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资本主义的局限

城市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明星。与上一章所描绘的农村地区的政治停滞和实质上的自给自足相比，城市地区是人口迅速变化的场所、国际贸易和生产网络的节点以及精英和阶级变身为历史变迁行动主体的舞台，开创了新的——并挑战了旧有的——政治安排。

12到14世纪，欧洲各地的城市实现了事实上的自治（de facto autonomy），其中有些（尤其在意大利北部）从包围着它们的王国、公国和公爵领地中获得了独立。自治城市和城邦（city-state）通过军事和财政手段维护其自由。城市政府从其居民和通行者身上征收赋税、关税，给他们贷款，从而盘剥城内的产业及通过其领土的贸易活动（尤其在意大利，城市还从治下的农村地区收取贡赋）。由于那些最大的城市财政规模甚至超过了某些欧洲大国，城市就能供养起军队，以对抗并常常压倒由国王和贵族阶层控制的军事力量。较小和较少财富的城市则从其上级领主那里买到了更多但有限度的自由。

正如其取得了地区权力一样，城市也获得了国际权力，城市形成了跨国同盟和联合体。一些城市开始去征服其他城市，渐渐变成庞大城市帝国的首都。那些大城市控制了关键的欧洲商路，进一步增进其公民的财富和其政府的收入。最富裕的那些城市公民贷款给国王和教皇，运用它们对欧洲流动资本主要存量的控制，来向国王们提出（政治）要求，最终还支配了教廷。

自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欧洲还从未有城市中心达到这样的人口和工业水平。虽然生产技术和商业行为中的创新还很少，经济活动总量的增长，以及欧洲与到亚洲、中东贸易网络的重新整合还是让经济行为的某些新特质逐渐显露出来。

在黑死病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秩序逐渐在欧洲兴起。在15世纪，随着城市地区开始在人口和经济方面恢复元气，城市看来在欧洲大陆的西半部分稳步走向霸权。在这个逐渐成形的社会体系下，城市正变为欧洲农村地区的剥削者。虽然贵族阶层（aristocrats）依然是农民产出财富的直接剥削者，但贵族（nobles）和国王却又反过来将他们的大部分财富交给了城市企业家们——他们通过高利贷、定价过高的制成品以及某些时候的军事镇压（来使贵族们屈服）。意大利人（特别是后来的美第奇家族）控制了实力不断增强的教会，使得西欧各地教会的什一税和土地岁入都汇聚到意大利，尤其是罗马和佛罗伦萨。

因此，一种新的政治体系的轮廓——此前不相邻接的领土此时在一个单一城市或城市联盟支配下联结起来——在欧洲大陆的某些部分变得逐渐清晰起来。通过少数大城市，落后的欧洲与亚洲和中东更发达的区域连接起来。借助支配跨洲贸易的这种联系、军事力量和资本，获得技术创新、产品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财富的机会都掌握在了那些城市手里。

城市欧洲不断发展的霸权到16世纪终告丧失。大多数城市被迫放弃其独立或丧失其大部分自主权。意大利的大城市对商路、教廷、甚至许多意大利疆土的控制权都输给了新兴、强大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在16世纪其军队力量和税收能力已经极大地压倒了城邦。在那个世纪，甚至工业也开始迁出城市，由此变成乡村“早期工业”（proto-industry）崛起的时代。在16世纪，意大利城邦的人口或停滞不前或趋于衰退，虽然欧洲整体的人口及其城市人口已显著增长。有史以来第一次，民族国家的首都在欧洲取代城邦成为人口最稠密的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