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的困境

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类似，都是在代议制民主发展面临困境的时刻而提出。代议制民主无法解决多元社会内部日益加剧的分裂和冲突，无法缓解由于社会资源、信息资源等造成的公共事务参与过程中的不平等。对此，参与式民主提出了加强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参与，强调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责任，强调在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在经济领域中公民的参与，但参与式民主没有具体阐述如何进行参与的过程。协商民主恰好沿着参与式民主的方向，回答了在这些公共领域中如何实施参与的问题，进一步主张通过共同协商、讨论的形式来构造决策过程，以弥补聚合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不足。

不像之前的大多数参与式民主论者那样认为需要重新构造工作场所、家庭、学校、媒体等社会领域，协商民主论者主张不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在社区、政党、团体等内部存在着潜在的协商论坛，尽管一些协商论者认为民主不可能充分协商，协商也不可能扩张到所有的决策领域。协商民主论者相信当代社会协商民主的宪法、制度和协会基础等基本上得到了保障，因此，协商实践只需要在现有的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代议机构内部展开即可。

当一群随机选择的公民坐在一起，针对复杂的技术或伦理问题展开理性的讨论时，协商能够修复人们对人类自治能力的信心。人们希望看到协商民主与宏观政治之间的联系，不仅希望看到公民有机会辩论地方性的事务直至全国性的事务，而且有机会经过广泛的政策辩论后集体地制定全国性的目标。但是，地方性的环境使得他们只能争论一些微小的事情，参与相对有限，这就导致了参与者的动机受挫。由于局限于一些地方性参与，结果就是人们政治效能感的下降。这也是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同样遇到的困境。

协商民主在批评参与式民主时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后者没有考虑到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因而对公民期望太多，躲避权威的行使，并由此主张对社会进行重构。协商民主论者在批评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时候，宣称自己比后者提供了更坚实的、更现实的民主观念而重新激活了民主的理想，但实际上它也未有效地应对社会复杂性的问题。哈贝马斯不得不承认，要想有效解决规制复杂的社会，制度必须变得不那么民主。即便博曼提出了通过推动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协商化来实现人民主权，建立一个更具动态的和二元的政治合作结构，但是在如何建立具体的协商机制上，博曼并没有提供更好的措施，在实践中也缺乏可行性、操作性。^[234]在协商理论中，社会复杂性的功能主要在于限制民主的雄心勃勃。表面上，协商民主理论由于较为温和而显得更富有现实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批评性。

在协商民主理论中，公共协商主要是作为一种集体决策的模式。理想的公共协商必然是以形成共识为结果。显然，在复杂的、多元主义的社会中，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非容易之事，协商民主论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更为根本的是，作为集体选择的结果，集体决策并不仅仅以讨论、谈话为结果。科恩在阐释理想协商时不得不承认，尽管理想协商的目标是理性推动的共识，但是，由于每个成员都是基于其认为政治上正当的、关于社团的正义和共同的善的阐释而提出建议并作出决定，即使在理想状况中，成员通常最终在何为政治的正当方面存在分歧，无法确保达成共识的理由，因此，协商最终还是需要投票，即遵循多数原则的某些形式来结束协商。^[235]亚当·普日沃斯基也指出，协商民主论者试图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协商的结果最终还是要通过投票来实现。^[236]正是投票的结果而非协商的结果赋予了人民治理国家和政府统治的权力。在许多重要的协商民主论者的理论中，投票仍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决定性的部分，协商民主最终不得不回到票决民主。

一些协商民主理论将同意或共识看作是合法性的核心，并坚持同意只能通过限制性的讨论才能达成。但是，这一做法既不现实又不明智。艾丽丝·马丽昂·扬认为，民主过程不应该完全是对抗性的和利己主义利益的竞争过程。她批评建立在精英主义基础上的公共理性以及协商是竞争性的、敌对的观念，主张民主政治应该设想和尽可能地将讨论、辩论和批评的过程制度化，目的是解决集体问题。协商民主存在的问题是，大多数协商民主论者预设了一种基于文化偏见的讨论概念，这将造成某些人或群体的失语或遭到贬低。这种做法将以理解为目的的过程错误地看作是以共识或公共利益为目标。协商民主认为，只要消除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后，就足以确保对话者之间的平等。但是，只有当进一步在文化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抹平后，平等协商才是可能的。然而，在当代多元主义社会中，我们不可能找到足够的共识，文化和社会上的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扬强调在民主交往过程中差异的重要性，认为差异是民主讨论中达成理解的来源。扬不反对协商，但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交往民主的理论，这一模式中包括礼节、修辞和叙事等形式。她认为交往民主的理想要优于协商民主，因为这一民主模式在解决集体问题时，要求一般性原则与多元化的视角、话语风格和表达社会境遇的特殊性的方式相结合，从而对民主协商的过程具有更为丰富的理解。^[237]钱伯斯认为，协商主要不是导向决策，而更多地形成决策之前的舆论观点。通过将协商民主模式中的参与界定为政治讨论而非协商，即使没有达成集体决策，形成观点的讨论也可以发生。这一模式将参与理解为一种寻找交谈的途径。^[238]交往民主理论将民主界定为一种解决冲突和集体问题的实践理性形式，将协商民主集中于沟通、讨论，协商主要不是导向决策，而是为了相互沟通、理解。尽管交往民主理论指出了协商民主在谋求共识方面的非现实性，但这一理论陷入了一个更加尴尬的境地，即更加无法面对集体决策最终如何形成的问题。

协商民主的另一个问题是协商的真实性问题。社会选择理论在研究投票行为时，之所以认为民主不真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在投票过程中存在着策略行为。这种策略行为在协商过程中同样存在。奥斯顿-史密斯在分析协商民主时指出，尽管讨论、谈话可能不会改变其他人的偏好，但却能传递某种信息，从而改变其他人的选择或行为结果。在谈话中，理性的谈话者精心构造自己的言辞以说服倾听者作出某种自己所期望的选择。重要的不是讲话内容本身，而是它传递给倾听者的信息。奥斯顿-史密斯指出，只有当谈话及言论改变了他人关于自身行为如何影响结果的信念时，谈话及言论才具有意义。这样，谈话者就会在听众面前营造一种值得信任的氛围，但实际上却隐藏着欺骗和阴谋。^[239]普日沃斯基也指出，协商将引导他人接受符合人们利益要求的虚假信息，有可能出现协商之后更多人接受错误的观念。^[240]这就意味着，在集体选择中要真实、有效地反映个人的偏好和意愿，采取协商的方法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言论操纵者有可能利用欺骗的语言提供虚假的信息，从而误导人们作出选择。尽管并非所有的协商过程均带有欺骗或虚假的信息，但不可否认，协商过程中的真实性问题的确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协商的成本有时是非常高昂的。

不管如何，从技术的层面讲，协商属于参与的一种具体形式，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具有类似的优点，在协商过程中有助于培养政治平等、团结、互惠、公共性、责任等重要的人类价值，在协商实践中学习、养成这些观念，在自主活动中推动公共善的形成。但是，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一样具有明显的弱点，诸如受制于社会复杂性、规模问题、操作性问题、参与者理性和能力的问题、参与条件的不平等性，以及协商未必带来理想的结果，等等。参与式民主核心要求是实现自我发展，而协商模式则集中关注民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不过，协商民主还是继承、发扬了参与式民主的理想和事业。协商民主理论试图证明，作为一种政治参与形式的协商，协商民主是实现复杂社会中民主理想的关键。在追求更现实的民主理想和更实际的民主活动中，协商民主论者提出了一种批判性不足的民主理论。对于许多人而言，协商理论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一谨慎却有损该理论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