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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民主的困境

时间:2022-03-2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正义是民主的理由与前提。民主的前提是人人享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理解不保证接受,这是对话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对话民主在现实生活中的全面展开还有待实现。如果不能解决“接受”问题,哈贝马斯方案至多相当于程序公正,而不可能达到实质公正,也就无法解决实质性问题。
“对话”民主的困境_生活政治之隐忧_行动的自我与身体:吉登斯“生活政治”研究

不同意见只能通过公开对话、讨论和辩论去争取共识,并且,“对话和辩论必须遵循理性所能理解和所能确认的规范”[118]。但是,对话民主是一种自身完整的政治制度吗?它的政治正当性又何在?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诺伯托·鲍比欧(Norberto Bobbio)指出,“对话民主过度要求民主的制度——把正式的政治扩展到许多生活领域,实际上成了不民主。”[119]在现实面前,它面临着诸多困顿。尽管对话是人们共同的愿望,可是如果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的话,对话之路却总是坎坷不平、困难重重、步履维艰。问题在于对话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既是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又是文化冲突的一个表现方式甚至是制造更多文化冲突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对话即冲突。于是,对话本身就是对话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对话问题的困难在哪里?这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在一个知识共同体内部进行对话,远远有别于不同知识共同体之间的对话。这种区别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反思。[120]我们来一一列出它所面对的困难。

在全球化时代里,团结不是简单地通过向“世界主义民主”靠拢就能解决的,何况世界主义民主不过是一个乌托邦而已。核心问题是,在缺乏一种政治上强烈的世界主义意识,也没有相应的全球市民社会和公共意见机构的情况下,能否发展出一种世界民主的团结意识?

一切对于公共事务及其相关利益的判决,其是非善恶的标准究竟应如何确定?其决断程序和过程是否合理?当涉及公共事务时,其讨论过程势必充满着争议,自然会存在各种不同标准、意见和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建构符合公众利益、具有公正性、并获得公众统一拥护的‘判决’机构”[121]。对话民主如果没有这种标准,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全球化’和‘传播民主’只会成为西方国家干预他国政治的‘理由’,而打击‘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维护世界新秩序,则成为他们派兵入侵他国领土的口实”[122]。我们应看到对话民主在理解和处理不同文化—政治间事务和问题上的思想意义。面对着冲破一切国境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全球化,很多人期待着另一个政治的回归:不是在霍布斯最初设想的那种全球化的治安国家——即在警察、情报机关和军队的层面上,而是一个全世界、推动着文明化进程的建设性政治。不管假设的全球控制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它都不会是现代史上最初两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的简单翻版。这种民主制度是为民族—国家设计出来的,因而,它适合最大的、无所不包的“社会整体”,但是,它极其不适合扩展到全球范围内。我们一定要注意,“新生的民族—国家并不是扩大了的社区机构”[123]

对话真的能解决暴力吗?多元主义者认为,认定冲突最终有可能获得解决的信念是危险的,“即便把这种解决想象为向自由的非强制的交往这样一种调节性的理想的一个渐进过程(例如哈贝马斯)——而不是给民主的规划提供必要的界域——也是如此。”[124]在他们看来,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中,不可能再有一种实质性的统一体,而且必须把分化认定为构成性的,它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权力、法律和知识面临着根本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已变成失控的冒险舞台的社会”[125]。暴力是现有的政治理论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荡冲突和众多利益的矛盾斗争,一旦缺少这些,它就会轻易地被不可谈判的道德价值与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之间的敌对状况所取代。在个人生活领域,对话民主可以实现通过对话而不是既有的权力来组织这些关系的结果。政治的权利斗争性质是政治本身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因为正如我们反复强调指出的,政治旨在协调社会的各种势力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可以为社会各个阶层所共识和接受的稳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永远面对着社会各种势力之间的竞争,而且政治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各种势力进行实际斗争的一个产物。所以,无论从政治的起源、建构过程及其结果而言,它都只能是权力斗争的组织机构和产物。

民主的首要条件应该是社会正义。正义是民主的理由与前提。因为要正义,才需要民主。民主的前提是人人享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理念则是社会正义,离开社会正义和公正来谈民主,还有什么意义?而且,马利坦说:“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政治生活的道德理性的基础上,只有通过民主制度,才有希望使政治实现某种道德理性化的过程。”[126]在讨论的过程中,比较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倾向,即正确地认识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于达到行为的合法性、正义性与道德性的统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人类整体,我们并非命中注定要遭受难以弥补的零散化,也不会被禁锢在韦伯所设想的铁笼中。但是,对话民主缺乏规范,缺乏阿伦特所提倡的能让不同的人拥有可以自由讨论的公共空间,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和谐共同体?

最后,是对话先于理解,还是理解先于对话?借助对话而使双方的思想被质问与讨论,然后共同创造出来的新观念才是理解。理解不是单方面的知识,也不仅是双方互相的知识,而是合作的作品。对话的怀疑论困惑是:人们将把对话永远继续下去,因为对话永远不能解决问题。理解不保证接受,这是对话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对话民主在现实生活中的全面展开还有待实现。

那么,具有理论基础的协商民主在现实面前是否更有力量呢?赵汀阳遗憾地说:“理想的言说状况是个交往和对话乌托邦,按照哈贝马斯的设想,在其中人们永远真诚地以正确的方式谈论着真实事物。”[127]哈贝马斯虽然看到理性互动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理性的潜力,但他忽视了从互相理解推不出一致同意,因为一致同意的基础是互相接受而不是互相理解。如果不能解决“接受”问题,哈贝马斯方案至多相当于程序公正,而不可能达到实质公正,也就无法解决实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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