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地理的开放性

黔中地理环境的开放性和立体性特征，使其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基因。黔中地理环境的开放性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次，黔中地理环境的开放性特点，还体现在它是“割楚、粤、川、滇之剩地”拼合而成的地理特征上。明朝黔中建省，将原属湖南、广西、四川、云南的部分地区划出归并为贵州地域。亦就是说，黔中地区缺乏像四川或云南地域那种先天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地域的拼合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文化上的拼合。因此，黔中文化实际上就是由湖湘文化、粤文化，滇文化、巴蜀文化拼合而成，是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化，因此亦是一种开放型的文化。^[16]

第三，黔中地理环境的开放性特点，又体现在它于西南政治军事版图上的“通道”位置。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经营西南边疆时，黔中作为一个重要军事基地的战略地位逐渐显现，因此而成为中央政府经营西南的军事重镇和要冲之地，是内地通往云南的必经之道，亦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必经之道，所以四川、湖广、云南的驿道都通过这里。国际国内战略“通道”地位的确立，亦使其地域区位呈现出明显的开放性特点。

地理环境和地域区位上的开放性特征，导致其地域文化上的开放性特点。黔中地域文化的开放性特点，直接影响就是导致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强大，缺乏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致使本土内在发展动力的弱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地理上的开放性所导致的文化上的开放性，正是其创造活力和创新精神之命脉所在。一般而言，开放就意味着对异域文化的兼容并包，吸纳异域文化之新生命以激活本土文化的创新活力。有异域文化的冲击，才能激活本土文化的创造力。所以，开放必然激发创新，魏晋玄学、宋代理学、“五四”新学的产生，皆是如此。封闭就意味着拒绝，拒绝吸纳异域文化，本土文化缺乏外来文化的冲击，缺乏异域文化的激发，必然渐趋保守，乃至死亡。甚至过度的文化认同亦有它的负面价值，因为文化认同必然导致文化流行病的盛行，即如戴伟华讨论唐代文学时所说，“文化认同造成了个性的失落而产生诗风的平庸与内容的单一”。^[17]所以，文化认同的过度发展必然导致封闭与保守，必然制约创造活力和束缚创新精神。黔中地理和文化上的开放性特征，黔人本土文化认同感的弱化，正是其创造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根源所在。

黔中地理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立体性。在这里，“跬步皆山”，“苍山如海”，山高谷深，河网密布，溪流纵横，百里之内，此燠彼凉，天气多变，乍寒乍暖，植被茂密，种类繁多，在地形、气候、植被等方面皆呈现出立体化特征。正如张晓松所说：“贵州山地区域的总特点是‘立体多样，纵横分割’，这样的立体垂直多样的地形地貌又为贵州带来了立体垂直多样的气候及物产格局。立体的地形、立体的气候与立体的物产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圈，是贵州文化形成的极为重要的基础。”^[18]

地理环境上的立体化特征，导致其气候、物产上的立体化特征，亦使其风俗和文化呈现出立体化特点。“十里不同天”带来的是“十里不同俗”；山高谷深的阻隔，使其文化风貌亦迥然不同，呈现出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特点。地理环境和风俗文化上的立体性，使黔人长期以来生活在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中，蕴涵在丰富多彩的风俗文化氛围中，从而培养起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一般地说，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动力源泉。想象力的大小与创造力的强弱成正比例关系，想象力丰富的人，其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亦相应地比较发达。想象力实际上就是一种超越现实羁绊和世俗束缚的能力。现实的往往是合理的，世俗的常常是获得普遍认同或约定俗成的，因而常常是保守的或封闭的，所以往往成为创新的羁绊和新变的束缚。想象力的突出表现就是突破这种羁绊和束缚，就是要超越这种合理的现实和世俗的约定。想象力对现实世界和世俗观念具有破坏性，这种破坏性，实际上就是创新精神；想象力就是对现实世界或世俗观念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就是创造能力。所以，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动力源泉。

那末，想象力又是如何被培育或激发出来的呢？笔者认为，想象力的大小，除了与个人本身的质性特征有关外，还与其生存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有关。想象力需要新与变的刺激，因新而变，因变而新，如此才能超越现实世界和突破世俗观念。所以，新奇的、变化多端的、丰富多彩的环境，最能激发人的想象力；单调的、陈旧的、不变的环境，往往会制约人的想象力。比如，与中原文士相比，江南才子的想象力就比较

发达，因为江南地区的佳山秀水，变化多端，新奇秀丽，故能激发江南才子的浪漫精神、想象能力和创新意识。中原地区，平原旷野，一望无际，单调乏味，缺乏引人遐思的触媒，故中原文士的想象力和浪漫精神皆不及江南才子。黔中地区具有立体的地形、立体的气候、立体的物产，乃至有立体的风俗、立体的文化，其立体性就是丰富性和复杂性，就是新与变，所以最能刺激人的想象力，故而最能培育人的创造能力和新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