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特征与人物性格
如前所述，黔中地理，塞天皆石，无地不坡，怪石累累，层峦叠嶂，山高谷深，溪流纵横，用田雯《黔书》的话说，就是“山皆石则岩洞玲珑，水多潜故井泉勃萃”。[84]这种地理特征，与繁华都会之地固然无法相比，与广博坦荡之中原相比，亦迥然不同。虽然文化地理学者常常将黔中归入荆楚，归置入长江流域。但是，黔中之佳山秀水与荆楚同，而其险山激水则为荆楚所不具，此为位于高原之黔中与处于平原之荆楚在地理特征上的显著区别。位于高原之黔中与西北塞漠之地理，同有雄奇险峻之美，但塞漠之苍凉悲壮则为黔中所无，黔中之清秀隽朗又为塞漠所不具。概括地说，黔中地理之特征，多山多水，山高谷深，实兼具荆楚之清秀隽朗与塞漠之雄奇险峻于一体，是典型的“大山地理”。
自然山水对人物性格之形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像“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且含有歧视之意，不易为人接受，但是，应当承认，“刁民”之“刁”，与其生活的“穷山恶水”确有相当密切之关系。生活在穷山恶水之间，还是生活在青山绿水之间，其人之心理和性格，肯定是很不一样的。或者说，生活在“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下的守边将士，与生活在“绿树村边合，青山廓外斜”之村庄中的村民，其心态肯定不一样，其性情亦一定有区别。一般说来，水有缠绵、柔弱、清洁之特点，故水边之人受水性之浸润，常有细腻、巧慧、清雅之性情。山有伟岸、高昂、厚重的特征，故山中之人受山性之陶染，常有刚强、坚忍、朴直之性情。孔子所谓“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说的亦是这个意思。故宋人庄绰说：“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85]亦如《嘉靖浙江通志》说：“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陵县志·序》亦说：“平原故址，其地无高山危峦，其野少荆棘丛杂，马颊高津，径流直下，无委蛇旁分之势，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机智不生。”刘禹锡《送周鲁儒序》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刘师培《南北诸子学不同论》亦说：“山国之地，地土
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86]又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87]讨论山水与人之性格的关系，从全国的视角加以分析，言之成理者，是明末李淦《燕翼篇·气性》其云：
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一道，谓之西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西南多水多陆，人性精巧，气柔脆，与瑶侗苗蛮黎疍等类杂处，其俗尚鬼，好斗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诡谲而善变。[88]
北方“多陆少水”，故北方人质直强壮，有阳刚之美，有山之伟岸而乏水之灵气；东南“多水少陆”，故东南人有阴柔之美，有水之灵气而乏山之伟岸。西南则是“多水多陆”，故西南人既有山之伟岸，亦有水之灵气，是阳刚与阴柔的有机结合。李氏之言，大体符合实际。
（二）山国黔中与黔人质直傲岸性格
山国之人，或“重厚朴鲁”，或“刚劲而邻于亢”，或如戴震描述自己的家乡时所说：“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89]黔中山高谷深，尤其多山，故有“尺寸皆山”、“跬步皆山”、“苍山如海”之描述，是典型的“山国”，其文化亦常被学者命名为“山地文化”。黔人生长于大山之中，“得山之气”，亦有很明显的朴鲁、刚劲、质重的特点。
评说黔人性格最深切著明者，当推黔人陈法的《黔论》，其云：
吾以为黔人有五病，而居黔有八便。何谓五病？曰陋，曰隘，曰傲，曰暗，曰呆。闻见不广，陋也；局量褊狭，隘也；任性使气，傲也；不通世务，暗也；不合时宜，呆也。陋者宜文之，隘者宜扩之，傲者宜抑之，暗者宜通之。而惟呆则宜保之，不可易以巧滑也。……若夫呆者，朴实而不知变诈，谨饬而不敢诡随。此黔人之本色天真之可保守而不失。由其生长溪山穷谷之中，无繁华靡丽之习可以乱其性，故其愿易足；无交游声气之广以滑其智，故其介不移。去四病而呆不可胜用矣。此黔人之宜守其所长而勉其所不足者也。
其实，陈法所谓黔人之“五病”，皆与黔中山高谷深的地理特征密切相关。“闻见不广”是因为山高谷深而导致交通不便，对外界知之甚少，故曰“陋”。“局量褊狭”是因为“开门见山”、“无地不坡”而导致视野狭窄，心胸褊狭，故曰“隘”。“不通世务”亦是因为山高谷深，交通不便，见闻不广，故曰“暗”；“不合时宜”还是因为久处大山之中养成孤傲性格，不与世事变通，故曰“呆”。而其“呆”，与戴震所谓“得山之气”之人的“质重矜气节”，正相接近。
笔者认为，黔人性格的优点和缺点，皆与黔中山国的地理特征密切相关。故前人评说黔人性格，多从山国地理着眼，强调其淳朴质实、刚直不阿的特点。如范承勋《康熙贵州通志序》说：“黔虽天末遐荒，计其财赋，不足以当中州一大郡。然其风土之淳朴，民俗之近古，犹有足多者焉。”[90]卫既济《康熙贵州通志序》说：“贵州风犹近古，务质朴，耻夸诈，虽有硕德懿行，恒隐而不扬。”[91]蓝鼎元《贵州全省总论》说黔中“其民庶朴有古风，士大夫亦质直而知廉节”。[92]爱必达《黔南识略》亦说黔中“介楚之区，其民夸；介蜀之区，其民果；介滇之区，其民鲁；介粤之区，其民蒙。大率皆质野而少文，纤啬而重利”。[93]李还素《卢山司黑神庙记》说：“黔，山国也，民生不见外事，俗虽侈，犹存三代遗风。”[94]陈矩在为黔人犹法贤《黔史》所作序中说：“黔处万山中，其人率厚重质实，执坚忍以自表见者，所在多有，独见闻较狭，无以朴学称者。”[95]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说滇黔之地，“其民之稍优秀者，大率流宦迁贾，来自他乡，至其原民，则犹有羲皇以上之遗风也”。[96]所谓“三代遗风”或“羲皇以上之遗风”，亦就是淳朴质实的民风。
黔人性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傲岸质直。或如张晓松所说：“贵州人性格倔强，就像大山里的岩石，诚实梗直，粗犷豪迈，朴质无华，说话单刀直入，不大圆融善谋。”[97]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多山多石的地理特征有必然的联系。故陈灿《江西布政使刘公家传》说：“《黔书》云：天下之山聚于黔，其山之磊落峭拔，雄直清刚之气，一钟为巨人。近世如平远丁文诚，贵阳石侍郎，镇远谭中丞，遵义唐中丞，类皆以刚直著。”[98]“平远丁文诚”，即平远（今织金）人丁宝桢，咸丰三年（1853）进士，官至山东巡抚、四川总督，谥文诚，追赠太子太保，论杀太监安德海，被曾国藩目为“豪杰士”，《清史稿》有传。“贵阳石侍郎”，即贵阳人石赞清，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官至天津知府，值英法联军入侵，赞清坚守衙门，被劫持后，绝食抗议，凛然不屈，为敌所敬重，礼送还衙，忠勇之声闻于海内。“镇远谭中丞”，即镇远人谭均培，同治元年（1862）进士，官至云南巡抚，兼云贵总督，以刚直称，所至皆有善政，为民众所景仰，《清史稿》有传。“遵义唐中丞”，即遵义人唐炯，道光己酉（1849）举人，官至云南巡抚，史称其人“性刚恪，遇事持大体，不直者，虽贵亦皆责之，以此生平多妒媢之者”。[99]
黔中士子多半以傲岸质直著称。如潘淳，《黔风鸣盛录》说他“负气节，不能随时”。吴直《橡林诗集序》说他“胸中傲然不可一世之志，而独为诗以自娱”。《贵阳府志》说他“与人谈论，常有不可一世之意，卒以此为人所中伤”。田榕《橡林诗集序》说他“负不羁之才，常有不可一世之意。……旷怀自若，芥视一切”。又如何德新，“少豪侠不羁，尚气节，喜兵法，……性疏淡，无少留滞，又疾恶如仇，落落不随流俗，未尝有意轻人，而人每以此少之”。[100]还有李如琳，“性廉敏疏落，不屑屑与时为变通”。[101]
黔中士子在仕途上，为人骨鲠正直，多为敢言之士。如詹英，参奏王骥，名倾一时，“诣阙自陈，朝臣争识其面”。[102]如王炯，官南部知县，迁兴化同知，孙应鳌称之曰：“阐斋（王炯字）清高正直，方劲廉切，负人世卓绝之行，含宇宙太冲之气，世俗不撄其心，万物不扰其虑，可以想见其为人也。”[103]如徐节，官右副都御史，“以刚直忤刘瑾”，[104]他在《简李美中索其疏草》诗中说：“才听人人说，南州有硬黄。至今闻铁李，喜复在吾乡（原注：平越黄用章先生，守正不阿，时有‘硬黄’之目。美中敢言，复有‘铁李’之称）。义命君能澈，升沉我亦忘。不须焚谏草，留取式维桑。”[105]用章，黄绂字，《明史》有传，其为人“廉峻刚正，遇事飚发，义所在必行其志，即重忤权贵不恤，为郎中，即有‘硬黄’之目”。[106]如李时华，官至监察御史，史称“华性峭直，好论时事”，“平生忠鲠，弹劾不避权贵，奸邪震慑，故天下知与不知，无不钦其风采”。[107]如徐卿伯，官监察御史，史称其人“刚直敢言，多所论建”，“朝臣以其好言，多弗便，乃外用”。[108]如包祚永，“性明悫，遇事敢言，故朝廷咸重之”。[109]如花杰，“官御史日，与蜀人胡大成皆号为敢言之士”，[110]直言敢谏，不畏权势，参倒不少权臣，人称“花老虎”或“殿上虎”。如侯位，“性刚毅，不畏强御，一切以法应之，得强项声”。[111]如陆洙，以《感时》诗“讽珰刘瑾，瑾怒，中伤之，击折其齿”。[112]如田秋，“在谏垣最有声”。[113]如王木，曾为御史，“多所弹，……以鲠直为时所抑，遂拂衣归”。[114]如刘子章，“为人骨鲠正直，不避权要，每遇议，义所不可，辄力争之，争之必求直而后已，其天性然也。……严操守，不肯承望上官风旨”。[115]如赵侃，其“当言路，挺直不阿，举弹无所避，权倖畏惮，风裁凛然，望犹在草亭上”。[116]如越英，其为人“方直不为势力所挠”。[117]如陈尚象“在言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声震朝野”，邹忠介《陈心易给谏疏草序》称“其气直，其心赤，洵可传也”。其在志局，土酋安国亨夜持千金欲有所关说，厉色麾之。一意摅胸中所欲吐，如喉中有物，必尽乃止。[118]如杨师孔“性孤峻，丰裁整肃”。[119]如潘润民，其为人“端悫直谅，无机械，无城府，孝友出于天性，……与人交，至诚无伪，频笑不轻，初见以为凛凛难亲，久而知其坦然温然也”。[120]如周起渭，其“为人易直，不立崖岸，与人交有始终”，[121]故查慎行《送周桐野前辈督学顺天》诗云：“先生人中龙，天与君子性。平时颇跌宕，临事乃刚正。……公貌愈廉冲，公怀直且劲。和光得人爱，严气生我敬。”[122]
“大山地理”涵孕了黔人傲岸质直的性格，黔人陈夔龙对此有切身感受，他在《含光石室诗草序》中说：“吾黔僻处万山中，去上京绝险远，风气号为陋啬，士生其间，率皆质直沉静，不屑屑走声逐影，务以艺鸣于绮靡浮嚣之世。”[123]黔中文人尤其如此，如吴中蕃《癸丑正三日走谢曹澹余中丞未及见而归作此自咎》诗云：
破衾高卧万山雪，忽致新吟诗数帙。
若论时情固所难，循分亦应躬走谒。
及到辕门忽一思，我年亦已过半百。
鞠躬后进行辈中，尚复何求甘磬折。
忽呼篮辇舁余旋，怀刺一任空漫灭。
入门老母问城事，半响低头说不得。
园中羞见砌傍梅，开遍南枝又到北。
如此清光如此香，胡为竟使终朝隔。
移花床下意茫茫，没尽残阳犹面热。[124]
曹澹余，名申吉，时任贵州巡抚，因闻中蕃名而寄诗慰问。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寄诗慰问，于常人而言乃何等荣幸之事。吴中蕃亦觉得“循分亦应躬走谒”，登门拜访，以致谢忱。从隐居之地至省城约二十里路程，诗人一路奔波，“及到辕门”却“忽呼篮辇舁余旋”，原因是不愿以“半百”之身“鞠躬”、“磬折”于“后进行辈中”。既去又回，于老母之追问，“半响低头说不得”，甚至还“园中羞见砌傍梅”，“没尽残阳犹面热”。其质直傲岸之性格，在此矛盾之心情和尴尬的行动中，生动再现。又如郑珍《无事到郡游三日二首》（其一）云：
入城耻人见，入店愁主恼。朝饭熟未兴，夜灯续还晓。
默默但游寝，与语殊不了。客似无一识，来者尽头掉。
劝客衣而冠，何家不堪造。渠厅多贵人，无我未为少。
我亦未用彼，敬事不相嬲。[125]
家中无事，到郡闲游，本为快事。可是，诗人到了郡城，一是“耻人见”，二是“愁主恼”。因为性情沉静，性格质直，来到郡城后，“默默但游寝”，幽居于客舍中读书，以致“朝饭熟未兴，夜灯续还晓”，何尝有闲游交际之乐。对于店主的劝告，亦是“敬事不相嬲”。其矛盾之心情和尴尬的举动，与吴中蕃近似。黔中文人“不屑屑走声逐影”之性情，于此可见一斑。
“僻处万山”培育了黔人质直沉静、傲岸正直的性格，故学者论及黔人性格与文学之与众不同处时，皆不约而同地强调黔人之“生长边隅”。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君采（谢三秀）诗甚清稳，由其生于天末，习染全无，此黔人之轶伦超群者。”[126]曾国藩称：“莼斋（黎庶昌）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127]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说：“起渭生长边方，诗颇清稳，故自可贵。”[12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僻处万山”的生存环境不仅培育了黔人傲岸质直的性格，亦涵育出黔人安足凝滞之心态。历史上的黔中是所谓的“溪峒”地区，“僻处万山”的黔中大地散布着大大小小约2000余个坝子，这些山环水绕、自成一体的坝子，被称为“溪峒”。“溪峒”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由于交通不便，彼此之间很少往来，人们重土少迁，人口流动性不大，是典型的“小国寡民”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中，培育出黔人安足凝滞的心态。张晓松指出：
在贵州，由于山地的封闭与生存条件的不甚丰富，使人往往处于“有而不足”的生存环境之下，但山里的人善于调适自己的心态，满足于这种宁静自在的生活，把欲望和要求压缩到最低限度，而很少产生危机感、压力感和紧迫感，却始终保持着安足不争的、桃花源式的心理。这样一种达观自在的人生态度，使他们常能镇定自若、游刃有余地对付各种不可预料的天灾人祸。[129]
这种安足凝滞的心态，与傲岸质直的性格，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立矛盾的，可实际上它们却统一在黔人的身上。我们阅读黔中士子的传记，可以发现，他们家居闲处时，更多表现出安足凝滞的一面，大多数人纵情山水，怡情自然，闲适恬淡；而在面临大是大非的问题时，或者在仕途上，则多半以傲岸质直著称。笔者认为，这种双重性格，是在“大山地理”背景上形成的，故亦可称之为“大山性格”。或者说，“大山性格”就当具有这两方面的特点。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理解黔中文学风格在坚强刚健一面之外还有平淡清稳一面的主要原因，亦是导致黔中文人普遍推崇陶渊明其人其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僻处万山”中的“大山之子”在“大山地理”之涵孕下形成了所谓的“大山性格”。大山与黔人、黔中文化、黔中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黔中的文化特征和黔人的文化心态，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大山决定的。诚如石培华所说：“雄奇险峻的山水，造就了贵州人具有千山万壑的气魄；秀丽的风景和湿润的气候，孕育了贵州人的灵气和聪慧；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落后的经济，则磨砺了贵州人的坚韧；复杂多变的地形和气候，众多的民族，造就了贵州人的思辨能力。”[130]这种蕴含着山之气、山之骨而形成的坚忍不拔、质直傲岸的“大山性格”，是黔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比如，贵州织金人朱厚泽，曾任贵州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他在1987年参观乐山大佛时，得知此大佛是黔中海通法师不避艰险、矢志不移、挖目集资修建而成时，感慨道：“贵州多山，大山有大山的风骨；山多钙多，贵州人应该不缺钙。”贵州人不缺钙，贵州人具有坚忍不拔、质直傲岸的坚强之气，而这正是在“大山的风骨”中涵孕而成的精神。1991年1月他写信给寓居在上海的黔籍诗人黎焕颐，题名为“山之骨”，并在信笺的页眉上自注说：“接南国友人书云：遥望京华，冰雪凌寒，念也何似！世俗缺钙，而贵州多山，山，钙之骨也，应为吾辈所珍。……故有此复，戏题为‘山之骨’。”[131]另外，林同济1941年5月途经贵州，写下了《千山万岭我归来》一文，对“山地文明”或“大山精神”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评价，其云：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中国文明，一向是在平原上发展，偏重于利用平原，对“山地”的价值，始终不了解。我们这次经过了一千公里的山地，尽是牛山濯濯，不见一座森林。我心中起过怪感：一个民族，数千年来，对一切崇高的天然遗产——山——不断地摧残、剥削、蔑视，终不会有好报的。山地弄得全部濯濯之日，就是我们民族富力扫地，精神扫地之日！现在局面，已经迫着我们这个“平原为基”的民族，来到“山地”上寻求复兴的柱石。我们必须要认识山地，爱护山地，发挥山地的威力——养林，开矿，牧畜，果艺，……换言之，创造“山地文明”以补我们数千年“平原文明”的不足。即进而就民族精神方面说，“平原型”的精神，博大有余，崇高不逮。我们这个平易中庸的民族，所急急需要的，也许正是一股崇高奇险的“山地型”的气魄。[132]
林同济的言论是有感而发。在他看来，中华数千年来的文明是“平原文明”，其特征是“博大有余，崇高不逮”。而“山地文明”是一种崇高的文明，拥有“崇高奇险的山地型的气魄”。这种崇高的气魄，就是朱厚泽所说的“山之骨”、“山之钙”，亦是我们所说的以坚忍不拔、傲然质直为内涵的“大山性格”。延续数千年的“平原文明”养成的平易中庸性格之中国人，需要的正是这种“山地文明”的崇高气魄。因此，忽视山地文明，摧残山地遗产，就是忽视和摧残崇高文明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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