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竞争理论

比较竞争理论

胡汝银

所谓比较竞争理论，即对不同的经济竞争理论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比较的直接目的，在于弄清不同的竞争理论流派在研究方法、模型结构和理论结论等方面的异同及其长处与短处。按照今天我国通行的说法，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便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市场竞争，这又使得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竞争进行理论分析成为必要。比较竞争理论旨在为这种理论分析寻找一个较为令人满意的理论上的或方法论上的参考框架和出发点，以便建立和尽可能地改进社会主义经济竞争理论体系。这是比较研究的最终目的。

笔者认为，在各种纷繁的理论流派中，对今天东西方经济学家影响最大的主要是马克思和新古典学派这两种竞争理论⁽¹⁾。但一般说来，国内经济学界还不曾对其作直接的和全面的比较研究。本文进行这样的尝试，意在抛砖引玉，以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和理论思维上的新的追求。同时，在必要的限度内，我们也将旁及其他流派，以便在更广阔的经济理论背景下拓宽我们对这两种主要竞争理论的特性的认识。

一

新古典学派的竞争理论经过长期的精雕细刻，虽然已经获得了系统的数理表达形式，但就其显露出来的现实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它却远远不及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当然，从数理分析的角度来看，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的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显得较为粗糙，会被现代人列入“文字经济学”(“the literary economics”，与“数理经济学”相对应)之列。然而，撇开马克思原有的一些表述在今天也可以采用更严格的数理形式这一点不谈，仅从能够不受可以得到的有限的数学工具的约束而自由地表达深刻的经济思想或经济内容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大量采取的文字表述的形式又有其巨大的长处。

例如，直到目前为止，西方正统的微观经济学仍未实现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早就企求的理论范型的动态化;而文字形式的动态分析，对明显受到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影响的马克思来说，则得心应手、娴熟自如，以至今天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对马克思的动态方法赞叹不已。这也同样适用于制度因素的分析。形式主义的经济数理模型一直无法系统地讨论制度因素，故在分析中只能以既定的制度为前提，因而缺乏历史感、现实感和动态感，难以再现实际经济生活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如果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是一个制度因素与体制因素不断变更的社会，难以包容制度变量的数理模型的局限性便显得更加突出。

在这里，我们无意贬低数理分析的积极作用，因为数学工具在经济分析中的合理应用，往往可以得出一些很有价值的结论，从而拓展理论考察的广度与深度，提高理论分析的精细程度;但是，数理分析不是无所不能的，它始终难以完全取代所谓“文字经济学”，经济学家不应把自己的理论思维禁锢在仅以函数关系为基础的数理模型中。也许，最佳的理论体系是一定程度的数理分析和某种程度的文字形式的分析两者之间的适当的组合。因此，我们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有前提地广泛运用数学工具，同时，要尽量避免随意地编造数理模型⁽²⁾。

应当看到，在如何运用数学工具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而马克思坚持以历史分析为基础来运用数学工具的做法，同西方某些具有新古典传统的数理经济学家仅坚持数学逻辑本身的一致性的做法之间，亦有着显著的差别。尽管马克思也主张在能够容许的范围内，撇开某些次要的因素，进行合理的抽象，但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分析过程来看，他的这种抽象最终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经济系统的深层结构，从而获得对经济现实的完整认识，达到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在由抽象到具体的各个层次上的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是真正的实证经济学，新古典学派正统的完全竞争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实证研究。

二

由于马克思未能完成自己最初的整个写作计划，他生前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与后来恩格斯根据他的手稿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并未专门全面地研究竞争⁽³⁾，所以本文讨论的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只能是对散见于《资本论》各有关篇章中关于竞争的不完整的论述所作的归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动态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分析的整体方法，也体现在他的竞争理论中。

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竞争机制的分析，是同对动力机制的分析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并在这种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创新机制和积累机制，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机制(即资源配置机制)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利益所在、他的唯一动机和目的，便是最大限度地吸收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实现资本增殖。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另一方面，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占统治地位的形式这一特征，又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受体现价值规律作用的竞争规律的调节。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综合作用下运行的;更确切地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规律是竞争机制形成和发生作用的一般基础。

马克思更具体地指出，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同提高劳动生产率相联系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它是在单个资本家或单个资本主义企业对超额剩余价值(利润)的追求过程中和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的。这里涉及的是单个部门内的竞争。这种竞争会使不同生产者的个别价值平均化为统一的社会价值，并“使同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以相等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⁴⁾。那些率先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⁵⁾的资本家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或市场价格，因而能够通过商品的出售获得超额利润。其后，力图维持或增加利润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也会致使其他资本家改进原有的技术或企业组织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最终导致社会价值或市场价格下降。马克思就是这样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竞争机制的基础上，圆满地解释了经济思想史上的“魁奈悖论”: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⁶⁾。

除了从生产技术、企业组织形式和价格的动态变化的角度考察竞争的作用之外，马克思还从资本再生产和市场结构的动态变化的角度分析了竞争的结果。

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积累，导致资本再生产规模的扩大。这同样是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混合作用的产物。并且，竞争还会导致资本集中和市场结构的变化。马克思指出，单个资本或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此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⁷⁾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竞争成了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

通过不断改进生产技术等手段来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成了资本家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的基础。其结果不能不同时使工人的职能、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和社会内部的分工不断发生变革，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生产部门，从而使总体劳动力的结构和产业结构持续地发生变化。

除部门内竞争理论外，马克思还分析了部门间的竞争。

部门间资本(生产者)的竞争，是同部门内竞争、买者与卖者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竞争交织在一起的。

市场上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构成了供给一方，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构成了需求一方。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个人在这里只是作为总体的一个原子来发生作用，并且也就是在这个形式上，竞争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

马克思指出，在买者集合与卖者集合的竞争中一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同时就是这样一方，在这一方中，个人不顾自己那群竞争者，而且常常直接反对这群竞争者而行动，并且正因为如此，使人可以感觉出一个竞争者对其他竞争者的依赖，而处于优势的一方，则或多或少地始终作为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来同对方相抗衡⁽⁸⁾。例如，只要一个人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地盘(市场份额)，他就会这样去做，并且开始起这样的作用，即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换言之，这里将存在着价格竞争和与此相联系的技术竞争。

在竞争的作用下，由于单个买者或卖者的自发行为、市场行情和工商业的周期等，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表现为事后的、盲目而又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作用于经济活动当事人，市场价格适应于供求关系的变动而波动。这种波动又会对供求关系形成反馈作用，调节着供给量或需求量的进一步的变更。具体地说来，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会上升到价值以上，这时会有新的资本流入该部门，导致部门供给量的增加和价值的变化，并引起价格下降;反之则反是。这样，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或时点上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它们的不平衡(非均衡)往往会接连发生，而且偏离到一个方向的结果，会引起另一方向相反的偏离，以致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看，这种偏离会作为正负数互相抵消，按这一时期的时间系列平均数来看，供求是一致的，市场价格因此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

不过，单个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具有要求在社会总剩余价值或总利润中取得与自身的大小成比例的部分，即取得平均利润的倾向。这种倾向构成了不同投资竞争或部门间竞争的发生器，从而使上述市场运行图景产生进一步的变化: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在长期内按平均数计算，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这时价值也转化为生产价格，并由后者构成市场价格波动的轴心。马克思这样写道:“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是由产品的价格来调节的，而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又是由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与之相应的资本在不同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来调节的。……在这里，利润不是表现为产品分配的主要因素，而是表现为产品生产本身的主要因素，即资本和劳动本身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因素。”⁽⁹⁾

综上所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竞争是追求各自利益的单个资本或其他经济活动当事人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调节着资本和社会经济资源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引致价格波动，导致生产技术和经济组织结构(企业组织形式、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增长，并衍生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

三

通过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具有深沉的历史感、生动的现实感和巨大的信息容量，而新古典学派的完全竞争理论则不免相形见绌。

在西方新古典传统的经济文献中，完全竞争通常是指下列条件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状况:(1)有大量的卖主和大量的买主，即所谓“大经济”;(2)各个买主和卖主对目前市场状况完全了解，即所谓“信息的完全性”或不存在不确定性;(3)所售商品或劳务是相同的，即产品是均质的;(4)厂商(企业)将其产品运交买主，且在费用上彼此间没有差别;(5)生产集合是凸性的，不存在规模经济;(6)生产要素在各行业(部门)之间有完全的流动性，不存在进入障碍;(7)劳动是均质的，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具有完全的替代弹性;(8)单个厂商不能获得超额利润(哪怕是暂时的)。

在完全竞争的标准的数理模型中，新古典学派采用了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前者主要以单个厂商为考察对象，后者则以整个经济系统为考察对象，且都采用静态方法，把技术条件、经济组织结构和其他制度因素看作是既定的。此外，在厂商分析中还进一步把价格看作是给定的、外生的参数，在一般均衡分析中还暗含着各种经济活动的调整是瞬息完成的，从而没有时间滞差的假定以及供给和需求皆具有完全弹性的假定。

在很大程度上，经济数理模型的结论已经包含在该模型的前提条件之中。结论的可信程度与假定条件的真实程度是成正比的。反过来说，假定条件离现实越远，结论便越不真实、越不可靠;或者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假定条件越是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结论所暗含的行动方案便越是不可行。由此看来，尽管新古典学派数理形式的完全竞争模型具有严密的数学推导，但由于它的整个理论结构是建立在大部分既不真实又不可行的前提条件上的，所以，在实证意义上，它的一系列理论结论无异于虚构。

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和致用之学，经济学的科学价值首先依赖于它对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解释能力和分析能力，依赖于它向人们系统地提供的关于现实经济世界的知识或信息。在这方面，新古典学派的完全竞争模型无疑是一种远离现实的理论体系。下面让我们就某些最重要的方面对这一体系进行考察。

它的一系列关键性的假定与现实相去甚远。例如，信息的完全性便完全抹去了现实经济运行过程在或大或小程度上(视时间视野的长短而定)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单就以供给调整的不确定性来说，显然，同一市场上的厂商越多，单个厂商就越是难以确切地了解和把握其他所有厂商的调整行为和调整幅度，从而就越是难以把握预期的价格变动。这既适用于在给定生产能力下的短期的产量调整，也适用于长期内的生产能力或投资的调整。虽然，孤立的单个厂商无法明显地影响定价，它的产量的变动不会引起可以觉察到的价格波动，但所有厂商的同时调整则会直接引起市场供给总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实际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引起单个厂商的实际需求曲线和平均收益曲线的变动。在这里，对作为一个整体或集合的全体厂商来说，实际价格水平是由他们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来决定的(在需求已定时)，因而是一内生变量，且波动不已。

从价格的角度来看，市场均衡只有在如下严格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即

实际价格=预期价格=均衡价格

换言之，只有当——譬如说——本期的实际价格与厂商集合关于本期的预期价格(可看作是各个厂商预期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一致，而后者又同理论上的均衡价格一致时，现实世界中的市场才能达到均衡状况。毫无疑问，现实世界中出现这种事件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说的，实际经济生活的常态或持续的趋势不是均衡，而是非均衡⁽¹⁰⁾。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新古典学派完全竞争模型的均衡体系关于实际经济运行状态的解释能力几乎趋近于零。

相比之下，马克思所描绘的市场价格形成和变动的图景则与现实状况较为一致，从而具有较大的解释能力。马克思虽然没有在自己的理论术语中使用不确定性这一概念，但在他的有关价格持续波动和价值规律作用机制的说明中无疑包含了这一概念。

新古典完全竞争模型中诸如生产要素的完全替代性、供给和需求具有完全的弹性等关键性的假定，亦严重地背离了现实。以生产要素的完全替代性为例，无论是就短期而言，还是就长期而言，这一假定都是不真实的。在短期内，在技术条件和工艺给定的情况下，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也几乎是固定的，变动的余地很小，这是不言自明的。在长期内，一方面固然要素配合比例的变更有很大的弹性;但另一方面长期又是由短期累加起来的，作为决定要素配合比例的主要因素的固定资本投资是周期地进行的，在每一使用周期内，要素的配合比例也是既定的，同时下一周期的比例变化也决定于技术可能性空间，而不是漫无限制的。因此，就长期内时间序列的平均情况来看，要素配合比例的变化或替代弹性总是有限的，是不完全的，总有特定资源或生产能力的闲置(这一点也可用来反驳完全竞争下厂商长期均衡这一结论)。当然，这种闲置还同不确定性有关。以上分析也可推广到新古典的供给与需求具有完全弹性这一假定，这里就不赘述了。

至于新古典派完全竞争模型中的原子型市场结构(数目众多的小规模经营者)和凸性生产集合(U型成本曲线或不存在规模经济)等假定与现实世界中大部分生产行业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无须详论。

另外，该模型中关于单个厂商不会获得超额利润的假定在现实中也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即使在原子型结构的市场上也会出现率先进行技术创新的厂商，这种厂商的生产成本低于部门平均水平，因而即使在该部门从总体上看不存在超额利润的情况下，该部门中的某些厂商相应地不能获得正常利润，因为它们的生产成本较高。再从整个部门的角度来看，在经济波动中，当该部门的产品供不应求时，市场价格会涨到市场价值以上，或者按新古典的术语来说(虽然两种说法是不等价的)，需求价格会高于供给价格，这时该部门便存在着暂时的超额利润，部门利润率水平会高于正常水平。尽管由于这种较高的利润率会吸引很多新的投资者进入该部门，以致以后的部门利润率水平有可能降到正常水平以下。

如果仅以在或长或短时期内单个厂商能否获得超额利润作为区分完全竞争或纯粹竞争市场与垄断性市场的标志，那么，人们可以说，这种竞争市场实际上并不存在。熊彼特和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创始人张伯伦与罗宾逊夫人等正是这样推论的。由于该推论仍以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概念为基础，故而有着明显的缺陷和将垄断概念泛化的倾向。

新古典学派的完全竞争理论之所以会拒绝超额利润的存在，是因为它采用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排斥一切会打破这种静态均衡的因素。如果承认竞争过程中同创新和市场失衡相联系的暂时的超额利润的存在，便会导致对静态均衡概念、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和整个静态均衡理论体系的否定。在现实竞争过程中，正是这种暂时的超额利润的存在，形成了巨大的创新刺激，而持续不断的创新与创新的扩散，又不断地使资本和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配置的格局发生变化，推动了经济结构的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增长。在或大或小范围内生生不息的经济变动过程是竞争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无法像马克思的竞争理论那样去揭示这一点，从而根本不能把握竞争过程的动态方面——在我们看来，这些动态方面比静态方面更加重要，有着更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新古典学派的完全竞争均衡体系提出尖锐的批评。有趣的是，新古典学派本身的现代分支之一的新瓦尔拉学派运用集合论和拓扑学等现代数学工具，竭力使新古典学派竞争、均衡和福利三位一体的完全竞争模型在数学逻辑上愈趋完善，结果反而暴露了这一理论的弱点。也许他们得出的唯一具有积极意义的结论是:一般均衡理论在同现实和其他理论成果的对照中谬误百出，一般均衡存在与稳定的条件极其严格，新古典教科书是“庸俗化”的⁽¹¹⁾。

静态均衡方法不仅使新古典完全竞争均衡模型失去了实证意义，也失去了规范意义。由于它完全忽略了对创新过程和马克思所考察的微观积累过程与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它的所谓帕累托效率和资源的最适度分配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最佳经济运行状态。换言之，它并不是现实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想的参考系。现代西方新古典传统的微观经济学未能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从微观层次上展开对经济增长机制和增长过程的考察，不能不说是它的重大失败。

我们在前面说过，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包含着对技术和社会经济组织与经济结构演进过程的说明，包含着对动力机制、创新机制和经济增长机制的考察，所有这些都是新古典学派完全竞争均衡体系所无法包容的，并成了现代西方非主流学派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且大有或迟或早地成为西方新的变化了的主流经济学的一大组成部分的趋势。与均衡分析相比，它们所需要的科学方法和数学工具将更为复杂，如突变论和与之相适应的奇点理论、稳定性理论等数学工具。另一方面，新古典学派在外界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压力下，也被迫从原来的完全竞争体系后撤，不再坚持把完全竞争作为自己的理想。从经济学变更的角度来看，这一行动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

诚然，新古典学派的完全竞争理论并非在一切方面皆毫无可取之处，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也并非是尽善尽美的;但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后者所涵盖的范围以及它所包括的动态方法、整体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显然大大超过或优于新古典的静态均衡体系和静态均衡方法。

我们认为，在考虑了不确定性和预期等因素之后，经过某种程度改造和扩展了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等，可以为我们用来分析社会主义微观经济行为，特别是企业行为。

另一方面，例如马克思以规模经济为基础对资本集中趋势所作的某些推论，也亟待根据马克思《资本论》问世以来的长期经验材料进行验证，并根据验证的结果加以明确化和具体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同现实的不断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现实表明，由于X—低效和组织成本等因素的作用，组织经济或规模经济不是没有限度的;同时根据统计调查得出的“L”型成本曲线也意味一定时期内最优企业规模的分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并非企业规模越大越好;由此可以推论，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并不必然会与社会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也不一定有长期加速的趋势。如果再考虑到间或出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等因素的影响，情况便更加复杂。在分析社会主义竞争时，我们显然不能照搬《资本论》中有关资本或生产集中的某些推论。

此外，马克思在分析部门间竞争和平均利润率形成机制时，决不是把平均利润率的产生看作是不依赖于任何具体条件的。马克思认为平均利润率是在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势均力敌的时候出现的⁽¹²⁾，并指出，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利润率平均化在下述条件下会进行得更快:资本和劳动力有更大的活动性，即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迅速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¹³⁾。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行政垄断和特定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过程中，资金与劳动力等要素尚不能在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遵从转变经济结构和改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客观要求而迅速地流动。因此，在对我国经济的实际竞争过程进行考察时，就必须面对现实，分析以上诸种因素对实际竞争的制约作用，并为改善竞争机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而不能满足于生搬硬套《资本论》或西方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某些结论，却不顾这些结论的前提条件。

实际竞争过程中某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转移成本或流动成本等，是以上两种主要竞争理论都没有讨论过的。然而在今天看来，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把握实际竞争过程中劳动力等要素的转移规则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故此不能不纳入我们的社会主义竞争理论体系。

最后，我们之所以主张将马克思的竞争分析框架作为社会主义竞争理论的较为理想的参考系，是因为这一框架包含着对竞争中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动力机制、创新机制和积累机制等方面的考察。这些方面无疑是社会主义经济竞争机制形成和改善的基础，亦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主要课题，从而也是社会主义竞争理论研究的中心内容。其他任何一种竞争理论的分析框架都不能满足上述理论与实践上的要求。

原载1988年第1期

【注释】

(1)本文所说新古典学派竞争理论仅限于完全竞争理论，后者构成当代西方主流学派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标准的部分。

(2)在运用数学工具进行经济分析时，必须首先弄懂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经济学内容，弄懂模型所采用的前提和特定数学方法的经济含义及其经济理论基础，从而确定模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适用性。对这些方面无知的、浅薄的作品在国内并非鲜见。

(3)《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9页。

(4)《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61、939、977页。

(5)关于组织创新或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简单协作、手工业工场和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工厂制度这三种形式。

(6)《资本论》第一卷，第356页。

(7)《资本论》第一卷，第687页。

(8)《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6页。

(9)《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8页。

(10)亚·科尔奈:《反均衡》，北荷兰出版公司1971年版，第260页。

(11)F·哈恩:《一般均衡理论》，丹尼尔·贝尔等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12)《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78页。

(13)同上书，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