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社会史”(The history of society)，顾名思义，很容易认为是研究社会的历史。很多人就此出发认为社会史是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等领域之外的内容。实际上，社会史只是一种研究范式。只不过这种范式更为全面和科学。
与众多华社的研究论著相比，《武吉巴西》的历史感极强。辩证法有一个重要的论点：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自然19世纪以来的马来华社不可能一成不变，也是充满着变化和发展。如何在研究叙述中把这些变化细致地描绘出来，就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大重任。《武吉巴西》首先追溯福建永春人和福建人海外迁徙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交代了武吉巴西的历史根源，紧接着对武吉巴西华人早期聚落和社群构成做了阐述，而后阐述作为武吉巴西重要的华社组织——永德公塚。将武吉巴西地方历史的线索勾勒得非常清晰，前后连贯，叙述流畅。之所以该书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作者贯彻了“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尽管并未做到尽善尽美，但有意识的使用就已经成为其学术价值的有力保障。
就欧美史学界而言，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兴起是社会史研究产生的重要标志。众所周知，马克·布洛赫等人倡导“综合历史”及“总体历史”，所强调的就是反对史学研究的片段性和碎片化，尤其是反对学者在各个狭窄领域内自我陶醉。其中年鉴学派第二代重量级人物布罗代尔在其名著《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著作中极力主张长时段的长波(Long wave)研究，即日常生活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尤为振聋发聩。而在20世纪初期开始出现，五六十年代空前发展的新史学(New history)，一反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合作，强调史学家对史料的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功能等。1975年出版的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Montaillou)，[5]更是一部震惊西方史坛的微观史学(Microhistoire)大作。书中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在教会遗存的拉丁文档案基础上，研究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区中一个叫蒙塔尤的小村庄的社会文化史。该书既重视对村庄的社会结构与管理、经济活动、文化网络等结构性的考察，也重视结构中的个人，尤其是对一个牧羊人皮埃尔·莫里内心精神世界的挖掘令人惊叹。这就是年鉴学派所提倡的总体史观与社会史观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也是历史学本位下，借用其他学科方法的优秀代表。[6]
选取中国的华南和华北作为典型地域，各有两部著作可以作为社会史研究范式的代表。华南以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David Faure)教授的Emperor and Ancestor：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最为知名。[7]这部书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朝廷的法典条文、民间的礼仪习俗，两者如何交织在一起，指导着“华南”这个有意识的、历时数百年的地域建构进程?也就是说作者同时关注“国家”与“地方”，国家制度在华南地区的实施过程中，如何与地方经验发生互动而产生变异，最后构成了中国大一统下的华南。由此回答了在南宋以降漫长的数百年之内，华南地区是如何由蛮夷之地变为神州之境。华北则以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赵世瑜之《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8]为典范。这本书是作者的论文集。这里的所谓“小历史”，就是那些“局部的”历史，比如个人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也是那些“常态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这里的所谓大历史，就是那些全局性的历史，比如改朝换代的历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等等。以往我们的传统史学对大历史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但问题出在人们用某种绝对化的、单一化的宏大叙事模式去研究这些问题，抽去了这个“大历史”的生活基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生活基础还给“大历史”，这个生活基础就是我们所谓的“小历史”。
最近笔者发现北京大学吴小安教授曾以槟城庄氏家族商业史为切入点，指出庄氏商业史一方面表现了东亚与东南亚地区间大规模劳工移民贸易流动，另一方面表现了东南亚地区内社会经济大变动和贸易劳工流动，这是一张跨地区、跨边境、跨族群的商业网络，它的形成是19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引发的结构性变化的产物。虽然他的研究并未举起“区域社会史”的大旗，但却与该范式的研究精神不谋而合。[9]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汉学研究，抑或是大马华社历史的研究，在社会史重视“国家”和“地方”，或是“大历史”与“小历史”的框架指引下进行的，都不外乎是年鉴学派以来所主张的总体历史观和微观研究的结合。只是这种要求，在很多时候被忽视。这种研究范式在本土大马华社历史研究中还较少见到，希望将来可以见到更多使用这一范式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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