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环境与黔中古近代词曲创作现状
黔中古近代文人词体文学创作之数量和质量，与诗歌相比，均不能相提并论。其戏曲、小说之创作，则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108]还有，黔中词人稍有成就，且能在全国词坛发生一定影响者，多集中在晚清时期，如黎兆勋、陈钟祥、章永康、姚华等人，均属晚清。
笔者认为，黔中文人之不擅长词、曲、小说，与这几种文体的特征有关，与黔中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有关，与黔人的性格有关。或者说，词、曲、小说这几种文体于黔中地理有水土不服的问题。相对而言，诗以中和为贵，赋以雄放为佳，词以阴柔为宜。阴柔之词与黔中“大山地理”颇有扞格，“大山地理”可以培植出具有“大山风格”的诗歌，而难以孕育出轻柔缠绵的词作。黔中文士的“大山性格”，与词的轻缓柔媚、缠绵悱恻的特征颇不相称。因此，可以说，黔中地理环境和文人性格不完全适合词体文学的创作。再说，诗适合抒发士大夫的豪情壮志，赋适于颂扬统治者的丰功伟绩，而词则适于表达男女之间的相思离别之情。前引钱锺书之言就指出，唐宋以来有关爱情的书写，“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所以，宋代以来，在文人的观念意识中，词更适合于花前月下或青楼楚馆之温柔乡中，作柔情之表达。因此，词体文学的创作，需要特别的环境；词体文学的发展和繁荣，需要特别的条件，即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繁华都市，在都市中培育起来的有闲阶层的闲情逸志和世俗享乐精神。
古代中国最主要的文体有六种，即诗、文、赋、词、曲、小说。大体而言，诗、文、赋属于雅的文体，词、曲、小说属于俗的文体。其中，又以唐宋之际为界，之前是诗、文、赋占据文坛的统治地位，之后则是词、曲、小说居于文坛的主流地位。所以，概括地说，中国古代文体以唐宋之际为界线，大体沿着由雅入俗的方向发展。俗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必须要有世俗社会的享乐精神作支撑，词体文学在宋代的繁荣发展，就与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和世俗享乐精神的发扬，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特别的环境和精神，在边省黔中地域，基本上不具备。或者说，黔中古代社会缺乏词、曲、小说等文体创作之环境与土壤。关于这个问题，黔人陈德谦在《葑烟亭词跋》中说过一段极有见地的话，其云：
填词制谱，原出乐章，于管弦繁会、沤波舣艇之乡为盛，有旗亭之可睹，近井水而能歌，盍宜尔也。黔地万峰崒矗，山林畏佳，无追欢竞伎之场，非若名都大邑，触耳而成声，侔色而称调，虽滋大、渔璜诸老流誉诗坛，海内同钦，顾以词名者，阒尔弗闻，非必无人，之题且难也，地势使然也。方今梯航便捷，凿五尺而成坦夷；声色之竞，随交通以俱入，然则酒边花外，低唱浅斟，固其时乎。[109]
相对于诗、赋、文而言，词属世俗性文学，故其以世俗享乐精神为支撑，以世俗生活场景为背景。古代黔中缺乏此种精神和背景，故其创作亦就颇为沉寂。即便有所创作，亦基本不走俗的道路，如胡长新《青天山庐词跋》说莫庭芝的词，“伊郁善感，婉而多风，其不沾沾焉剪红刻翠、柳亸莺娇者，境实为之。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何暇与征歌选舞者，竟工于欢愉之辞乎”！[110]莫氏之词，“别有怀抱”，不涉“剪红刻翠、柳亸莺娇”者，其原因是“境实为之”。此“境”，应当包括莫氏所处的地域环境和所遭的人生际遇。这与陈德谦所谓黔中词人“阒尔弗闻”乃“地势使然”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总之，黔中古近代文人不擅长于词，即便作词亦“别有怀抱”，此乃“地势使然”，“境实为之”。戏曲、小说与词类似，亦属世俗性文学，亦以世俗精神和世俗场景为创作基础，故其在黔中之创作情况，亦与词体类似，其原因亦是“地势使然”，“境实为之”。
为数寥寥的黔中词人，多集中在晚清时期。在道、咸之际，黔中地区涌现出一批词人，如黎兆勋、莫友芝、章永康、黎庶蕃、陈钟祥、郑珍、姚华等人，其创作均有一定成就和相当影响。严迪昌编《近代词选》，黔中黎兆勋、莫友芝、章永康、黎庶蕃四词家入选，可见黔中晚清的词体创作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黎兆勋，字伯庸，著有《葑烟亭词》，莫友芝以为“柏容（即伯庸）所诣，骎骎轶南渡而上汴京，即兼工之子尹，已瞠乎其后”，认为其词“幽宕绵邈，使人意移为之不已，于长水（朱彝尊）、乌丝（顾贞观）、珂雪（曹贞吉）间参一坐，岂有愧哉”！[111]其词风超迈豪旷，与其为人相称。黎庶蕃，号椒园，著《雪鸿词》四卷，词风豪宕舒张，雄深雅健，略近苏、辛。章永康，字子和，著《海粟楼词》一卷，与黎庶蕃齐名，堪称黔中晚清词坛之冠冕。陈钟祥，字息凡，著《依隐斋诗钞》、《香草词》等等，其词受常州词派影响，成就在诗之上，词风清奇自然，格近苏、辛，内容丰富，举凡赠答、怀人、纪游、时事等均有涉及。黔中词人多出在晚清时期，与当时黔中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经济的发展，世俗享乐精神的培育和域外文化的输入大有关系，这正如陈德谦所说，“声色之竞，随交通以俱入，然则酒边花外，低唱浅斟，固其时乎”。
（二）地理环境与黔中古近代词体创作特点
综合考察晚清黔中几位著名词人的创作，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值得注意：
其一，在题材上较少涉及风月情色和男女恋情，更多的是以人生际遇、山川景物、民俗风情和社会现状为题材。
或抒写人生际遇，如黎兆勋《江神子·送友人之兰州》，对友人的怀才不遇抱不平之鸣；黎庶蕃《贺新郎·寄莼斋弟之江宁》，悲叹个人在战乱中的人生际遇；《高阳台·与门人刘敬亭夜话》，抒写乡土之思和仕隐矛盾心情；莫友芝《念奴娇·车上作》，抒写人生际遇和感慨；章永康《满江红·旅夜酒后题壁》，抒写思乡客愁；黎庶焘《贺新娘·寄呈子偲先生江上时居江督曾公幕府》，描述战乱中文士的坎坷际遇和飘零生涯。此类作品甚多，不胜枚举。
或描绘山川景物，如黎兆勋《望海潮·大观楼观海》、《百字令·六里箐行》、《八归·李王祠下夜泊》、《迈陂塘·白水河观瀑布时大寒后三日》等等；黎庶焘《渡江云·乌江怀古》、《水龙吟·浮海还吴》等等；陈钟祥《望海潮·过洞庭湖》，章永康《百字令·七盘关》、《摸鱼儿·大雪偕黄子寿游太原纯阳宫，登楼眺远，殊惬吟怀，倚此奉柬》等等。此类作品最具代表性，颇能代表晚清黔中词体文学之成就。
或抒写对时局的隐忧和描述战乱后凄惨的社会现状，如黎庶蕃《望海潮·秣陵春感》写战乱后秦淮一带的凄凉景象，《一寸金·往宿夜郎站，悚心骇目，追忆有作》写娄山关之险峻，并为时局之动荡而忧虑；章永康《满江红·道经毕节有感题壁》描写战地景象；陈钟祥《祝英台近·挽赠方伯天津谢云舫大令》，反映清兵为抗击外国侵略者入侵而英勇牺牲的壮烈情怀；张鸿绩《祝英台近·和犹子少谷浪淘沙》、《蝶恋花·登潼关城楼》，抒写对社会动乱现状的隐忧；《西江月·雪中宴集呈坐客》、《忆秦娥·纤月落》表达词人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傅衡《满庭芳·丙寅春日郊望》，描写同治年间贵阳郊野兵乱后的景象；邓维祺《买陂塘·感事》、《台城路·城久闭，买米不得，日旰未食，感赋》描述军阀混战的惨状及其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困难；姚华《满江红·八月十六日感事，癸丑》抒发对袁世凯窃国行径的愤慨之情。
或描述民情风俗，如莫友芝《采桑子》九阕，描写村姑采桑养蚕的农事生活；陈钟祥《飞雪满群山·千峰叱驭第三图》写藏区特有的风土人情，《换巢鸾凤·跳月》写黔中苗族的跳月风俗；赵懿《渔歌子》十一阕，对渔家生活进行多方位的描述等等。此类作品最具特色，颇能显示黔中地域文化的特征。
黔中词人抒写男女恋情的作品较为少见，其中较为有名并被选家看重的，是郑珍抒写与表妹黎湘佩之间的恋情之作，如《沁园春·凭几伤心》、《定风波·旧事凄凉入画图》、《蝶恋花·缨络仙云飞过处》、《浣溪沙·万水千山苦寻觅》等等，均能做到细致入微，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莫友芝亦有《一丛花令·小楼长记藕花时》，抒写男女情爱。章永康《临江仙·清明日客贵阳志感》，写客旅中对妻子的思念之情。但总体上数量不多，并且亦极少赏风弄月、剪红刻翠的风月之作。
其二，在风格上以清空豪放为主要特点，较少香软艳绮之作。如陈钟祥《望海潮·过洞庭湖》云：
东南吴楚，乾坤日夜，混茫天水同浮。波撼岳阳，气蒸云梦，当年诗句常留。风浪去悠悠。指君山一点，以翠色中流通。千片轻帆，五湖烟景望中收。
漫言后乐先忧。却关山戎马，陡上心头。浙海潮平，桂林烽静，凯歌次第先讴。天外岳阳楼。正朗吟未已，飞过仙舟。倚白云边，还呼明月酹新愁。[112]
古今写洞庭湖，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杜甫《岳阳楼》，堪称绝唱。本词化用孟、杜诗句写洞庭湖奇景，气势恢弘，境界雄阔，颇有苏、辛豪放气象。又如黎兆勋《望海潮·大观楼望海》云：
云垂飚竖，鲸翻鳌掷，怒涛滚滚而来。斜倚碧阑，愁观天外，茫茫雪浪无涯。搔首动吟怀。慨汉唐戈马，蒙段楼台。当日雄豪，而今安在？只尘埃。
穷兵黩武休哀。纵山移海倒，瘴死烟埋。赵宋河山，元明郡邑，此邦大有人才。天海气佳哉！爱云沙明灭，浦树低排。日暮鱼龙舞，烟际一帆开。[113]
柏容（黎兆勋字）其人“倜傥有大志，不屑为乡曲谀儒，人或目为狂”，[114]故其为词，颇具豪迈气象，近似苏、辛风格。其他如《百字令·六里箐行》、《八归·李王祠下夜泊》、《迈陂塘·白水河观瀑布时大寒后三日》等词作，风格亦大体旷达雄放。再如黎庶蕃《一寸金·往宿夜郎站，悚心骇目，追忆有作》云：
一线通天在，万古风云鸟飞绝。是当年铲就，罗施门户，至今留下，蛮夷窟穴。暗暗斜阳灭，听一片，瘴猿悲烟。更堪怜，白草黄茅，吹上征衣尽成雪。
为问苍天在，何心凿险，丸泥竟虚设。看天狼山外，危旌暮动，病鸦巢底，层冰晓裂。愁思真如结，有多少，行人骨折。叹劳生，也逐鸡鸣，销尽轮蹄铁。[115]
娄山关之险峻，历代诗人多有题咏，词人将娄山关之险峻与时局之动荡结合起来书写，风格沉雄激宕，其他作品如《望海潮·秣陵春感》、《渡江云·乌江怀古》、《水龙吟·浮海还吴》等，亦大体如此。此外，如章永康《百字令·七盘关》、《摸鱼儿·大雪偕黄子寿游太原纯阳宫，登楼眺远，殊惬吟怀，倚此奉柬》、《满江红·道经毕节有感题壁》等作品，亦是气势雄豪，雄深雅健。即便是郑珍、莫友芝、章永康的部分恋情词，亦非香软之作，而是以清空之景写人间真情。
要之，黔中文士长于诗，“地势”使然也；黔中文士不擅于词、曲、小说，亦“地势”使然也。[116]即使晚清时期出现的几个重要词人，其词作之题材和风格，亦深受黔中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之影响，而呈现出独特的风貌。由黔中明清诗、词、曲、小说创作之实绩与特点，可以推知：地理环境与文学体裁间，确有值得注意的影响关系。
【注释】
[1]葛洪：《西京杂记》卷三，《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
[2]屠隆：《白榆集》卷三《王茂大修竹亭稿序》，见《屠隆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3]薛雪著、杜维沫校注：《一瓢诗话》，见《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3页。
[4]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2页。
[5]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6]司马迁：《史记·文帝纪》。
[7]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6页。
[8]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
[9]荀悦：《汉纪·孝景皇帝纪二》，中华书局2002年版。
[10]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72页。
[11]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司马迁：《史记·梁孝王世家》，中华书局1987年版。
[13]葛洪：《西京杂记》，《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
[14]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二》，中华书局2002年版。
[15]司马迁：《史记·武帝本纪》，中华书局1987年版。
[16]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17]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18]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87年版。
[19]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20]何宁：《淮南子集释·要略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
[21]何宁：《淮南子集释·泰族训》。
[22]何宁：《淮南子集释·说林训》。
[23]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394页。
[2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05～506页。
[25]嵇康：《高士传赞》，李善《文选》谢惠连《秋怀诗》注引。
[26]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27]张溥著，殷孟伦校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司马文园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
[28]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8～359页。
[29]萧统：《文选》卷四十八，上海书店1988年版。
[30]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6页。
[31]方孝孺：《张彦辉文集序》，《逊志斋集》，《四库全书》本。
[3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27页。
[33]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34]屠隆：《白榆集》卷三《王茂大修竹亭稿序》，见《屠隆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35]薛雪著，杜维沫校注：《一瓢诗话》，见《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3页。
[3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5页。
[37]同上，第698页。
[38]同上，第694页。
[39]《文选》卷四十四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上海书店1988年版。
[40]《文选》卷四十四司马相如《难蜀父老》。
[41]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4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六篇《汉宫之楚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43]夏晓虹编校：《中国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07页。
[44]劳舒编：《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45]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1页。
[46]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7页。
[47]陈起昌：《唐宋八大家文钞论序》，《国专月刊》1935年第7期。
[48]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2页。
[49]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之“总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0]按照传统观点，“词曲类”亦属别集，但（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将“别集”与“词曲”分列。“别集类”包括诗和文，“词曲类”包括词、曲、小说。
[51]（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八，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85页。
[52]同上，第878页。
[53]（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八，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80页。
[54]同上，第882页。
[55]同上，第896～897页。
[56]同上，第887页。
[57]同上，第890页。
[58]张璋等编：《历代词话》，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59]钱锺书：《宋诗选注·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60]〔日〕村上哲见著、杨铁婴译：《唐五代北宋词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1]（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8页。
[62]同上。
[63]王阳明：《七盘》，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64]王阳明：《六广晓发》。
[65]王阳明：《送张宪长左迁滇南大参次韵》，《王阳明全集》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66]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67]田雯：《黔书》卷二“飞云崖”条，《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册，巴蜀书社等2006年版。
[68]杨慎：《七星关新桥》。
[69]查慎行：《飞云岩》。
[70]查慎行：《天擎洞歌》。
[71]查慎行：《母猪洞观瀑》。
[72]赵翼：《谷峒道中》，华夫《赵翼诗编年全集》，天津古籍出版1996年版。
[73]赵翼：《都匀道中即景》，《赵翼诗编年全集》。
[74]赵翼：《水城》，《赵翼诗编年全集》。
[75]洪亮吉：《自平贯塘至白岩汛道中》，
[76]贝青乔：《舆行避道快睹异端寄程大庭鹭》。
[77]参见黄万机《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之《风物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8]转引自黄万机《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页。
[79]黔人擅长诗歌，诗歌是黔中古近代文学的代表形式。黎铎以为：“贵州历代诗歌、方志和禅学论著，是贵州文化的三大物质形态，在贵州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因而成为贵州文化的三大主流。”（《贵州文化三大主流：诗志禅》，《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4期）
[80]《黔诗纪略》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5页。
[81]《黔诗纪略》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5页。
[82]同上。
[83]同上，第612页。
[84]（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2页。
[85]《黔诗纪略》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9页。
[86]关贤柱：《杨文骢诗文三种校注》，贵州人民出版1990年版，第12页。
[87]越其杰：《读王觉斯诗》，《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28页。
[88]越其杰：《溪边晚步》，《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6页。
[89]越其杰：《杨龙友园》，《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0页。
[90]越其杰：《酬对》，《黔诗纪略》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页。
[91]越其杰：《溪边晚步》，《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0～671页。
[92]越其杰：《闲步海云庵》，《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7页。
[93]越其杰：《春暮出游》，《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3页。
[94]越其杰：《赠友》，《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4页。
[95]《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7页。
[96]同上，第676页。
[97]同上，第675页。
[98]同上，第676页。
[99]同上，第675页。
[100]同上，卷十六，第612页。
[101]《黔诗纪略》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页。
[102]同上，第619页。
[103]同上，卷十七，第678页。
[104]《桐埜诗集》之“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页。
[105]（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85页。
[106]（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4页。
[107]参见本书第二章之“黔中古近代文人的诗史意识和不朽观念”。
[108]据（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载录，黔中古近代文人创作的“传奇”仅两部，即傅玉书《鸳鸯镜传奇》、任璇《梅花缘传奇》，皆佚。“小说”仅四部，即范兴荣《啖影集》、佚名《平南传》、咄咄道人《牂牁野史》、佚名《玩寇新书》，今存前两种，后一种（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存回目。
[109]（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八，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87页。
[110]《黔南丛书》第四集《青天山庐词》卷末，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111]（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八，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84～885页。
[112]陈钟祥：《香草词》，《黔南丛书》第四集第二册，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113]黎兆勋：《葑烟亭词》，《黔南丛书》第四集第六册，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114]黎庶昌：《从兄黎伯庸府君行状》。
[115]黎庶蕃：《雪鸿词》，《黔南丛书》第四集第七册，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116]黎铎：《贵州文化三大主流：诗志禅》说：“诗在贵州文学独占鳌头，究其原因，是因为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产，……贵州地瘠民贫，商品经济不发达，城市文化缺乏基础，……‘黔之民稀而久贫’的状况使以市民为基础的小说、戏剧缺乏市场。而诗是个体文化，可以仅在个体间交流，在较狭窄的文化市场仍有较强的生命力。”（《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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