了预期效果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在支持粮食市场价格、促进种粮农民增收、稳定国家粮食生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维持了市场粮价的总体平稳

最低收购价对粮食的市场价格起到了牵引和支撑作用，使得市场粮食价格始终维持在托市价格附近小幅波动，有效避免了粮食增产导致的“谷贱伤农”事件。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大部分粮食品种存在托市效应，其中小麦的政策效果最为明显（王士海、李先德，2012）。每年在最低收购价政策启动之前，粮食市场价格较低，买卖双方观望较多、交易较少。政策启动后，农民大多选择将粮食按最低收购价卖给国有粮库，使得市场上的粮食流通量减少，从而达到了拉动粮价回升的预期目标。以2006年小麦托市收购为例，在最低收购价政策启动前，山东省小麦收购价格一直维持在1.28元/公斤（国标三等，下同）以下。预案启动后，小麦收购价格上涨到1.38元/公斤，比小麦上市初期提高了0.10元/公斤，并且价格一直维持在最低收购价之上；河南省小麦价格从托市前的1.38元/公斤上涨到1.50元/公斤，此后价格保持高位运行，直到2007年新粮上市前，小麦收购价还维持在1.40～1.50元/公斤的区间。稻谷托市收购的政策效果同样明显，福建省三明市市场稻谷收购价格只有1.14元/公斤左右，在2005年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后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的企业收购价格为1.44元/公斤，个体工商户、加工企业在农村的直接收购价格也上涨到1.38～1.40元/公斤。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使得粮食价格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不至于大幅下跌，这对于稳定粮食市场和保持粮食价格稳定起到了积极的效果。自2008年以来，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不断提高，政策托底效果显著。

2.增加种粮农民的经济收入

最低收购价通常在生产之前就已提前发布，政策设计的初衷在于稳定农民种粮的心理预期，既保护了种粮农民的收益，又刺激农民多种粮。实践表明，我国农民收入和政府粮食收储价格的变动关系密切，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的收入增加幅度更为明显。2000年以后，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值超过了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值的水平，而且随着国家托市价格水平的不断提高，主产区农民纯收入的平均值增速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主产区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3个百分点，到2008年扩大到4.2个百分点（贺伟，2010）。据测算，2006年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地区的农民直接增加收入40亿元；2008年最低收购价政策使农民直接增加收入150亿元；2008～2009年，国家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收购政策，主产区的玉米收购价格不断提高，农民每吨玉米可增加收入150元，4次累计临时收储玉米4000万吨，共增加农民收入6亿元（王为农、何萍，2013）。2009年、2010年和2011年，最低收购价政策分别拉动主产区农民增收400亿元、300亿元和300亿元以上（张爽，2012）。最低收购价政策切实增加了种粮农民的收入，增收效果明显。

3.有力促进了国家粮食生产

最低收购价政策对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最低收购价政策出台当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便由2003年的9941万公顷增加到10160.6万公顷，粮食产量由43069.5万吨增加到46946.9万吨，直接扭转了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双双下降的不利局面。从2004年起，我国粮食产量打破了“两丰一欠”的传统，实现了世界罕见的连年增产。2004～2012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从10160.6万公顷增加到11120.5万公顷，增长9.45%，其中谷物播种面积从7935万公顷增加到9261.2万公顷，增长16.71%；粮食总产量从46946.9万吨增加到58958.0万吨，增长25.58%，其中谷物产量从41157.2万吨增加到53934.7万吨，增长31.05%。总体而言，随着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我国粮食总产量保持连续增产势头。随着粮食总产量的持续增加，国家委托有资质的粮食企业收购粮食，粮食库存越来越充裕，大大提高了国家有效掌握重要粮源的能力，奠定了国家更好地实现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供需平衡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