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比较比较性理论与经典的社会比较

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以评估自身的能力、水平，并合理地估计自身所处的地位。心理学上将之称为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Festinger于1954年在其文章中提出了相似性理论，即经典的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内部存在一种向上的驱动力，使得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这一过程即为社会比较。Festinger认为这种向上的驱动力决定了人们倾向于和比自己稍微好的个体进行比较，且这种比较体现在能力和观点两个方面，比较对象与个体越相似，比较对象的信息就会对个体自我评价结果的形成越有用。社会比较对人类决策与判断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员工往往将自己的薪水与岗位类似的员工的薪水进行比较，以确认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报酬。另外，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嫉妒”、“幸灾乐祸”、“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情感体验，都表明了社会比较的普遍存在性及其影响的广泛性。

社会比较对最后通牒博弈的影响显然易见。针对提议者所提出的分配提议，反应者会将自己的收益与对方的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是否公平这一判断，即前面提到的个体间比较，也即公平判断是由社会比较得出的。这点由亚当斯著名的公平理论也可以看出，该理论还有一个名字叫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认为，员工将自己获得的“报酬”（包括金钱、工作安排以及获得的赏识等）与自己的“投入”（包括教育程度、所作努力、用于工作的时间、精力和其他无形损耗等）的比值与组织内其他人作社会比较，只有相等时，他才认为公平。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提出偏公平的出价，其中也有社会比较的作用。此时，社会规范发挥着比较参照点的功能。

有实验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了社会比较对最后通牒博弈决策行为的影响。如Knez和Camerer（1995）在研究中采用了三人一组的最后通牒博弈范式，即由一个提议者分别同时与两个反应者博弈。在社会比较条件下，反应者决策前可以获知提议者给另外一个反应者的分配额。在无社会比较条件下，反应者决策前不知道提议者给另外一个反应者的分配额。实验结果表明，有一半的被试受到了社会比较的影响，随着他人收到配额的增加，被试选择接受的最低出价会提高（Knez＆Camerer，1995）。Bohnet和Zeckhauser（2004）的研究采用了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范式。在社会比较条件下，在反应者决策之前向其呈现同时进行博弈的所有组的提议者给出的出价的平均值。在非社会比较条件下，反应者决策前不知道这一信息。除了社会比较这一因素外，实验者还控制了信息完全性，即部分反应者知道总额数量，另一半反应者不知道。因而该实验是一个2×2的被试间设计。结果发现，社会比较条件相对于非社会比较条件，相同出价的情况下反应者的拒绝率升高，而提议者在社会比较条件下给出的出价也更多。相比于不知道总额数量，当反应者知道总额数量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即提议者给出的出价更多，相同出价的情况下反应者的拒绝率更高（Bohnet＆Zeckhauser，2004）。

社会比较有三种方向，即平行社会比较（lateral social comparison）、上行社会比较（upward social comparison）和下行社会比较（downward social comparison）。平行社会比较指与跟自己差不多的人进行社会比较；上行社会比较指与优于自己的人进行社会比较；下行社会比较指与不如自己的人进行社会比较。有实验考察了不同社会比较方向对最后通牒博弈决策行为的影响。实验采用8人一组同步进行的方式，其中，只有一人为真被试，其余皆为实验助手。被试全部充当反应者。告知被试共有4组博弈游戏同时进行，每轮游戏开始前实验系统对提议者和反应者两两随机配对，即每轮游戏中对家不固定，且游戏过程中大家是匿名的。实验过程中被试不仅知道自己被对家分给的钱数，也知道其余三位反应者被各自对家分给钱数的平均值（实验者操纵）。实验条件操纵如下：公平水平为2、3、4三种，即被试得到的出价分别为2元、3元、4元（总额都为10元）；在下行社会比较条件下，其他三位反应者得到的平均出价比被试得到的出价少1.0元；平行社会比较时，其他三位反应者得到的平均出价与被试得到的出价相同；上行社会比较时，其他三位反应者得到的平均出价比被试得到的出价多1.0元。在反应者看到对家给出的出价时，出价平均值信息同时呈现。结果发现了显著的社会比较效应，上行社会比较条件下的拒绝率（44%）大于平行社会比较条件（18%）和下行社会比较条件（16%），平行社会比较条件和下行社会比较条件下的拒绝率无差异（周玉芹，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